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余年来，一批历史学和人类学学者以“华南”为试验场，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研究范式已水到渠成”。他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群体，其核心成员包括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以及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蔡志祥等。按照2009年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的说法，他们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形成了“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其研究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华南学派是中国史学界不多见的能够和世界学术前沿对话的群体。该学派的形成，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其中反映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共有特征。

“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

由顾颉刚和傅斯年共同创立的中山大学（下称“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称“语史所”），不仅奠定了今天中大人文学术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该所留下的“眼光向下”和跨学科治学的传统，已成为华南学派构建史学理论与方法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

顾颉刚曾为语史所主办的《语史所周刊》《民俗》作了两篇反映该所工作旨趣的发刊词。顾氏在其中呼吁研究所同仁运用现代研究学问的方法，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民间社会去采风俗，以及“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顾氏在治学理念与方法上的见解，包含着一种新意。

首先，“眼光向下”，走出书斋，拓宽了搜集材料的路径与范围。通过田野调查，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账本、契约、民俗物品等材料，来拓展史学研究的范围。其次，“眼光向下”，建设“全民众”的历史。顾氏呼吁语史所同仁立志“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这篇发刊词更像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是顾颉刚到民间求新史学的重要表述。最后，顾氏还主张跨学科学术研究的范式，丰富了科学方法论的内涵。顾颉刚倡导“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是指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要利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的成果，为其研究提供工具。

语史所成立后，通过提倡新史学，鼓吹民俗学运动，由此在南方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基地，其影响力迅速向全国辐射。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实现了民俗学学科范式的人类学转型。

此过程中，我国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人杨成志是关键的人物。杨成志进入语史所之后，就在傅斯年、顾颉刚等领导下开展民俗学与民族学调查研究活动。1929后，随着傅斯年、顾颉刚先后离开语史所，以杨氏及其弟子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探究南方社会历史文化全貌的田野调查，在研究实践中注意将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相互结合，“将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人类学研究”，被彼时学界称之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

由上可知，在中大，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深厚。解放前，人类学系是从历史系孕育出来，新中国建立后，人类学系取消，先前从历史系分离出去建立人类学系的教师又回到了历史系，人类学的学科传统在历史系得以保留。所以，刘志伟认为1930年代的民俗学运动在学术理念上对华南学派影响最深，尤其是《民俗》发刊词，是“华南研究”一直坚持的研究信念，直接联系着他们今天的理论渊源。

2001年，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系具有相近学术兴趣的教师为主体，正式组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继承和发扬了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和学术传统，是历史学与人类学互动的标志性成果。

闽粤学人的社会经济史师承

华南学派学术风格的形成，与该学派的核心成员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师承傅衣凌和梁方仲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脉紧密相关。傅梁二人的研究主题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治学旨趣与方法却颇有相通之处。

首先，注重“局部”个案研究与探求社会“总体系”的目标相结合。傅衣凌认为社会史论战多年，学界的研究大多“以偏概全”，一旦涉及某特定问题的深入探讨，破绽立显，以致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为改变这种现状，他通过民间史料的采集，虽侧重于农村经济社区研究，但仍注重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总体轮廓的说明。无独有偶，梁方仲强调“小题大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所谓“小题”指从个案研究入手。所谓“大做”：一是指大量搜集资料，充分掌握全面的历史事实，务求本末兼备；二是指将某一具体专题置于整个时代背景之中去作综合的考察，以求得对整个社会经济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其次，注重民间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补正史文献之不足。傅衣凌认为历史研究除常见的文献资料外，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等别人看去“不屑一顾的东西”，历史学者应“化腐朽为神奇”，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补正史文献不足。田中正俊认为傅氏利用民间契约文书来证史，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梁方仲认为私人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工料的清单、户口钱粮的清册等常为研究者“抛弃”的经济史料，是最可宝贵的经济史料。那些“零烂的”，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记载里面常含有令人惊异的新史料。

再次，注重实地调查和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傅衣凌多次申述，研究历史不能枯坐在书斋里，需要进行实地调查，把活文字与死材料结合起来。同样，梁方仲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他曾进入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对这些地区的土地、赋税情况进行了8个多月的调查，最终写成调查报告。傅梁二氏虽以中国史研究为业，但均受到过良好的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科训练，这些学术训练为他们后来从事历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总是尝试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梁方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注意将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相互融合。

文革结束后，中大历史系古代史研究面临8大教授相继去世的严峻局面，汤明檖承前启后，把继承和发扬梁方仲倡导的学术研究道路和学风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他的努力下，广东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继承了梁方仲开创的学术传统。陈春声自中大历史系本科毕业，随即追随汤明檖读社会经济史硕士，后入厦门大学师从傅衣凌读博士，其治学路径明显继承并综合了梁方仲与傅衣凌的学术路径。在他看来，区域研究与田野调查、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于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受人类学经典社区研究的影响，社区的变迁日益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其次，在小社区的研究过程中，田野调查是基本的工作方式。走向田野，置身于民间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这种体验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这些看法，在华南学派的内部已成共识。刘志伟认为，历史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展开的，时空存在着复杂而辩证的关系，史学工作者可以通过阅读文献感受时间，至于空间，研究者仍可置身该事件发生的场所，通过反复观察或体验，从中获得某种历史的感悟。郑振满也指出，直接体验空间的历史，文献上“死”的历史，在田野中就变得“活生生”，历史便具有立体感。

