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沈者寿

娃哈哈兼并华东国营食品第一大厂——杭州罐头食品厂，那是27年前发生的震动杭城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一个改革事件，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了。当然，回顾这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对于今天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是很有意义的。

不是突发奇想的产物

1989年下半年，西方国家曾经对我国进行政治上的打压和经济上的制裁。在之后的二、三年中，我国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滑坡”的不景气状态。当时杭州市无论是预算内企业，还是预算外企业，大多经营艰难，产品大量积压，亏损企业不断增加，厂长们见面一副愁容苦脸，尤其那些外贸企业更是面临绝境。到了1991年，市区县的财政越来越拮据，市级机关不得不靠银行贷款发放干部工资。

这年的夏天，市委决定搞活大中型企业，重点主攻亏损企业，并排出全市亏损额最大的10家企业，要求常委和副市长们各自“认领一家”，分工负责扭亏转盈。几天后，办公厅主任对我说：“8家亏损企业已有主了，留下亏损额最大的‘浙麻’与‘杭罐’厂还无人认领，是否‘浙麻’由吴仁源书记负责，‘杭罐’由你承担？”我自1988年以来任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虽不分管经济工作，但这是市委的决定，是大局，就爽快地接受了。

我是个急性子，一旦承诺了的事，就日夜搁在心头了。第二天，就去“杭罐”厂调研，才知这个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不适应，午餐肉和清水马蹄两个出口主导产品已大量积压，造成连续三年亏损，上年亏损一千多万元，当年还得亏损800多万元，已经到了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境地。全厂1500名员工靠贷款发工资，500多名退休工人退休金时发时停。厂长一筹莫展，急得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给我总的感觉是：这个厂如果不用“泻药”，不用革命性的改革措施就没法救了，靠修修补补已不行了，靠财政继续“输血”更不是个根本办法。

当时，在经济景气一片萧条不振的杭城，听说娃哈哈风景独好。8月14日，我就与办公厅两位干部及浙报驻杭记者站长前去探访。厂长宗庆后说，当家产品“儿童营养液”打开了国内市场，生意红火得很。仅一百多名职工的校办小厂上年创利2200万元，当年产值可达2亿元，利润可创3000万元，银行存款已达4000多万元。这个创利水平在今天并不稀罕，而在当年杭州国营大厂都是望尘莫及的。但因场地窄、规模小，产品供不应求，宗庆后急于扩容上规模，也向市计委打了立项报告，要求审批土地新建厂房，并希望我向市计委催批。

回机关的路上，我陷入了沉思：这计委审批立项程序多多，旷日持久，没有一、二年时间新厂房是建不起来的，那娃哈哈岂不是坐失了商机？这时就想到了与娃哈哈相邻不远同为食品行业的杭州罐头食品厂，他们占地面积大，空旷的生产车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只要生产流水线稍加改造就可生产儿童营养液。如果实现两厂兼并，利用“杭罐”厂的存量资产使娃哈哈迅速扩容上规模，那既能救活“杭罐”厂，又能壮大娃哈哈，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跳出这个“兼并”的主意，也并非是突发奇想的结果。那是因为早一年即1990年5月我曾带办公厅两位干部，花了四天时间专门去萧山调查了杭州万向节厂、钱江啤酒厂、萧山齿轮箱厂、萧山五金加工厂、钱江农场和城南乡等“兼并”搞得很成功的6家企业。我们3人撰写了《极好的时机，关键的一步》一文，介绍了萧山市企业兼并的成功经验，认为这是“扭转经济滑坡，推动企业结构的优化组合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一举多利的一着妙棋”，呼吁各级党政领导“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没多久，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全文刊登了这份《调查报告》。

①娃哈哈生产线

②代替人工装箱的码垛机器人

③娃哈哈工作人员通过在水处理过程中进行扫码验证，助力实现质量追溯

所以，提出娃哈哈兼并“杭罐”厂的设想，乃事出有因，顺理成章，是偶然中的必然！

冲破旧观念的樊篱

心中有了“兼并”的主意，回机关后第一件事是征询市财税局长汪云华的看法。老汪在电话中激动地说：“我用市级财政的钱填补‘杭罐’厂这个‘黑洞’已三年了，今年还得填下去。如果能兼并，我举双手赞成！”因为“杭罐”厂是市级预算内大企业，财税局长有了这个态度，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8月16日上午，我就约请宗厂长到市委商谈兼并之事。他在问明“杭罐”厂的资产、债务、设备、占地面积和退休职工人数后说，是否可以让他实地去看看？我答应可“私行察访”，因此事未有定论，还不能声张。第二天他考察后就明确告诉我：“只要市里有决心，我愿意干！”这使我心中有了谱，就可以向市长、书记报告这个设想了。

