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同步，国外马克思主义（简称外马）进入中国迄今已30多年，在理论和文化中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小觑。首先，它的引入打破了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为新时期思想解放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刺激；其次，外马流派的新理论、新视角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内容，提升了它的学术品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吸引力；最后，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全球化现实问题的诊断，为中国现代化的自我反思提供了理论参照。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回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外马研究成果丰硕，队伍不断壮大，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具体来说：

其一，外马总体发展和流派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外马虽是西方思潮，但在西方，除了罗伯特·戈尔曼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1985年）、雅克·彼岱等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辞典》（2005年）等著作外，对其历史和全貌并无完整的研究，中国这方面的成果却蔚为壮观。有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中下三卷，2010年）、陈学明等所著的《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2012年）、衣俊卿等所著的《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2012年）、衣俊卿撰写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的研究》（2015年）、孔明安等编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2012年）、陈学明等编著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四卷本，2013年）等。

其二，紧跟发展，贴近前沿。20世纪国内学界主要研究集中于西马奠基者和主要流派，今天已全面开花，许多思想家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重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得到较充分的研究，每年有大量博士论文和专著问世。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每年编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年开始）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2016年开始），对该领域的进展做适时和全面的介绍，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中国学者已经跟上时代的步伐。

其三，研究机构日益壮大，特色越趋明显。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建设，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已成为有国际影响的机构。除此之外，许多高校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研究，如黑龙江大学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武汉大学的北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山西大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苏州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城市理论研究，等等。

其四，中国开始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以往中国学者主要通过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或举办小型学术讨论会来体现自己的影响，如法国巴黎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英国伦敦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美国纽约“左翼论坛”和《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等。近年开始，中国已经开始举办较大规模的活动，吸引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如北京大学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南京大学的当代资本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等。

然而，该领域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范围虽广，但缺乏自我意识和批判分析；二是在制约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上缺乏共识，比如，西马与外马如何区分，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何在，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概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三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如，外马是马还是非马、外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还有很大争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

理论史撰述既涉及到它依赖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也需考虑它自身的理论定位。就后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吸收和消化时代文化和知识成就，形成理解世界的知识纲领；根据时代的变化，更新和发展自己的具体理论；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社会斗争检验和证明自己的理论。就后者来说，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方面因素：一是知识背景的变化，二是社会现实的变化，三是斗争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它是社会变动的感受器，另一方面它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我们需要在这个框架内考察外马的历史。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历史叙事开始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斗争中创立了自己的理论。1848年到19世纪90年代，革命处在低潮，他们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和历史规律的研究。但这一阶段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它理解为与革命实践无关的客观知识，成为一种经济还原论和自然进化论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卢森堡等人拨乱反正，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恢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则，但却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一立足于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变化的历史叙事模式有合理因素，也有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研究除了关注外部条件的变化外，还需要考虑不同时代的理论生产逻辑。本文把外马史分为三个时期，即西马奠基时期、西马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分化时期、“68”学潮之后的多元马克思主义发展时期。

（一）重塑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

西马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十月革命成功和西欧革命失败，使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为拯救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不约而同地把确立新正统作为自己的任务。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不在于具体理论，而在于方法，即总体性的辩证法。柯尔施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恢复总体性原则以及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哲学，是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革命的激情，因而乌托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素。葛兰西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强调“‘正统的’观念需要加以更新并把它带到它的真正源头上去”，他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人道主义的实践哲学。以上讨论表明，在西马形成时期，不同的思想家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理论意识，但都把破旧立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新正统作为自己的任务，并在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上产生了革命性变革。

（二）与西方思潮结合：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流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西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代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这一阶段呈现为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西马诸流派代表人物都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在大学任教，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面临的危机没有身临其境之感，也没有重塑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思想抱负。这一时期，西马的主要工作是借鉴西方哲学各种思潮，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于是出现了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由于受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分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西马分化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前者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后者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但是，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68”学潮之后都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68”学潮虽然受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轰轰烈烈的“68”学潮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因而导致人们对它的失望；另一方面，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这一理论为资本主义结构稳定提供了解释的方法论，但“结构不上街”却暴露了它在政治上的暧昧性。随着“68”学潮的结束，西马走向衰落。

