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春梅

（四川传媒学院，四川成都611745）

Invocation to Misery（《召苦难》）的作者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浪漫派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雪莱于1818年创作了这首诗。现在，该诗在国内有郭沫若先生以及江枫教授等多位译家翻译的版本。1923年，郭沫若先生采用古骚体翻译了该诗，标题为《招“不幸”辞》，并发表在《创造季刊》“雪莱纪念号”上。1926年，泰东图书局将这首诗和郭沫若先生翻译的其他雪莱的诗歌结集出版，取名为《雪莱诗选》。江枫教授于1980年翻译了该诗歌，诗题翻译为《召苦难》，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枫教授翻译的《雪莱诗选》，其中就有收录 Invocation to Misery（《召苦难》）。本文从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比分析郭沫若先生翻译的《招“不幸”辞》和江枫教授的《召苦难》，其中重点从译本体裁和翻译风格两方面入手，加以对比。

一、接受美学对诗歌对比研究的理论阐释力

接受美学，又被称之为接受反应文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姚斯（Hans Robert Yauss，1921-1977）和伊瑟尔（Woffgang Iser，1926-2007）。接受美学颠覆了传统文论以原文文本为中心及作品自足存在的观点，而是将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实践过程中生发出来的，而译者对作品的翻译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阅读及赋予作品意义的过程。因此，这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不同译本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读。其中，接受美学的潜在读者，期待视野等理论主张对诗歌复译及其诗歌对比研究更是具有极强的理论阐释力。本文将主要借用接受美学的上述理论观点，对比分析郭沫若先生和江枫教授的译本。

二、接受美学关照下《召苦难》两个译本研究

1.潜在读者对于译本体裁的影响

任何翻译都不是译者盲目的行为，而是有目的的主动选择。这些选择涉及到翻译材料、翻译策略和方法。甚至是措辞和句式的选择。哈蒂姆和梅森就曾指出：“翻译是一种选择，但是任何选择都是有动机的，因此任何与潜在意义相关的省略、增加和改动都是合理的。”与此同时，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译文最终的接受者，也即译者头脑中潜在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无疑，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其所接受的教育、文化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影响，其阅读习惯和偏好必然存在巨大差异。正如尹衍桐在《读者反应与文学翻译》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作者总是按照他所感受到的某个读者群在阅读文学作品中所形成的接受模式，努力去满足他们的期待视野。也就是说，作者在为某种理想的读者而创作，这种理性的读者因为文化修养社会经验、世界观、审美观念等基本相同而具有相同的文学情趣和期待视野。”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确定潜在的读者群，分析潜在读者的阅读旨趣，从而对翻译文体、风格、翻译策略和方法等做出相应的选择。

具体到雪莱诗歌Invocation to Misery的两个不同译本，在诗歌名称的翻译上，郭沫若先生将其翻译成《招“不幸”辞》，而江枫教授却将其处理成《召苦难》。对于整首诗歌体裁的选择上，郭沫若先生将其处理成骚体，正如郭沫若先生在译序中所写的那样：“以不幸（Misery）拟人而招之，情调哀恻，音节婉转，最宜以我国骚体表现。”而江枫教授则选择了现代诗的体裁形式。两位翻译大家对于译文诗歌体裁的选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接受美学潜在读者的视角来考察，这是因为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构想的潜在读者是截然不同的。郭沫若先生于1923年将这首诗翻译成中文让其和中国读者见面，那时中国白话诗歌还处于婴幼儿时期，某种意义上讲，郭沫若先生自己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代表。处于新旧文学体裁交换时期的广大读者群，大多数都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学体裁的接受和认可度是相当高的。因此，基于这个原因以及诗歌本身的特性，郭沫若先生将其处理成古骚体也就不足为奇。而江枫先生是于20世纪80年代翻译的该诗，白话文和白话体裁的文学样式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发展壮大，进入了成熟期。而这个时代的读者基本上接受的都是现代文学体裁样式的教育，对于传统文学样式的接受度是非常低的。如果再将这首诗译成古文体，其在受众中的接受认可度无疑也会非常低。因此，江枫先生在翻译该诗时，选择了现代诗歌也就理所应当的。总之，对于潜在读者的考虑影响了译者在翻译诗歌时对体裁的选择。

2.期待视野对译本风格的影响

翻译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在理解阶段译者是原文的接受者，是作为读者而存在的，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期待视野，而在表达阶段，译者却充当的是译文文本的作者，每个作者都会考虑其读者的欣赏能力和要求，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趣味会影响译者对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从而不同译者的翻译文本最终会呈现出不同的翻译风格。以Invocation to Misery的第一节段为例，原文如下”

Invocation to Misery

Come，be happy！——sit by me，

Shadow-vested Misery

Coy，unwilling，silent bride，

Mourning in thy robe of pride

Desolation—deified！

郭沫若先生的译文如下：

欣欣而来兮坐我身旁，

汝以影为衣兮“不幸”姑娘

汝含羞而强就兮容何窈窕，

汝华饰而悲伤兮虽孤寂而崇高！

江枫教授将其翻译为：

来吧，高兴点！坐在我身边，

披裹着黑影的苦难：

羞怯、无语、不情愿的新娘，

衣着华丽，情态哀伤，

被神化了的凄凉！

对比两个译本的风格不难看出，郭沫若先生的译本每句都采用虚字“兮”为句腰，全诗都采用骚体，古风古韵，哀恻婉转。比如诗的前两行，郭沫若先生将其处理为“欣欣而来兮坐我身旁，汝以影为衣兮“不幸”姑娘”。把Misery拟人化翻译为“不幸姑娘”。纵观江枫教授的译本，其显著特点是对原诗保持了忠实还原，措辞及风格都力图不脱离原文。同样的以该诗的前两句为例，江枫教授的译文是：“来吧，高兴点！坐在我身边，披裹着黑影的苦难”。从这两句来看，江枫教授完全采用了直译的处理方法，译诗的语序及风格都和原文保持了一致。为何不同时代的两个译本差异如此之大，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观点给出了答案。

从读者角度来看，郭沫若先生用古典骚体来翻译，且用词典雅，主要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因为20世纪20年代初，尽管白话文已经兴起，但白话文还非常不成熟，其表达力有限，而且文言文依然有着庞大的读者群。时代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江枫教授所面对的读者，基本没有接受文言文的教育和熏陶，这个时代的读者都是接受的白话文教育，所以如果再沿袭文言文的翻译模式必将脱离读者，不能为新时代的读者所接受。正是由于期待视野会随着人们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的变化而变化，两个不同时代的译者为了满足各自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译文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翻译风格。

结论

对诗歌

Invocation to Misery

郭沫若先生和江枫教授的译文不论是从体裁、风格还是措辞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差异进行了合理的阐释。不同时代的两位译者，因为各自所生活的时代及其所接受教育的差异，在理解过程中对原文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而在表达阶段，各自译文所欲服务的潜在读者以及各自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的不同，从而促使译者对同一首诗歌采用了不同的体裁来加以翻译，并最终呈现出了不同的翻译风格。

[1]W.伊泽尔（霍桂恒、李宝彦译）.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尹衍桐.读者反应与文学翻译[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55

[4]B.Hatim I.Mason Text and the Tranlator[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