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群

(武汉学院 信息及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2017年7月，纪录片业界和学界一大盛事便是历史人文纪录片《苏东坡》的播出，这部纪录片塑造了一个丰满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最难能可贵的是，它以苏东坡丰富人生经历中的一段——“被贬黄州”为核心和线索完成了整体结构和叙事，以化而无痕的形式完成了对湖北地域形象的完美建构。本文拟以湖北纪录片为例，探析纪录片中地域形象的建构策略。

一、纪录片是地域形象建构的重要载体

“国家形象是特定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外部影响在国际社会和内部公众心目中产生的印象、认知和评价。”目前对于地域形象的研究基本上都基于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之下,可以说地域形象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分支或延伸。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地域形象即特定地域的历史和现状、行为、活动及其外部影响在本地域、其他地域甚至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产生的印象、认知和评价。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希克·古兹曼曾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日渐共融、高科技日益发达、时空距离愈渐缩小的当代社会，纪录片富于仪式感的影像形式成为建构、传播国家形象和地域形象的重要手段。

从中国纪录片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共生的趋势：京派、海派、西部、渝派、陕派、草原、南派等众多纪录片派别逐渐出现并得到学界认可，不少地区正有意识地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烙印和独具风格特色的系列纪录片，将地域品牌意识贯穿于纪录片创作并进行有效传播，从而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环节和必要补充。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核心，有丰富多样的素材可供选择，纪录片编导队伍正逐渐成熟：张以庆、陈为军、吴晓平、拓跋周等编导及其创作的纪录片作品已在国内甚至国际享有盛誉，但至今并未形成属于本地域的纪录片创作流派，也少有人论及湖北纪录片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地域形象建构，本文拟一探究竟。

二、纪录片与湖北地域形象

“从作品创作的角度看，影视对地域形象的传播存在三个层面：地域的外在符号(物理层面)、地域的风俗(人文层面)、地域的气质和性格(文化层面)。”因此，纪录片呈现的地域形象应该是多层次的，可呈现为经济形象、文化形象、外交形象等，而地域文化形象是其最重要的构成，它是地域历史文化传统、民情风俗、人文精神风貌的外在表征，是展现地域形象的窗口，也是判断地域影响力和美誉度的重要标尺，是地域“软实力”的体现。

文化有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形象，三者不可割裂，共同构成形象的重要认知因素。湖北地域形象的定位可以是“传统湖北”“现代湖北”与“未来湖北”三种形象的融合，其“理想模式”可概括为：一个历史悠久、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的湖北；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发展的湖北；一个融入中华文明体系、能兼收并蓄、有能力承担特殊责任的湖北。把握好这三个层次的定位，有益于理性的自我审视，也有益于实践层面的突破。诚如卡西尔所说：“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湖北地域形象正是在湖北地区自然风貌和历史人文融合叠加基础上形成的多层次的复合形象符号，它是以荆楚文化为核心，古荆楚古三国和辛亥革命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武当山道教文化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风情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武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等荆楚历史人文符号，江河、湖泊、山林等合一的自然景观符号，近现代以来的工商业带来的都市景观符号等多元交融形成的丰富敦厚鲜活的地域形象。这些地域形象和地域文化特色使它区别于齐鲁、巴蜀、吴越等地域形象，也使纪录片地域形象的特色建构成为可能。

三、纪录片的地域形象建构策略

由上文可知，纪录片要建构地域形象，要明确某一地域形象的内涵和外延，浅层次应包括当地自然景观、建筑风格、特色产业等有形的物质符号，深层次则应呈现当地人的精神面貌、风俗习惯、行为准则等抽象的人文符号，从而形成对某一地域过去、现在和未来形象的整体认知，还需要明确怎样做才能让这一地域形象达到最佳预期效果。本文梳理湖北纪录片的发展和现状，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挖掘潜在资源，创作多样化类型和多元性题材的纪录片

文化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体现为象征符号的意义模式，人们通过象征符号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基于符号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这一解释，湖北省既是工业大省，又是农业强省，既有多样化的自然景观，又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湖北省纪录片作为地域形象建构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因素，呈现多样化类型和多元性题材选择的优势。

当前已有的湖北纪录片创作几乎涉及了现有的所有类型：新闻纪录片《南水北调中线大移民》等，历史文化纪录片《楚国八百年》《屈原》等，理论文献纪录片《汉阳造》《东湖梅岭毛泽东》等，人文社会纪录片《英和白》《幼儿园》等，自然科技纪录片《迷失的江湖》等，人类学纪录片《远山的瑶歌》《放壕》等。其中以历史文化、人文社会、自然环保和人类学纪录片为主，尤其是前三类数量较多。湖北纪录片的题材大体来说可以分为对历史文化的再现、对风土人情的展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对自然风光的呈现、对时代风貌的彰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六大方面。