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合作

进入到1980年代，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等人在继承既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与海外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展开对话、合作。这些合作促成了研究闽粤（含台湾和香港）具有中西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们聚集在一起，直接促成了华南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1983年，汤明檖受邀前往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讲学。法国是西方汉学的重镇，也是年鉴学派的发源地，该学派提倡“整体地”研究历史的成就，在1980年代的国际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鉴学派主张人类学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对话者，并主张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历史人类学”。

在法讲学期间，汤明檖与年鉴学派接触密切，对于与世界学术隔绝了30余年的中国学者来说，冲击之大不难想象。回国后，汤明檖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学术潮流间存在的差距颇感忧虑，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于是开始直接指导陈春声、刘志伟等人运用年鉴学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中国史研究，并鼓励他的学生与海外的人类学家积极合作，在小社区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探求对社会经济史整体性理解的新途径。

1993年，勒高夫受邀来中国访问，第一站便在华南学派的大本营——中大历史系座谈，这反映出勒高夫的学术见解与华南学派的学术诉求有合拍之处。勒高夫在演讲中，继续为建立历史人类学鸣锣开道，希望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勒高夫这段演讲词被华南学派代表人物在不同场合加以引用。

在汤明檖的鼓励与支持下，陈春声、刘志伟等中大历史系同仁与海外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联系。科大卫和萧凤霞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与刘志伟、陈春声等有着“共通的兴趣”的国内学者开始合作，对珠江三角洲进行长达10余年的调查与研究。《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是科大卫集结了他20多年华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从实证与理论两方面，再次明确了华南学派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定位。与科大卫的史学科班出身不同，萧凤霞受过严格的人类学学科的训练，但她一向认为“跨越学科的界限，是学者应有的追求”。在萧凤霞的华南研究实践中，强调聆听多种历史声音，即通过阅读地方文献，进行实地调查，和官方文件互相比次，辨别各种叙述的弦外之音。

与海外学者的诸多合作计划中，以1991年开始的“华南研究计划”最为重要。整个计划的目的在于透过人类学小区研究和历史学地方史研究的结合，探讨传统中国小区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社会制度特质。刘志伟在回顾过去30年“华南研究”发展的道路时认为，这个计划在“华南研究”发展的历程上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标志”。正是在该计划的组织体系和所传达的学术旨趣之下，使得这批具有相近研究志趣和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者开始聚拢过来，形成了“华南研究”共同的学术理念。

华南学派与中国近现代学术

通过本文的梳理考察，可见对“华南学派”史学理论学术渊源的把握，主要不外“传统”、“师承”和“会通中外”三个维度：

首先，华南学派的形成植根于中大既有的学术“传统”。审视语史所的整个学术理念和运作实践，可以清晰地发现：（一）研究对象已由注重社会上层或精英政治下移到民间风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材料依据已由较为单一的传统文献转向了民间文献、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实物、口述文化等多元材料的搜寻和综合运用；（三）研究手段已进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和整合。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或者说是向“科学化”为主旋律的变革过程中，语史所的整个运作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他们的学术，始终透达出一种中西学互相交织、摩荡融合的鲜明时代特征。

当学界对近年来出现的“历史人类学”概念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候，刘志伟认为学界在议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给人制造了一种新潮的印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山大学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同样，陈春声也指出，语史所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所开展的乡村社会调查，这些研究将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表现得和谐而富于创意，并未见到后来学界人为制造的那种紧张。

其次，师承傅衣凌、梁方仲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特色。傅衣凌和梁方仲从事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均源于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嵇文甫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分为概说、论战和搜讨三个时期。其中以郭沫若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中国社会史研究进入“搜讨期”，各种期刊杂志均能以搜集史料相号召。此后，学界关于社会经济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傅衣凌不仅注意方志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还通过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民间文献或实物资料，逐渐形成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风格；而在众多提倡运用地方志资料的学者当中，梁方仲则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成功的一位。

正因为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早年的学术风格承傅衣凌和梁方仲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痕迹太重，有学者认为华南学派的经济史味道太浓。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该学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经营文化”。有趣的是，这一转变正与年鉴学派的若干成员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的时间基本一致。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海外学术的交流合作直接促成了华南学派的兴起。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因政治氛围的影响，中国内地呈封闭状态，一些国外学者试图透过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作为“外围”的“试验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家庭、宗族、婚姻、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特色。1980年代之后，国内政治、社会和学术逐渐开放，海内外历史学和人类学学者交流合作渐趋频繁，开展了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研究华南地域社会的学术实践。在此过程中，通过“华南研究计划”，将来自海内外具有不同学术背景而有共同追求的学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华南学派”的主体。

在与海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年鉴学派倡导的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与20世纪之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应眼光向下，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和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转向“国史”或“民史”建设的新史学思想正相一致。因此，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被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引入实践领域，实际上也可视为与这一中国现代史学传统自然接榫的结果。

最后，笔者还要指出，本文探讨的主题，虽只是一个现代史学流派学术理论的形成过程，但由于这一过程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是如此息息相关，故其中折射出的实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其间的曲折和成功，不仅对华南学派自身来说是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对整个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也不无相当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