市长卢文舸听完我的建议，“霍”地站起来，用手指击打了一下办公桌，说：“太好了！这段时间我正在思考如何能出手震动杭州企业界的改革措施，但苦于一时无策。如果娃哈哈能兼并国营‘杭罐’厂，将迫使国有企业领导增强危机意识促进结构调整。”他还表示，一俟正在深圳开会的副市长李志雄回来就让他具体抓兼并的协调落实。

市委书记吴仁源肯定“这个思路是好的，是可行的，可让市政府牵头，组成领导班子具体负责”。次日下午，他又赶到娃哈哈实地调查，向宗庆后提出了几个问题，得到满意回答后才放心而归。

有了书记、市长的认可、拍板，在以后的两天中，我逐个与市体改委主任湛青、上城区委书记林伊南、市经委副主任范广照、市轻工局长吴育华、市总工会主席汪忠清等沟通，取得了共识和支持。最后就找“杭罐”厂厂长谈话。他思想矛盾，左右为难，感到自己收拾这付摊子已力不从心，又顾虑从他手上企业被兼并了去，觉得面上无光，成了“败家子”。我说，市委市政府现在给你架了“改革”的梯子，你就可以顺梯而下，安全着陆了。这不是“败家子”也不会面上无光，而是由于你支持了改革，“杭罐”厂从此将从你手上结束了亏损的历史。这是光彩之事，明智之举。如果怕改革，任其亏损下去，那才是图虚名、得实祸，“败”了社会主义的家业！他终于被说服了，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做好兼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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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雄副市长从深圳回杭后，我就与他沟通对接，他非常支持两厂兼并的改革，并立即去省经委汇报，得到了省里的支持。8月27日，李志雄副市长与我就召开了有市级相关部门参加的两厂兼并协调会议，统一了思想，敲定了兼并的具体政策。

不料，事情并非那么简单！8月30日深夜，市府驻厂负责兼并具体工作的湛青主任给我电话说，白天召开的“杭罐”厂职代会未能通过两厂兼并的决议案。职工中思想有些乱，有人提出要成立“厂生产自救委员会”，有的说“死也要死在‘杭罐’厂”，还有人贴出大字报，扬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要把沈者寿揪出来批倒批臭”。我听后说：“别担心，我马上与宗庆后厂长商量，可在明天下午我们三人一起同全厂党员和班组长以上骨干见面对话，相信只要讲清利弊和道理，一定能扭转局面”。

8月31日下午，“杭罐”厂会场座无虚席，室内没有空调，气温又热又闷， 200多名骨干大汗淋漓，专注倾听着宗庆后通报娃哈哈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后劲，提出兼并的实施步骤，描绘兼并后的“杭罐”厂蓝图。最后他大声问大家：有没有信心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全场齐声回答“有”！并响起了热烈掌声。

我接过话头，针对干部职工中的几种模糊认识，逐一作了思想理念上的澄清。

一是认为被兼并后“企业降级，人降格”。指出企业讲级别，是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企业有没有地位，中心问题是经济效益好不好，对国家对社会贡献大不大，职工的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连年亏损，即便是中央部属企业，又有什么地位可言！

二是感到兼并后寄人篱下，嘴上讲不响，面子上不光彩。指出这种想法完全不必要，兼并是两厂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今后两厂职工都是一家人了，地位都是平等的，干部职工的经济收入完全按各自的劳动效率和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来决定。

三是认为在“杭罐”厂工作二、三十年，现在被兼并感情上难以接受。我说这种心情虽可以理解，但若不改革，“杭罐”厂再亏损下去，那才是感情上难以接受，对“杭罐”厂如果真有感情，那就要支持改革，尽快扭亏为盈。

到会骨干们同样以热烈掌声正面回应了我的这席发言。于是我心落大石，后来重新召开的厂职代会也终于顺利通过了兼并的决议。

从这里，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凡是企业改革这样的大事，应该让企业的干部职工知道为什么要改?怎么改?改了以后将会对企业发展和员工权益带来什么好处?而且要直面回应干部职工的利益关切和认识上的误区，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切忌空洞说教。事实证明，只要让企业干部职工们了解了，理解了，他们才会拥护、支持改革。