地域形象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变迁并和外部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多种类型和多元化的题材选择有利于湖北纪录片进行全景式的地域形象构建。近几年，湖北纪录片人有意识地创作了一些大型纪录片，如《楚国八百年》《汉江》等呈现荆楚地域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观；有从小处着手观照民间文化的，如《汉戏名角》《僵狮子》等；还有从历史人物着手讲述湖北故事的，如《苏东坡》《屈原》等。《苏东坡》将湖北地域形象融于苏东坡的人生经历，苏东坡在他重要人生转折的“黄州时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赤壁赋》《后赤壁赋》及大量诗词、绘画、书法作品等，这些都被通过巧妙的故事编排、书画诗词文的呈现、地域的影像展现和专家讲评等形式“化而无痕”地融于纪录片。与《楚国八百年》叙事上呈现的以楚国为中心构建春秋战国历史的明显意图不同，《苏东坡》在地域形象建构上的形式更容易被接受，更值得借鉴。可见，湖北纪录片创作在地域形象建构上已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无意识走向有意识，创作也正走向更为多元化的艺术探索。但相较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的湖北地域来说，还需要多重努力使其更为丰富多样，有些题材相对集中，如昙华林、红安题材等。因此，还需要以对湖北文物风情的无比热爱和对纪录片创作的无比热情，去挖掘更多潜在素材，以记录湖北的时代变迁、风土人情和文化风貌。

(二)壮大编导队伍，丰富编导风格，建构“楚派”纪录片

作为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高水平的编导队伍和富于地域特色的流派风格，是纪录片创作和传播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它们意味高质量的纪录片作品和地域形象建构的可能。

以《楚国八百年》和《汉江》为例。在《楚国八百年》中，被运用得最多的表现手法就是“情景再现”，以弥补资料不足的缺憾，开拓表现意境。这种基于确切史料记载的“表演”并未损害纪录片本身的真实性，反而加大了纪录片的戏剧张力，为观众深入了解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更直观、更方便的方式。纪录片整体色调偏昏暗，尤其是在“情景再现”的部分，灰色、黑色被大规模运用，给观众一种正在翻阅褪色古代文物的感受，加大了历史给予人的厚重感。其整体节奏随着历史故事的展开而高低起伏，将观众带入历史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一段历史的亲历者。而《汉江》的编导风格则大不相同。首先《汉江》中有着大量对于汉江流域自然生态与人文风情的展示，因此真实镜头的运用远多于《楚国八百年》。且《汉江》色调多彩明亮，把汉水流域美丽的自然景观完整地展现于观众面前。同时，它还在不影响纪录片整体节奏的情况下对地区历史文化做了一定介绍，但对于历史细节没有进行过多描绘，往往点到即止，对于诸如“大礼议”这样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则简单地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斗争”一笔带过，并不影响主题的表达。在解说词方面，《汉江》则把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形式融为一体，声画结合营造的意境富于诗意。可见，两部纪录片在编导风格上的迥然不同，带给观众不同的美的享受：历史的诡谲风云与现实的自然人文，“情景再现”与“原生态”呈现，丰富了湖北纪录片的创作风格。

湖北纪录片创作风格的丰富性还表现在编导风格各异：如董晴的《汉阳造》等继承发扬了中国纪录片一贯以来重视人文历史的传统。吴晓平的前期作品如《迷失的江湖》《麋鹿家园》等把动物作为第一主角，赋予其情感，其近期作品如《再生之音》《汉戏名角》则开始探索人的生命之重，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他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类和人文类纪录片的优秀表现手法，其作品也受到西方世界较多关注。拓跋周的《一个日本兵和一群孩子》《业余“联合军”》等表现出对军事历史故事的浓厚兴趣，以口述历史和一手历史材料为依托进行一定程度的场景再现，通过对民间人物和故事的关注展现主流意识形态下小人物的生命活力。张以庆的《舟舟的世界》《英和白》等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把着眼点放在当代社会的边缘群体，其他如《幼儿园》及新近的《君紫檀》则表现出对纪录片创作技巧的极致追求和纪录片意境营造的探索，极强的创作主体意识介入成为其一贯的创作风格。陈为军的《请为我投票》《好死不如赖活着》《生门》等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孩子的教育、艾滋病、就业、生育问题等，他更愿意以一种极朴实的写实手法客观地记录社会的点点滴滴。

