■ 刘潇滨

（作者单位：山西传媒学院思政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向基层实践延伸的运行维度,解答了“怎么做”的问题。

一、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向基层延伸的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向基层实践延伸,方式大致可以分为自发和自觉两类。自发方式是以被动的方式实现大众的认可，具体为通过指令、强制实现理论和大众的统一；自觉方式是通过科学的基层组织和制度保证，使理论和大众建立互动关系，在实践互动中理论自觉地被大众所掌握，转变为一种自觉力量；又在实践互动中凝聚大众的智慧发展理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基层党组织是理论和大众交互的主要界面，其真正的存在方式是运行，它不仅是理论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同时还需要担当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大众化的任务，打造自身的存在价值。

当代社会处在信息时代，人们似乎只有物质层面的满足更能获得他们受尊重和被承认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效益层面。要强化党的建设，必须把党组织与党员“互动”、党组织与非党群众“互动”、党员与非党群众“互动”作为主体，让“互动”成为常态，具体为：

第一，通过互动型基层党组织，实现社会调查,集中民意。把党的基层组织变成党的民主实践机构，把组织生活变成民意调查活动，走群众路线。

调查是我党的基本功，调查有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它的优点是与中心工作结合紧密，缺点是纵深度难以保证，往往走向“被调查”。另一类是自下而上，并且可以常态化为日常工作。具体含义是，调查作为组织生活的功课，向大众，包括普通党员、全体干部、非党群众，调查本部门、本单位和全社会民众的诉求，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本着一切为了群众的意愿，完成从群众中来。信息是现代社会和国家治理的生命线，如果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把调查作为基本内容，就可以及时发现社会问题、极端社会思潮、法律和制度漏洞，不忘一切依靠群众的初衷，使其没有蔓延的机会，完成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制度漏洞，如果我们把报告制度漏洞作为广大群众、党员、干部的主要职责之一，腐败在一段时间就不会愈演愈烈。调查不是闲聊天，调查结果必须形成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组织成员审核确认其真实性。由此，将党规党纪的约束和监督固守在基层党组织，并且通过基层党组织与大众互动，接地气、知民意。

第二，通过互动型基层党组织，群策群力,开发民智。把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变成群策群力平台，作为贯彻各级党组织要求和单位决策的引擎，作为广大党员、人民大众政治权益的维护者。

我们党历来讲群众路线，讲群策群力，但是群众路线、群策群力需要组织和制度保障，最好保障就是互动型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各级党组织和各单位决策机构提出的发展目标和规划需要充分的动力，少数领导可能出现惰性，需要大众和广大党员作为推动力量，让目标和规划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把发展问题作为基本的研究讨论内容，从而为大众和广大党员发挥引擎作用提供制度保障。现实中，不仅群众的权益可能受侵犯，党员的权利也经常受侵害，但是作为个人，他们很难维护自我，因而需要党的基层组织通过组织生活，以集体的形式、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维护大众的政治权益，包括公平公正，等等。列宁说过，“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今天我们要重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无疑也要把群众利益作为抓手。

第三，通过互动型基层党组织，进行问题研究,凝聚民力。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应当把理论学习和理论探究结合起来，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向基层实践延伸的实现形式，为党的理论发展和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发展贡献力量。

二、互动型基层党组织与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大众化的同构关系

1.如何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展从根本上说都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顺应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割据的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顺应了人民对自主权和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当然理论进展在反思中同时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体现出历史（大众化）与逻辑的统一。但是教训又是那么地深刻，历史表明，大众化是有时不自觉。这种不自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大众化局限在理论对群众的掌握，而这只是大众化的基础，甚至是假大众化；二是片面理解“灌输”论，在理论上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大众的关系，灵魂深处存在着对大众的鄙夷。然而历史表明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尊重人民的意志和思想，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巧妙结合起来，承认人民可以被代表，又不可以被“代替”，完全不可以用自己的思想代替大众思想。人民需要权利，更需要权力，也就是思想的权力和实践的权力，前者说到底只是一种请求权，后者是支配权，具有直接性。

我们不能走向另一极端，认为大众化没有自身的条件和限制。一方面不能认为大众没有思想，特别是在当代；另一方面，不能否认党的领导和理论指导。但是，我们又不能停留于一种笼统说法，因而必须对大众化的功能做出合理定位。

2.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大众化的功能

第一，大众为理论提供价值设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这一思想。理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理性和感性有统一性，正如《菜根谭》所云，“情之同处即为性，舍情则性不可见；欲之公处即为理，舍欲则理不可明”，因此，大众的感情对马克思主义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民的立场，但是人民的立场不是脱离人民内在的思想感情，不是理论为人民从外部设置一个立场，相反，人民的基本思想感情即是理性，当然我们仍然要重视理论自身的科学价值。大众感情的主要理论价值在于它是社会理想的基本根据，包括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和每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理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重要原因是我们更加重视人民的种种“期盼”，把它作为思想理论的基石之一，作为理想信念的内核。

第二，大众为理论提供感性支撑。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实证科学，在其思想体系当中，“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社会实践科学，大众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正是“感觉经验”。我们对感觉经验重要性的认识其实不够，根据康德的批判哲学，实践基础上的感觉经验可以深入事物的本质，故而把知性而非理性作为科学认识的边界，这一认识规律在现象学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从历史教训看，如果党承认大众感觉经验的合法性，建立法治化表达渠道，许多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三，大众是理论预期的检验和评价主体。实践检验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人民的检验对于社会科学是最为重要的。人民检验也是人民评价，要尊重人民评价，关键是原汁原味地将之呈现在理论面前，呈现在作为理论客体的社会面前。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就是把人民大众作为检验和评价全面从严治党理论预期的目标有没有实现、适用不适用时代的要求、应该怎么做或不怎么做的主体。

第四，大众是政策和制度的创造主体。政策和制度的特点是大众相关性，说到底是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要适应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要结合人民的具体社会条件，因此其正确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民的满意程度和参与程度。由于大众化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在邓小平理论中表现得更为深刻、自觉，在当代表现得更加丰富，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成为治国理政理论的关键和核心的内容。“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其中的基本内容,对管党治党理论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体现在：这里所谓的“全面”就是要覆盖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等领域；所谓的“从严”就是用更严格的标准管党治党，对党员干部的标准比对普通老百姓更严格，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党的自身建设理论的深化，是执政党维护人民的利益与人民大众这些利益主体的互动。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实质上都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结果。作为互动的具体化，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群众路线。虽然群众路线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但从互动的角度审视，党和群众在思想上的互动是根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马克思那里，认识和实践已经被理解为在决定论基础上的互动论，可以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互动的主体和内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意见及其实践之间的互动，从而深化了“从群众中来”和“一切依靠群众”的内涵，主要是思想方面的互动，不只是物质方面的互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互动内涵，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等等，作为根本尺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我们党与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却血脉，失去力量。”把与人民大众互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设的核心,向基层延伸的路径。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运行维度上选择构建互动型基层党组织作为现实路径,是信息科技的后果，大数据知识科技的产物，是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当代教育的要求，它符合现代交往理性主体间性（互为主体）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