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尤其二战之后，后进地区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发展经济，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这样的学习不单牵涉到对西方知识的实质掌握，更涉及运用它来理解并推动自身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并同时建立本地的学术社群，更甚至可能建立属于自身的学问，对世界知识群体做出贡献。

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已成功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成绩在后进地区名列前茅。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逐步学习了西方社会科学，只是学习的绩效如何？如何评估？时至今日，应可对台湾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与状态作一评估及反思。而台湾情况与其他东亚地区相仿，也与中国大陆发展趋势有近似之处，应有可参考之处。

如何评价台湾社会科学界的成效？评估的标准为何？在现实上，台湾社会科学界多年来逐步建立的标准体系如下：（一）SSCI论文，即刊登于国际期刊的论文，以被SSCI等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为主，并进一步给国际期刊分等级；（二）再次一级，则是收录于台湾本地数据库TSSCI的核心期刊论文（也意味专书甚难进入此评价系统）；（三）这两个可依论文数及各种权数来计算的量化指标，已成为衡量学校排行及“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四）更重要的是，本地学术界同侪评审的标准，多以是否掌握了西方的方法来衡量，而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更是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如此评价体系高度引导学界的研究成果，这部分下文将较详细的讨论。

然而，在讨论之前，先提出我个人认为评估一个后进学术社群较为合理的标准：（一）对自身社会的理解是否有所精进；（二）是否能依此改善社会；（三）藉此生产出的知识能否对全球相关知识整体做出贡献。简言之，至今为止，台湾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水平已大幅提升，大幅缩短了与西方学术的距离，然而同时，因为学界以上述评价体系为准则，以西方的问题意识决定研究方向，因此忽略对本土议题的研究，对于自身的发展经验缺乏研究，也未能对相关政策提供支持性研究，亦即以追随西方为目标，甚至曾被认为是“为西方做学术代工”。因此，至今本地学界的成果可以说与我所提出的目标有相当的差距。

在进行检讨之前，先讨论一下这一评价体系的由来。

目标与评价体系的由来

如台湾这样的后进学界，会有如此的评价体系可说是其来有自。后进地区都是在西方优势压力下被迫现代化，并且是以西方为典范的现代化，而不是在自身既有的发展轨迹上前进，因此要学好西方社会科学必然会是困难的事情。战后台湾社会科学学界就是走过了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数十年下来才走到今天的规模与水平。

现今台湾社会科学学界成员主要是战后在台湾出生，接受国民政府西化教育的一代，而在亲美反共的教育环境下，未能承继前辈的累积，故高度缺乏文化的自主性。影响所及，在战后台湾，社会科学学界将西方学问当作唯一典范，学习及模仿其研究方法、学问体系、问题意识。同时，社会科学被看作是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并且日新月异，流行的论述都是“进步”，且既是唯一典范，“学得像”就成为基本准则。

在此脉络下，所谓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就似乎不构成问题，亦即“普世”理论应只有一种。“本土化”可能最多只意味着运用本地数据来检验或证实普世理论。

同时，这些准则进而成为后进学界内部互相竞争的标准。由于后进地区学界仍较缺乏自主评价能力，而“形式与方法”最容易被“客观”衡量，因此就成为评鉴中比内容更为重要的部分。

简言之，以往台湾社会科学学界的主流评鉴准则，就是依据“后进者追赶先进普世理论生产”的理路。以下进一步来检讨具体评鉴标准的意涵。

评鉴标准的意涵

在后进者引进整套西方学术体系之时，一般认为既有的学术传统不单不足以帮助后进地区现代化，同时既有成规也显得封闭迂腐，常呈现门派化与自我繁衍的现象。因此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也引入其学术规范，如采用同侪匿名评审制度及避免留用本系学生等作法。在现今台湾，在形式上这部分接轨可说已施行有年，且有了初步成果，在建立程序规范上可说已有成效，但要有理想的学术生产成果，却是件更为复杂的事。

因为学术评鉴标准多依赖西方准则，且因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故倾向于运用可量化、方便管理的指标。因此至今，数量标准以及SSCI的标准越来越被采用，被其收录的论文篇数已成为大学及研究机构各层级自我评估必备的部分。近年来的趋势是将这指标进一步细致化，开始注重影响指数，也普遍对期刊分出等级以便加权计分。

