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柏林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摘自《理论学刊》2018年第1期）

从特拉西第一次将人们观念集合定义为意识形态开始，思想家们便不断对其进行探索与研究。将学术史上以隐喻方式对抽象意识形态予以具体化、形象化和感性化的经典类型进行梳理，是拓展当前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途径。

上层建筑的隐喻——意识形态的时空指向

在社会生活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出现分工，这就使得意识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相脱离，从而使得意识可以被操纵成为一种以全体民众名义指称的虚假的意识。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生活的考察，把握住了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作为一种歪曲的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把握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将意识形态隐喻成上层建筑，这种基础与上层的关系隐喻，不仅是空间直观的感性体现，也应从时间的维度中去理解基础与上层的互动关系，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时空维度的指向。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空间指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边，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并在后来的几篇著作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思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实质上相当于经济基础，并和上层建筑相对应。他谈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情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由此推开，意识观念与物质存在在劳动中发生了分野，在社会中形成了“大厦”这一隐喻的社会结构。马克思通过上层建筑的隐喻，将意识形态予以空间形象化，变成具体可感知，从而人们就可以在社会结构中从直观的空间形式去把握意识形态的位置。通过上层与基础的空间指向，使得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在社会结构中以空间化的形式被形象地予以把握。

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时间指向。以往人们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隐喻更多的是关注其空间指向，关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一空间维度。相对来说，忽视了马克思在论述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这一隐喻的时间维度。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说到，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种只强调空间隐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会走向经济本质主义，将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来源，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被经济本质主义磨灭了，时间向度的隐喻指向也被忽视了。因此，恩格斯在晚年对意识形态独立性和其时间向度的问题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其所镶嵌的观念结构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自身具有历史，但是这种历史是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关的。因此，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历史条件，其意识形态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对传统的继承和选择。意识形态自己的历史，必然是延续不断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和选择。每个意识形态的形成，既有经济因素作为基础，也是由意识形态的材料搭建而成的上层建筑。这样，上层建筑隐喻不仅是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存在，而且因其与观念材料的关系而变得丰富，在充满承继变迁的过程中展示出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性。

社会水泥的隐喻——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这一重要的概念和革命策略。葛兰西赋予了意识形态以崭新的内涵，并浓墨重彩地阐释了意识形态具有社会粘合剂的整合功能。他的论证逻辑是从市民社会出发，进而论证有组织意识形态，最后阐释意识形态整合功能。

首先，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公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葛兰西在这里重构了市民社会内涵，对市民社会的论述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市民社会在葛兰西这儿成为了人们的私领域，一个具有物质载体的意识形态。这种市民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辐射人们的私人领域，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通过赞同、认可来进行的。在上层建筑中分离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为葛兰西进一步论证有组织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提供了基础。第二，市民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主体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社会的粘合剂的职责，是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水泥作用的主体。第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巩固和维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西方社会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予以支撑。市民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战壕与战争遮蔽物，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攻势下依旧维持自身的统治。第四，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只有通过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式，瓦解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的防线，才能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认同。

其次，有组织意识形态的提出。葛兰西将意识形态区分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和随意的意识形态两大类型。随意类型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个人的意识，仅对个人产生作用，甚至不能归于上层建筑。而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就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个人的随意意识表达，而是一定的社会团体甚至是市民社会的共同观念集合。人们通过对有组织意识形态的接受，就使得每个人都获得了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因此，在葛兰西看来，只有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才具有整合的功能，有组织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了“社会水泥”，对社会具有粘合团结的作用。

最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分析。市民社会一旦释放出强大的同意认同力量，就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通过有组织意识形态的凝聚整合作用，将个人意志通过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的场域中进行粘合，从而形成了集体意志。葛兰西发现了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看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富有隐蔽性的意识形态防线和其具有的维系社会稳定、巩固现有政权的功能，并认为社会主义主义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发动知识分子，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人民群众，获得革命推进的民意支持和人心基础。这样，在葛兰西这里，便实现了从列宁的政治优先性到意识形态优先性的转变。意识形态领导权被葛兰西作为获得社会主义政权的方式正式提了出来，成为当今中国讨论意识形态具有极端重要性和意识形态具有凝心聚力功能的重要思想资源。

国家机器的隐喻——意识形态的制度外显

阿尔都塞继承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他通过国家机器的物质性载体来把握住意识形态这一存在，把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予以制度性外显。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是依照生产条件再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出——生产关系再生产——意识形态理论来予以展开的。

首先是生产条件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主要还是物质层面的再生产，是具体的和可感知的。与此不同，劳动力的再生产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再生产。在阿尔都塞看来，劳动力再生产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满足劳动力生活所必须的价值，包括工人的一天所必须的衣食住行的价值和工人进行繁育的价值。然而，劳动力获得再生产还必须要有的一个环节就是教育，这一部分也就是技能培训。学校教育不仅是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规范的教育。这些规范既包括个人角色应该具有的责任担当和道德素养，更包括作为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个人应该具备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规范意识等。在学校中每一个人都被教育成“合格”的公民，而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果。