目前湖北纪录片编导主要集中在体制内，如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广播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以咸宁广播电视台最典型)，上述知名纪录片人都隶属于体制内，体制外纪录片人较少，多散见于影视制作公司或文化传播公司，或来自各大高校师生和社会爱好者，如《汉口汉口》《三镇三秋》均由在校大学生编导，获首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节“‘我与奥运’北京——伦敦连线视频大赛奖”的《自由的家猫》由宜昌人陈柏林摄制。由于资金、拍摄时间、播映渠道等多方因素限制，优秀的纪录片创作通常都由体制内编导完成已成惯例，体制外创作者或因商业利润、或因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也不断有人涉猎，但难以出精品制作。

可见，湖北省纪录片多样化的编导风格和多层次的编导队伍，正是湖北纪录片地域形象建构中的后发优势。京派、海派、南派、渝派、西部纪录片都各有其侧重点：“京派文化”与国家文化、制度文化相互包容,受到国家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气势非凡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海派”以细腻著称，多从小视角切入，展现人生百态，紧跟时代脉搏，记录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西部派则多记录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民生活方式。湖北纪录片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流派，究其原因与编导们因创作题材、理念、风格等的不同而各自为战有关，从而难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楚派”纪录片流派(湖北以荆楚文化为核心，故名，可商榷)。本文认为，当前湖北纪录片编导风格的多样化和逐渐壮大的编导队伍对“楚派”纪录片的流派形成是一大利好，如何利用荆楚文化的核心优势，整合编导资源，编导内外兼修，以对话与倾听的姿态不断学习国内外先进创作理念和技术，体制内创作者与民间创作力量共同形成湖北纪录片创作的主力军，系统地打造多层次、拥有丰厚文化内蕴的“楚派”纪录片体系(既有楚文化、三国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历史底蕴，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绚烂多姿；既有大气磅礴的历史风云，又有细腻生动的民间叙事；既有充满时代气息的都市文化，又有极具特色的灵动山水……)是相关部门和当下编导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整合资金和技术，寻求政策支持，进行多渠道有规划的传播

京派纪录片有国家政策和央视的强大资金和技术聚合背景，海派纪录片有上海文化和传媒界、上海电视节的综合推动，西部纪录片有国家政策及极富特色的西部文化为支撑，南派纪录片有岭南文化和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强力推进，陕派纪录片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电视媒体的共同支持，渝派纪录片有大重庆文化背景和“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加持……可见，我国现有纪录片流派先后通过整合编导人才、资金和技术逐渐形成并传播自己极具地域特色的纪录片。那么，除了在内容题材上精益求精，在纪录片编导培养上高质高量，湖北纪录片要高效传播“楚”派纪录片究竟还应该怎样做？

1.整合资金和技术，寻求政策支持。优秀的纪录片作品要在地域形象建构上有所建树，不可忽视的一环是对相关资源的整合利用。政府是地域形象对外传播的主导者，有必要革新观念，重构对外传播的整体战略和主流话语体系，同时统筹协调，整合、优化公共资源，还有相关部门的重视，尤其是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需要承担纪录片传播的重要责任。近年来，湖北省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对纪录片产业的投入，如湖北电视台本世纪初推出的“精品名牌”战略，逐渐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准的纪录片编导队伍，湖北电视台的纪录片制作水平和制作力量逐渐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湖北电视台于2013年成立纪录片部，首席编导是张以庆，以张以庆和吴晓平工作室为核心，汇集了电视台最优秀的纪录片编导，几年来独立制作或与央视、地市级电视台合作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纪录片作品：《楚国八百年》和《汉江》是与央视合作摄制的，《再生之音》《汉戏名角》《僵狮子》《放壕》《大屋湾》《君紫檀》等均由知名编导带领摄制团队完成。从湖北纪录片的当前发展来看，体制内政策和资金支持仍然是第一推动力，如前所述，纪录片编导大多都隶属于各大电视台，在进行纪录片创作时不免拘囿于主流意识形态。湖北电视台纪录片部的成立对纪录片创作是一大利好，但由于大多选题是体制内的政治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编导们的创作自由，大大缩减了编导们的创作时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纪录片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和丰富性表现。因此，纪录片创作大多是非商业性和非市场化的，它需要政策、资金和技术的三重保护，不能将其当作电视台营利的主要工具，电视台应给予编导充分的创作时空，才能让他们沉下心来观察、体验生活并进行思考和选题，才能创作出能反映湖北地域特色的优秀纪录片作品。

纪录片创作要做到真正的资源整合，需要各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摒除偏见，也需要作为湖北地域最大的电视传媒机构的湖北电视台本着公平、理解甚至无私的态度与其他地市级电视台达成合作和资源共享的共识，以避免纪录片的重复摄制从而造成资源浪费，也为合力创作优秀纪录片作品扫清障碍，才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纪录片地域形象建构及其高效传播。