SSCI及其类似的数据库，只是西方各种坊间商业性经营的学术数据库之一种，将被其收录与否视为一种质量的标准，虽说有些荒谬，却实际成为“本土化的西方标准”。在此要强调的是，这标准所着重的仅是“参与国际的能力”，而在早期，对后进地区而言这显然是一种提升。

但问题是“能力”的提升是否会成为终极或唯一的目标？这是否能满足本地知识生产的其他目标？如“服务在地社会需要”这一功能目的？

长期来看，后进地区学界要能够对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利基”必然是和自身经验有关的研究，将在地社会独特的经验理论化，并将研究成果呈现给世界。

这也牵涉到后进地区稀少资源配置的问题。后进地区的高等研究人力必然是稀少资源，这资源若主要用来研究本身的经验，应比较符合在地社会的需要，投资报酬率比较高。不过，在台湾学术界“服务在地社会需要”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

此外，近来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成为考核目标。而上述的数量化评鉴指标体系也与之配合，除了提高论文篇数外，大学英语教学、吸引外籍生也成为目标，亦即教育被当作商品，且要在全球市场竞争。然而，这作法与其服务本地教育需要的目标是否有冲突，则是亟待充分讨论的政策议题。对于尚不具优势文化的后进地区而言，如何使国民具有全球化竞争力，与将本地教育变成具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目前盲目的追求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目标，并可能使得两个目标都难以达成。

评鉴制度的影响：以台湾经济学门为例

在此以台湾经济学门为例，来讨论前述评鉴制度的成果。经济学在台湾的社会科学学门中发展较早，留美博士数目最多，被认为是向西方学习成果最好的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以刊登于SSCI数据库的论文篇数计算，经济学门也领先台湾其他社会科学学门。同时，经济学门也最早进一步发展了学术期刊的等级排行，目的当是为了建立数量化的评鉴标准。

然而，若参考科技部所委托的经济学门学术单位绩效评估报告，会发现即使是经济学门，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还是少数人参与的事情。近20多年来，每人每年被收录于国际经济学数据库的论文篇数均值低于1，且论文分布高度集中在少数单位与个人。再则，在最顶级国际经济期刊发表论文的篇数也甚为有限，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

虽然参与国际期刊发表只限于少数学者，然而，这评鉴标准的影响当然是全面的，是一个标竿，是从顶端来整体性地界定了阶层性的评价体系。而台湾大多数的经济学者的主要发表园地，是台湾发行的本土刊物。这部分评鉴在具体作法上，则主要依据论文是否刊登于TSSCI为标准，这是数量化评鉴标准的第二层次。然而在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上，还是以前述评鉴体系为标竿。

台湾经济学者也对台湾经济问题进行不少实证研究，而多在本土刊物发表。然而，大致而言，整体成果并未呈现出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特色。问题或在于实证论文中的“问题意识”多追随美国经济学界，以效率检验为主题者占绝大多数，而不重视动态成长以及结构变迁的问题，至于以政策关怀为出发点的相关研究则更在少数。台湾近年来发生诸多重大结构变革，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自由化与全球化、两岸关系、民主化之影响等等，这些重要议题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与政策意涵，但是学界研究很少。国际间对东亚经济发展兴趣甚高，其他后进地区皆希望能够学习台湾成功经验，但台湾经济学界在这方面成果非常有限。刘遵义院士在多年前，即曾建议台湾经济学界依据自身比较利益，以研究台湾经济发展经验为主要策略，从中推演出普遍性理论意涵，藉此建立在地特色。然而台湾经济学界并未遵循刘院士所指出的道路。

总之，台湾经济学界所走的道路，是个别人员各自参与世界分工的路径，再以此成绩加总作为整体的成果，着重在论文刊登的期刊之地位以及论文篇数。对于不在国外期刊发表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竞争标准则是在本地复制SSCI的问题意识与竞争逻辑。而如下所述，这高度一元化的标准，不可避免压抑了其他类型的研究工作。