（三）资本主义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

“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这一命题可做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上说，在任何复杂变动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一定是多种多样的。拉塞尔·雅柯比说：“在每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都带有它特有的环境的特征。单一的、同质的马克思主义属于过去。马克思主义时常有着它的背景条件所带来的色彩和内容。”戈尔曼也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就像一块五彩板，它是由不断修饰自己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估，充满希望地审视和理解未来的各式各样的并且是彼此冲突的理论构成的。”2008年英国《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干脆把“多种马克思主义”（many Marxisms）定为主题，可见，多元发展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特征，不仅不同地域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特点，不同思想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是“68”学潮的历史效果。“68”学潮是战后西方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它既使西马传统陷入危机，也为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契机。“68”学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它导致西方文化的普遍激进化。经过学潮，青年学生和学者对精英主义大学体制和学术体制日益不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他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更大范围的理论知识和视角被结合进到马克思主义，也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新的刺激，于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转向。第二，它导致了西方社会政治的激进化。“68”学潮前后，西方出现了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新生活方式等社会运动，它们从新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提出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如世界和平、种族平等、生态保护、性别平等以及生活方式个性化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的结合催生着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新思潮的出现。第三，新社会运动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城市问题、生态问题、性别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这些问题超出了以往的学科界限，要求做综合性的领域研究（field studies），于是出现了诸如空间理论、技术理论、文化研究、性别理论、生态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等。最后，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以“反宏大叙事”著称，强调理论的情境性、历史性、差异、多元性，等等，为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总的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虽然良莠不齐，但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界和政治边界，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里有更大的影响。

如何看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正确看待这一现象，需要思考其多样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皆有自己的问题域和规范诉求，但作为理论大家族的成员，它们之间有“家族相似”。

在当代语境下，判断一个思潮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坐标。其一，是否属于以坚持唯物主义的解释立场；其二，是否坚持人类解放的意图。从马恩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本质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带着解放意图的社会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意图，在否定和批判意义上可表达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肯定意义上可表达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可理解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原则是：环境塑造人本身，但人也能改变环境。阿隆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人对环境负责，如果环境剥夺某些人的被认为过一种体面生活所必需的手段，那么人必须改造环境。”任何一种理论当其能够把自己对社会的唯物主义批判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对生产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支配关系做出实质性的批判和分析，或对人类解放的内涵做出实质性的新的理解时，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层面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核心的，它把劳动的强制分工、私有财产结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等看作阻碍个人自由发展的系统化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关系，理解为应该改造的环境因素。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社会批判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利润动机，而且还有人与自然的不合理代谢模式与盲目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如果一个生态主义者不割断自己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和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联系，同时又以其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批判丰富马克思主义原有内容时，它就是唯物主义地发展了社会批判理论。当代女性主义批判认为，女性压迫和剥削不仅缘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和商品化，而且也包含着非阶级的男性沙文主义偏见，因而把性别批判和家庭关系的批判结合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时，也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看似与历史唯物主义无关，实际上，即使不考虑文化霸权形成的经济基础，仅就一种文化解释和评价体系把自己的价值系统地强加给其他文化而言，它同样是一种系统的物质强制力量，因而对它的批判同样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世界体系论、地理马克思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总而言之，无论是经济、文化、族群、土地、空间、时间、资本、技术、信仰、知识的分配和关系等，只要它们形成了个人无法支配和克服的统治模式，那么，对它们的分析和批判就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即使理论形态和具体观点溢出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

在规范和实践层面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以劳动解放为目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今天社会解放的要求已经多元化了，出现了生态解放、性别解放、族群解放、文化解放等新要求。对此现象的分析，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原则，而非局限于它的内容。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在实质意义上推动了人类解放理想的自我理解，克服了以往理解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即使其内容超出劳动解放的范围，仍然属于规范和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到，今天外马的多元发展不仅体现在它们对现实社会的多维批判上，也体现它对人类解放的多维解释上，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要求。

总的来说，面对纷至沓来、五花八门的外马新思潮，我们既不能无原则地接纳，也不能固守经典马克思主义坐标对它们一概排斥。真正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延长线上，而不是处在它的断裂线上。对外马思潮，我们既不能趋之若鹜，也不能避之不及。对外马研究，我们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一要着眼于它们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哪些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内容，二要着眼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的理解给我们改革和发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和借鉴。只有这样，外马研究才能走出“野蛮生成”的状态，走向真正自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