2.进行多渠道有规划的传播。当今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京派、海派、渝派、西部等纪录片流派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电视是最主要的大众传播视频媒介，而当今社会电脑、移动终端等媒体不断挤压电视的生存空间，传播渠道之丰富、媒体之多样已成共识，纪录片建构地域形象并进行有效的互动传播，离不开多渠道、多媒体的传播方式。本文梳理了湖北纪录片的传播方式，与其他地域纪录片传播方式大同小异，大概有以下几种：电视传媒、参加国内外相关影视大赛(影视节)、网络新媒体传播。

(1)电视传媒——地域性纪录片主要以本省和地市级电视台为主要传播平台，有影响力的纪录片登陆央视，与其他省级和地市级合作输出传播。“地域性纪录片是地方电视台创作的主要节目类型,彰显着地方电视台的特色和节目制作水准。”湖北省和地市各电视台曾先后创建了不少纪录片栏目，如《大揭密》《汉字解密》《舌尖上的武汉》等，还有从其他电视台引进的纪录片节目，如《记住乡愁》《档案》等，从自创纪录片栏目质量来看，整体上不如引进节目，栏目质量有待提高，尤其是作为上星频道的湖北卫视目前只有一档《大揭密》属于纪录片栏目，其他间或播出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为重要的纪录片传播平台和地域形象建构平台，湖北卫视及其他地面频道显然做得都还不够。湖北省与央视合作摄制的优秀大型纪录片如《楚国八百年》《汉江》《苏东坡》等则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因此，创新纪录片栏目并提高质量以增强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形成地域形象建构氛围，是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需要关注的方向。

(2)参加国内外相关影视大赛(影视节)——张以庆、姚松平、陈为军、吴晓平等的作品都曾在国际或国内相关影视节或大赛上获奖或提名。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兴起，在传媒业发达的地区，民间纪录片制作人的规模不断扩大，纪录片的商业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参加国内外影视节或影视大赛已成为纪录片传播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既要鼓励体制内编导独立创作参加国内外影视大赛或影视节，又要不断发掘民间创作力量，为纪录片创作民间团体和个人的“文化冲动”开辟自我表述的空间，提供更多的对外文化传播渠道，作为本土地域书写者，民间纪录片创作的参与是地域形象建构的重要补充。当然，如果能以类似基金会或众筹平台等形式支持纪录片创作，同时加强相关学术研究的有效投入的话，相信能让湖北纪录片创作及地域形象建构和传播拥有全新局面。

(3)网络新媒体传播——湖北纪录片有意识地进行地域形象构建是近些年才逐渐兴起的，正好处于移动视频终端逐渐扩大影响力的时间节点。因此，若想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湖北省纪录片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电视这一种大众传媒上。湖北纪录片仍然处在发展阶段，还没找到特别适合网络新媒体的纪录片传播系统策略，但网络新媒体传播的力量已经初露峥嵘。如湖北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长江云”就是定期推出湖北电视台自创纪录片的重要传播平台，再以弹幕视频网站bilibili为例，截至2017年8月18日，《苏东坡》上传仅1个月在该网站的播放点击次数就已经超过12万。bilibili的定位是“二次元”，其他主流视频媒体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还有参加各种民间纪录片展映活动以及申请院线播映，最近播映的《二十二》所获得的好口碑和高票房已给纪录片传播做出了榜样：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正成为纪录片传播的重要渠道。按照传播的分层效果论，相应的媒介信息结合特定的传播方式，就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对受众造成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影响。纪录片人应当多开拓不同的传播渠道，不同风格的纪录片作品以不同的渠道进行传播。如《苏东坡》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同时也在网络新媒体上进行传播，业界和学界联动通过自媒体如朋友圈进行传播，充分发挥每一种传播方式的优点，从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传播体系。湖北纪录片在传播渠道上有规划地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将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和地域形象的建构。

四、结 语

综上，本文以湖北纪录片为例探索纪录片地域形象建构策略。湖北纪录片创作依托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优秀的纪录片编导队伍和多样化风格、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已具地域风格的雏形，却还未能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楚派”纪录片风格体系，在地域形象建构上总有欠缺，究其原因在于：上未有相关部门整合资源以形成主流话语体系和对外传播地域形象的整体战略，因此对湖北地域形象的内涵认识不够；下未有编导团队的协同合作共享资源及对创作资源的挖掘不够，没有形成对“传统湖北”“现代湖北”和“未来湖北”的整体综合认知体系。但还须强调的是，对任何一个地域而言，为了外在世界的评价而放弃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不符合地域形象建构的主旨。就地域形象建构的最高目标来说，对内在于地域民众的福祉，对外在于寻求信任、理解与尊重，其根本还在于前者。这也意味着，地域纪录片(包括湖北纪录片)的创作及地域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为了通过纪录片这一独特的审美形态对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改善民众的共有文化生态起推动作用，这才是纪录片地域形象建构(可延及国家形象建构)的根本目标，也是纪录片创作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