其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出。阿尔都塞在将国家分为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两部分的同时，又进一步地将国家机器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大类型。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只有一个，它包括政府、军队、警察等，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发挥镇压功能。与之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属于私人领域，具有许多个，包括学校、家庭、工会等等，是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同时，统治阶级也需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才能够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和柔性化解社会矛盾。这样，阿尔都塞通过国家机器的隐喻，将私领域的意识形态制度性外显了，人们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性感知把握到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再生产的关键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怎样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阿尔都塞在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剥削关系，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成了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平民百姓们通过学校的教育，掌握了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和学校灌输给他们的对统治阶级臣服的意识形态。资本家的孩子们则在学校中能够享受到最优秀的教育资源，他们学习的是如何管理他人。不仅如此，整个社会的私领域都充满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真可谓无孔不入。这样，人们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下，很自然地认同或者同意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最后自觉地认同了国家政权。

最后，阿尔都塞还提出了一些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第一，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要说明的是它并不是在否定意识形态的时间指向，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具有永恒性。具体的意识形态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形态。但意识形态一般形式则是永远存在，从而历史在意识形态之外，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虚无，变得没有自己的历史。第二，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产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这句话包含了两个论点：第一个是“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产条件的想象关系”；第二个是“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这种想象性质构成的意识形态取决于他们与生存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想象关系。这就到了第二个论点，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通过嵌入各种实践当中，在意识形态机器内部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另外，将主体观念予以突出，也是因为主体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阿尔都塞就此提出了第三个观点：“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意识形态要借助于主体方能存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路径就是意识形态的询唤和镜像复制。你在询唤的过程中，对这个名字代表的主体——也就是你自己进行了意识形态的确证。而镜像复制，也就是大主体，通过对其镜像复制，将大主体复制给每一个小主体，从而使每一个主体成为大主体的镜像复制，并对其臣服。这样，通过询唤和镜像复制这两大路径便实现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确认和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臣服，从而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主体建构出来成为了现实。

镜像理论的隐喻——意识形态的作用路径

与之前一些思想家们试图阐释意识形态的想象特征并揭示意识形态背后现实存在不同，拉康则试图为意识形态想象正名，并拒斥了试图对意识形态的幻象予以消除的努力。拉康通过镜像的隐喻，重塑了意识形态的虚无性和彻底的想象性。拉康的镜像理论论证逻辑是从主体形成于自我确证出发，进而通过能指与欲望本能的阐述，到最后提出三维世界。

首先，是主体形成与自我的确证。在拉康看来，人的主体形成过程，是对自我的异化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镜子阶段。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当他第一次照镜子时，会将镜子中的那个和他同时行动的形象认作是自己，镜子中的形象成为了主体。这种镜像主体的确立，其实质就是一种异化。把镜像中的形象当作了我，而真实的自我则在这一时刻被放逐了。镜像阶段是镜子阶段主体形成与自我确证的形式，也明确了他者的主体。并且这种镜像的自我认同会随着婴儿不断反复的确认形成自恋认同，从而使得“我”成为自己主体。第二个阶段是符号系统的他者之镜。符号系统的介入，意味着主体形成从想象走向象征。语言符号作为象征意义的存在，人们在语言符号系统中获得了自我的象征确证。人们在交流中会用“我”来指明自己，而“我”作为符号，只有在自己使用时才能够作为主体的确认，其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语言成为了父系的他者，成为了人们主体形成和自我确证的镜像。他一方面通过象征形成主体，另一方面不断地加深主体的异化从而放逐了真正的自我。因此，拉康认为主体的形成是二次异化的结果。在拉康这里，意识形态对主体的确立成为了一个虚假的不可逆的异化过程。

其次，能指与欲望的本能。拉康有两个观点，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拉康进一步论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路径。第一，能指的游戏。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示主体之物”。它与所指相比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是能指产生了所指。只有能指和所指相结合，才能构成真正的意识形态。这种符号的变化，其本质就是一场能指的游戏，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这种意识形态主体的确立是不稳定的，是虚幻的。第二，欲望的本能。人的本性无疑是欲望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遵守着人的生物本性，在不同时间段有着不同的快感驱使。而在拉康看来，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这种象征体系中的虚假他者成为了人们一直得不到的事物，也就成为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中一直存在的欲望动力，从而驱使着能指不断走向能指。

最后，三维世界的提出。拉康提出了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的三维世界。第一，想象界是想象虚幻虚假的世界。镜子阶段就是想象界的体现。人们通过镜像的想象，将镜像当做自我，形成了主体，这本身就是想象。镜子成为了最大的他者，而自我主体从最初阶段就被意识形态异化了。第二，象征界是符号系统的世界。想象界具有原始自我和镜像主体的二元性特征。象征界则不同，它是自我、他者和对象的三元性的世界。象征的世界是语言和符号的领域，也就是他者的领域。通过符号系统连接自我与他者，实现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第三，混沌的现实界。实在虽然是与想象和象征并列的范畴，然而实在却是不可能的东西。现实界就是无意识，是与婴幼儿的混沌世界和精神病患者的意识是一致的。没有经过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意识形态建构，其主体的不自明与意识的混沌是在与他者的断裂中形成的。因此，在拉康看来，现实界就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前的空白世界，也就是最初安放真我的世界。

总之，意识形态的抽象性，注定了人们必须借助隐喻等文化方式去予以把握，意识形态时空感性存在、社会整合功能、私人领域的制度外显和发挥作用路径的隐喻，使意识形态成为人们能够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