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辈、先驱、先贤，包括儒、释、道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智者们，是最“入世”的思者和行者。儒家讲修、齐、治、平，“修齐治平”的前提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但其最终的落脚点、最可靠的检验标准还是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是世界上所有古老文化中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化。西方人爱钻牛角尖，从苏格拉底开始，成天琢磨“意义”的问题、生死的问题，要通过研修哲学（本体论、人生观）来“练习死亡”。试想一下，当把人逼到了墙根底下：反正人都得死，人总有活到头的那一天，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就出现了一个概念，叫做“彼岸”。“彼岸”的对立面当然是“此岸”，也就是我们活在当下的人生，而“彼岸”则是人的肉身消亡以后人的灵魂的状态或去处。

相比起来，中国哲学关注现实人生与人伦，比如把仁、义、礼、智、信、忠、孝这些事情做好，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这非常重要，甚至非常迫切。但进一步深究的话，问一句“为什么”？中国传统哲学就不怎么关心，也不怎么费心去思索了。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现实主义或平民主义精神，的确是一以贯之的一种民族品格或文化习惯。上古时代的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世俗文化。整个一部《论语》，讲的都是人际关系、现实生活，包括纲常伦理、兴衰治乱、治国理政等等，非常现实。孔子的基本概念，比如“仁”“礼”“忠”“孝”等，都是比较直观平实的，没有形而上的玄妙，也没有超现实主义的构思。不仅如此，孔子还是一位很接地气的思想家，既有非常理想的思考，也有非常现实的观照。孔子是一位有活力、肯担当的人，并不迂腐。迂腐的是后来的人，把孔子弄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再来看道家。一部《道德经》，的确比《论语》所涉及到的哲学思考多一些，但大部分仍然是讲治理和世俗的问题。“无为而治”应该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精华，但“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很生活化。在老子眼里，“道”就是自然规律，那是最高的范畴。在“道”面前，人只能“无为”；但知道了自然规律，就可以“无不为”；符合自然秩序，是为“德”，违反了它，就是“无德”。不过在更多方面，《道德经》关心的却是世俗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几句话最有代表性。

相比起来，在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里，却有不少关于天地、气象之类的准哲学询问。意大利古城庞贝毁于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灼热的火山灰将庞贝城图书馆的泥板书烧结在一起。后来的人们想办法解开了这些书籍的内容，发现书里写的多半是哲学思考，其中灵与肉的关系、彼岸、救世主，以及宇宙的起源和构成等等问题，十分突出。

我们中国人极少有超自然的救世主这样的观念，幻想奇迹发生、听天由命、宿命论等意识都比西方人少。中国人也讲“听天命”，但更讲“尽人事”，相信人一旦努力了就会有收获。中国人特别勤奋，不在意虚无飘渺的东西，惯于用事实说话，注重实践检验。所有这些，都是促使我们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动力，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有生命力的要素。

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传统文化中过度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成分，也容易使我们欠缺理想、批判精神不足，眼光容易为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所遮蔽，行动中容易盲从。因此对我们来说，“乌托邦”是需要一下的，“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现实主义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分；同时，不能审视、少有批判，也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缺陷。我们在传承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一定要克服这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