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恢复近40年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学科设置方面，政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地位已得到确立，被编入国家的一级学科目录；第二，在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第三，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从1981年起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硕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组成的完整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第四，在科学化方面，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明确，政治学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系统初步形成，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第五，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第六，在国际交流方面，政治学基本上已经完成从敏感学科向常规学科的转变，全方位对外开放，包括邀请国外政治学者来华讲学、国内政治学者到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海内外学者合作从事政治学研究、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政治学研究生等等；第七，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学会”等专业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各种政治学专业论坛、专业期刊和同仁组织大量出现。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政治学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最为直接。一方面，政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现实政治的逻辑，也必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自己的学术逻辑，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正是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在近40年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七个重要的演进趋势。

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也是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开始的。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国外的政治学理论。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前苏联东欧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和理论纷纷被译介到国内。一些出版社推出大型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翻译丛书，有计划、成规模地翻译介绍国外政治学的著作。

与前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制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上了一条极不相同的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往往也很难解释和预测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一些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到了21世纪初，“本土化”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界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尽管对“本土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命题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国外政治学理论的普遍价值，但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来引进和运用国外的政治学理论，使之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二是，从中国的具体政治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建构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其三是，立足中国的政治现实，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并以此去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学。

在最近这些年中，这种用以抗衡西方政治理论的“中国特色政治学”或“中国气派政治学”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官方主旋律。主要原因是担忧“中国政治学的话语权”被西方学者或亲西方学者把持，担忧中国学者失去自己对政治学话语的主导权，进而导致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冲击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政治学理论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在过去近40年中，中国政治学沿着两条具体路径逐渐从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规律为主的政治科学。其一，知识化，即发挥政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体系的作用。广义地说，政治学是关于人类政治现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规律的系统知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要过政治生活。人类社会只要存在政治现象，就需要政治知识。其二，专业化，即把政治学当作是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中青年政治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主流。可以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范畴、术语和方法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

到了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显著提高。判断一门独立科学是否真实存在，可以有一个最低标准和一个最高标准。一个最低标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有一个自己的问题领域，有一系列的公理和法则；一个最高标准是，除了上述这些要素外，它还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验和证伪，甚至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预测。在20世纪，如果按最低标准来衡量，多数人都会承认中国的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但如果按照最高标准来衡量，则中国的政治学就难以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到了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使按照上述最高标准，人们也不能否认，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程度已经大大提升。例如，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更加合理，政治学系的课程体系更加完善，一批新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发展起来，数据量化分析和问卷调查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研究之中，公共政策的仿真实验技术也开始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青睐。

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从来都把服务现实当作自己的重要使命，但服务现实的方式和途径在不同的时期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承担党和政府的对策研究任务，发挥各级党政机关的“智库”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不仅大量的官方基金投向了这些完全实用性的对策研究，而且在一些教学科研机构，实用性的政策研究成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常规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审中受到了优先的考虑。

经验研究离不开实证调查，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对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经验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对基层民主和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尤其令人瞩目。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中，不仅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和研究机构，而且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界难能可贵的、具有一定标识的学术共同体。

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

过去近40年中，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

在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的研究中，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和证伪，通过数据分析寻找“因果规律”，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判断和预测，可以明显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准确性。因此，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的每一点滴进步，都值得高度肯定。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重视和应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政治学共同体的代沟和分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对政治学研究都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颇。但事实上，与美国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相似的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政治学者，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受过政治学系统训练的政治学者，显然更加重视定量分析。在这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也有少数年轻政治学者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各自的优缺点，从而试图“超越定性和定量之争”。

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

在政治学恢复30年后，政治学的重要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几乎都被引入国内，其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已经有专门的学者开始进行研究。

客观地说，在多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上，而主要体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深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上。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政治学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介绍’、‘系统引进’和‘应用与提高’三个阶段。在过去近40年中，政治学界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创新政治研究的方法。一条是从国外政治学界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文化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另一条是向国内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方法，如经济学的利益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社会学的阶层分析和调查统计分析、心理学的动机分析、传播学的舆情分析，以及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些新的分析方法超越了政治学的传统边界，实质上将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政治学，从而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境界。

政治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个新发展，是近年来兴起的“协同研究”。“协同研究”最初源于政府职能部门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或委托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的攻关研究。久而久之，协同研究便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研究机制。

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

传统的理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理论或国家学说，而传统的应用政治学则把研究国家制度当作主体内容，传统政治学就是一门关于国家理论和国家制度的学问。

在过去近40年中，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制度分析发展到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制度主义是“后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政治学中的传统制度分析，主要局限于成文的、静态的和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则重在动态的行为模式，包括大量不成文的行为规则、社会契约和理性选择。旧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的选举制度、代议制度、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决策制度、自治制度等，而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制度变迁、行为规范、组织结构、理性选择、政策偏好、过程模式等等。

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学研究分类，政治制度仍然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视角，或者增加一些分析的视角，就不难发现，政治行为正在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其一，作为重要分支学科的政治文化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对当代中国流行政治文化的实证分析，均涉及公民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政治行为的分析。其二，流行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实际上也包括了公民的理性政治选择行为。其三，即使按照流行的主题词和研究领域分类，政治行为的关注度也在稳定地提高。个体和群体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学界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主要对象。

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流派，首先是一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本质特征，即是其阶级分析或阶级统治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政治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政治统治的实质，是阶级统治。从政治学恢复之日直至现在，这种阶级统治观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虽然在过去近40年的发展中，大量非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之中，但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变成强调社会和谐，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强调人民民主，从强调阶级统治变为强调国家治理。特别是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此以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热点研究课题和重点研究领域，大量的基金课题、学术论坛、期刊专栏、课程设置、对策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均聚焦“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实，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涉及政治学，也涉及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甚至涉及到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和审计学等众多学科。由于“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国家治理”与政治学的关切度，显然比其他社会科学要更高。在国家治理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重点议题，是“善治”，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状态或理想目标。

余论：繁荣政治科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除了上述七个主要趋势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明显的发展态势。例如，中国政治学正在迅速走向国际学界，受到外国同行的日益关注；政治学学科推进的动力机制日益从外部的推动，变为内在的自觉；政治学的从业队伍，正在从松散的职业构成转向更加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等等。

纵观近40年的发展历程，谁也不会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同样没有人会否认这门学科所存在的严峻挑战。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近些年中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争论，集中于“本土化与全球化”“中国化与西方化”“政治化与学术化”“自主性与普遍性”“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中国特色与普遍价值”等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众多的政治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亟需更高程度的学术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国际化；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仍然面临着某些重大的瓶颈制约。中国政治学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需要通过上述争论形成关于学科建设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