一元化标准压抑其他类型的工作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中还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工作。包括费时费力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除了量化资料外，本地与其他地区相关的制度变迁，历史性的分析，长期与短期经济政策的研究等，这些工作都很必要，皆有其价值。虽说目前被认为最理想的情况，会是研究者自行进行资料收集与整理，然后将研究成果刊登于国际期刊，但这工作难度较高，且国际期刊自有其关切议题。重要的是，目前的评鉴体制缺乏复杂度及多元性，没能登上SSCI的研究工作被认为没有价值，体制对于这些其他类型的工作没有提供诱因。

照理说，评鉴制度的设计应该依据客观条件以及理想愿景，对自身做出合理适当的定位，然后再据此来设定评鉴标准。这制度设计的逻辑，应适用于后进地区学术生产的全球定位，后进地区内部不同学术单位的定位，以及后进地区学者的各自定位。然而，台湾与东亚地区目前的以SSCI为单一标准的情况，是错误的设计，不符合上述制度设计的理性逻辑。

“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

台湾社会科学学界现实的评鉴标准以追随西方为目标，因而引发各种问题，然而合宜的作法为何？前文已陈述了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此外，我想进一步提出一个“学习阶段论”，即（一）学习初期为模仿；（二）参与国际分工证明自身水平；（三）反思并修正理论使其适合自身社会，并进而有所贡献。

历史性地来看，后进地区必须向西方学习并推动现代化，在开始学习时以西方为唯一典范实难以避免。然而，在学习之后，修改、适应与创新成为可能，但必须“历史化、问题化”我们自身的现代化进展与状态。

若以历史视野来看，若能脱离将西方典范规范化的立场，则应能认识到后进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使其能与自身传统文化与价值“调和”。Huntington即已指出西方文明不可能是普世的，因为不同文明对于人与神、个人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等问题，皆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这差异是长期历史的产物。若后进地区精英强推西方普世现代化，而忽视这“调和传统”的面向，在日后必会造成问题。

此外，还涉及当后进者进行学习时，西方学界自身的发展进程恰巧为何的问题。二战后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界，学术市场的竞争逻辑导致数学化与计量化的趋势日渐加深，研究与现实的距离日远。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才促使一向强势的经济学界进行了局部的反思。简言之，若忽视西方历史现实发展与学术市场竞争逻辑对西方理论发展的影响，而将其视为必然不断进步的典范，则会影响后进地区向西方学习的效益。再则，全球情势已逐渐展现出新的局面，我们应认识到西方模式的弱点与特殊性，此时正是后进者反思自身发展途径的时机。不过，追随是比较容易的，进行反思并自行摸索却是较为困难的。

近年来，我整理自己作为一个立身于后进地区、研究后进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体验，就如何理解现代化、自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等进行反思。先在此提出以下想法，望能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我体认到若能脱离以西方为唯一典范的价值观，则会有海阔天空之感，同时使反思成为可能。再则，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至今仍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之中，我们其实是从自身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现代化，来进行模仿，因而现代化的成果与西方典范必然有差异，唯有将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与状态“问题化”，将其当作研究理解的对象，才能对自身有所理解，进而试图改进。因此，就是要“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问题意识是“我们如何地进行了现代化”。

如何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其实，若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则会发现广阔的天地。数十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者到底记录了多少？在各方面，如经济政策的形成，相关行政组织的变化，各种制度历史性的演变，至今我们捕捉得极为有限。

社会科学该如何发展

在此，就社会科学如何改善，陈述初步的想法：

第一，历史性及阶段性地来看学术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学阀式的学术生产方式，目前确已初步建立客观标准、建立匿名评审制度，提升学术水平，但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第二，应持续公开讨论以下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为何？学术评鉴的标准与制度该为何？应公开讨论如何改变当前体制。第三，应不再将SSCI论文篇数等指标当作个别机构与国家竞争力的标竿。第四，应确认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各地学术社群应从对自身经验研究中做出贡献。应讨论如何能在制度设计上以促进这类研究为目标，展开如何设计可提升研究质量的评鉴标准与制度之讨论。第五，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以集体力量建立“对自身经验研究”所必须的基础建设，除了既有的基本经贸统计外，更包括对于相关行政组织、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历史资料收集与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产业与企业变迁研究，历史性分析，长短期经济政策研究等。第六，依上述架构鼓励不同性质的研究工作，让评鉴体制多元化。第七，应对期刊的质量认定标准设低标于“有无匿名评审制度”，并取消量化等级标准及计点制度。将评鉴工作回归同侪对于“实质贡献”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