引发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

9月3日，市政府就正式发文批准了两厂的兼并。至此，前后仅用了18天时间完成了两厂资产重组、结构调整和干部职工思想的沟通融合。9月5日，杭州日报头版刊登了两厂兼并消息和我连夜为该报赶写的“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指出：企业兼并对于“优势企业来说，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投资效益、增强发展后劲的一条好途径；对于劣势企业和亏损企业来说，是摆脱困境、重获生机的一条好出路；对于银行、财税来说，是搞活信贷、减轻负担、培植财源的一条好措施。”这就要求我们“更新思想观念，增强改革意识和全局意识”。

也在这天，市委市政府召开两厂兼并新闻发布会。市长卢文舸向中央和省市各大媒体强调说：“兼并的意义远比解决这两个厂的自身问题要重要得多。”“我们希望通过两厂兼并所产生的社会震动效应，达到增强全社会的改革意识、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以推动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同日，我陪同省委书记李泽民考察了娃哈哈与“杭罐”厂，他说：“两厂兼并为全省调整企业结构探索了一条新路。”

由此，中央及省、市报刊、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纷纷对两厂兼并作了大量正面报道，引起了全省乃至华东、全国的关注，特别是在杭州大中型企业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增强了企业领导层的危机感、责任感和改革意识。但是舆论并非一边倒，也出现了不同声音。省、市机关中有个别领导干部说这是“头脑发热”“政府干预”；有的国营企业厂长说：“儿子虽穷，总是亲生，怎么有病了就让死？”；有的甚至认为这是“瓦解国有经济”，是被“和平演变”、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可笑的，但在当时却是很有市场的。

↑ 娃哈哈创立三十周年庆典大会

兼并三个月后，事实开始说话了。新组建的娃哈哈集团比兼并前新增利润222万元，原“杭罐”厂终于摘掉多年亏损的帽子，首次盈余了32万多元。12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吴晓波的《百日兼并》长篇通讯和该报专门配发的《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通讯说：“杭罐厂经历了机制转换的阵痛，迎来脱胎换骨的新生的一百天，他们有了惊奇的发现，原先因机制僵化带来的重重弊端正在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更为灵活多样的经营机制”。而评论就说得更深刻到位：“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改变；没有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大面积的效益低下难以扭转”“该活则活，该死则死，正是搞活大型企业的一条规律”，所谓“‘小鱼’吃‘大鱼’，实际是‘活鱼’吃‘死鱼’；正是娃哈哈的兼并，才使一个大中企业死而复活，这本身就是‘搞活’的辩证法”。评论又强调说：“我们并不一概反对行政干预，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违反客观规律的‘行政干预’。各级政府应该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有一个胆略的问题，一个敢于负责的问题，一个勇于探索政府参与改革的方式问题”。读到这些理念清晰、是非分明的话语，真是让人解渴过瘾。

更受鼓舞的重大事件出现了。这就是两厂兼并半年后，即1992年初春，《深圳特区报》先行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长篇通讯和不久中央下发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展就是硬道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话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真使人振聋发聩，廓清云雾，豁然开朗！杭州、浙江、全国上下，改革开放的大气候犹如云开日出，气象一新，加上兼并后的娃哈哈生产经营越来越好，对两厂兼并的责难声也就渐渐微弱下去了。

两厂兼并27年过去了，如今的娃哈哈，已经是全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饮料企业，饮料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多年来成为全国500强企业，真是声名显赫，令世人刮目相看。截止2017年，娃哈哈已累计向国家缴纳税金568亿元；近18年来，为杭州春风行动和帮困助学捐款8460万元，受助大学生逾2万人；总公司和全国分公司员工达3万人，还为产业上下游提供了百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从两厂的兼并可以看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观念和利益两个层面，而来自旧观念、旧思维方式的阻力强度、广度和持续度，往往不亚于来自利益的阻力。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40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新旧两种观念的撞击中不断解放思想、艰难前行、逐步推进的。正是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理念的与时俱进，才有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变化。处在新时代的今天，改革开放的难度比以前更大了，我们就更要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重要抓手，并将转换脑筋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