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嘉川

四岁半的男孩儿在印染厂大院的废钢铁堆里玩儿是有情节的，那情节中有硝烟炮火有卡宾枪与盒子炮。那里可用的材料很多，找半截铁条便可随意做成一支“手枪”或“步枪”，也叫“大盖枪”；而那些巨大的废钢铁更可以是“飞机”是“坦克”，可以是“壕堑”与“高地”。那些情节的所有指向都是男孩儿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妈妈找到男孩儿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泥猴了，而且正沉浸在情节深处难以自拔。妈妈火了，狠狠地打了他。然后，俨然一个打了败仗的俘虏，被妈妈拖进了工作的房间的男孩儿哭了，哭得很伤心。

妈妈工作的那个房间里整齐排列着一些缝纫机，在妈妈给男孩儿清洗的时候，一个阿姨在旁边说：哭不是男子汉，不是男子汉就当不了兵，连兵都当不了还怎么能成为战斗英雄啊？

听了这样的话，男孩儿立时不哭了，大睁着眼睛看她。那是一张干净和蔼的脸。接下来，那位阿姨从下脚料堆里找出了几块草绿花色的布料，在缝纫机上三下五除二，剪剪缝缝，很快做出了一顶苏式军人的船形帽和一套武装带。被她打扮起来的男孩儿不仅不再哭，而且又兴高采烈了。

春夏之交时节的白天长了，妈妈四点半下班的时候，太阳还在半空中。辽宁路与台东一路上铺满了阳光。走在街上的四岁半男孩儿戴着船型士兵帽背着武装带，怀里挎着铁条曲成的冲锋枪，那副神采，骄傲着人们的眼睛。人们从那身行头上读出了男孩儿身上的故事。那是一个盛行布拉吉、交谊舞与俄罗斯歌曲的年代，大光明与慈光电影院上演的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片。

散发着橡胶味儿的同泰橡胶厂大门里的墙上有一口电钟，男孩儿认识时间便是通过那口钟。每当快走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快跑过去看一眼钟表，回头向身后的妈妈报告钟点儿。然后是台东邮电局。那是一幢高大的德式建筑，高高的落地窗使室内宽阔的空间涌满了阳光。有绿色的台子与桌椅供人们写信与填写邮件地址。穹隆式高高的天花板令里面即使是盛夏，也是凉习习的。再往前走不远便是天主教堂，花岗岩的深厚的门洞里，镶嵌着金属雕花的黑门板总是紧紧关闭着，透着庄严与神圣。也偶尔能见到从里面出来的修女，披着黑黑的长袍，脚步总是细碎而匆匆。

娘儿俩往往是从人和路拐弯，到台东二路，那里便是繁华的商业街了，聚福酒楼、大华照相馆、戏装店、拍卖行、交电站……冬日夜晚，有馄饨摊在拐角，炖着老母鸡的锅里飘出白茫茫雾气，一股好闻的气味儿使夜晚与街道亲切得伸手可触。

之后，便是市场楼了。娘儿俩就住在市场楼的西边楼上。

下午的阳光依然兴高采烈。人们穿梭似的从市场楼的大门出出进进，一台楼梯在大门里把人流分成了两部分，或者上楼梯到百货公司，或者下缓坡到楼下的菜市场。男孩儿与妈妈是直接上楼梯的，上了一层转个弯儿再上一层，便是居住的胡同了。胡同两边挤满了住户，夏日近黄昏的时候，几乎家家都开着房门，于是胡同里亮堂得很。

老丁家的戏匣子，正在播放俄罗斯民歌。老丁在门口擦脚踏车，老丁的老婆在屋里切八代鮹。那是一个慈颜善目的女人，她与妈妈借着戏匣子里播出的《货郎》歌曲开玩笑。

歌声转成了《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妈妈随着收音机轻轻唱起来，旋律中悄然滚动着一股激情，从西窗泼进屋里的夕晖，粲然如花盏绽放在女人们的情绪中。

那女人突然问男孩儿：馋佬锅子（锅子，方言指驼背，指弓起的形象）几条腿？

八条腿。男孩儿回答，他指指案板上的八代鮹。

被切开的八代鮹正散发着浓郁的海鲜味儿，有些黑黑的汁液残留在女人的手上。女人用围裙擦擦手，上前来抚摸男孩儿的“武装带”，男孩儿身子往后趔趄了一下，试图躲开她的手，妈妈说让大娘摸摸怕什么？那女人便抚摸男孩儿胸前武装带的布料，说是人造棉的，为了证明她说的正确，两手沿着布的边缘费劲地撕了一下，吱的一声，撕开了一条口子，男孩儿的好心情突然变坏了，扭身跑回家了。

冬夜里妈妈依然唱着：“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男孩儿在妈妈的歌声中睡去，不知道饥馑的1960年已经悄然到来了，更不知道那个年号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妈妈下夜班，把男孩儿从床上掀起来，然后翻箱倒柜地找出一些穿不着的衣服用包袱包了，扯着男孩儿匆匆奔向延安路头的礼拜集。原来妈妈与几个同事约好，在那里摆地摊卖衣服。所谓礼拜集就是指星期天的集市，在延安路与台东一路、长春路几个路口交叉的空场上，那时汽车很少，空场就专门用来做旧货交易的集市了。延安路曾经叫天门路，往南越过一道高岗直通到海边，所谓“天门”大概指的是那道高岗，更多的时候人们称那里为“黑风口”，冬天那里的风特别贼，也就是特别凶狠的意思。几位二十几岁的少妇面前摆着裘皮大衣、高跟鞋、布拉吉、列宁装、毯子一样的大披肩，以及各种街上流行的时尚衣物，其中还有一只海泡石烟斗。那几位同事中，有现役军官的太太，有曾经的资本家小姐，也有曾经的姨太太。一个时尚浪漫的俄罗斯文化影响的时代，在饥荒的集市上就那么从她们手上悄然逝去了，换回的是几斤地瓜干儿，连同妈妈嘴上的俄罗斯民歌。

男孩儿依然经常跟妈妈去工厂。大院里的那些废钢铁处理了，在旁边的平房里办起了技校，是与生产的厂区分开的，且有图书馆与职工俱乐部，那是男孩儿常去的地方。也许是饥饿袭来的原因，人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男孩儿突然不再对枪械武器和战斗情节感兴趣了，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那里有些开放的书报放在大桌子上，其中有些画报与连环画。男孩儿总是醉心于某幅画面的线条勾勒的人物或情景。技校的学生在下课或者午休的时间总是一窝蜂地涌进来，有人便会把男孩儿正在看的图书抢去，男孩儿并不懊恼，而是贴在那人的身边，随着一幅幅画面的展开，以那人的视角再看一遍。阅览室里面还有更好看的画册，那是要凭学生证才能借出来的，男孩儿便撺掇那些不知看什么好的学生借出来，他便可以在旁边跟着看。

也有时候跟看门人一起在传达室里枯坐，那多半是妈妈上中班，也就是下午两点到夜里十点的时间段。跟妈妈到厂子里不久，图书馆就关门下班了，没地方去的男孩儿便静静地坐在传达室里。看传达的是一个很没有趣味的农村老头儿，总惦记着在农村的老婆孩子，开口说话便是坡里的地瓜蔓和苞米秸的事儿，还总说后山有狼，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在山道上被狼吓得迈不开步，尿了一裤裆，幸好后边又来了几个过路人才解救了他；还有他老婆做的菜萁馏发柴，剌嗓子咽不下去，孩子们不吃，只好他吃。男孩儿听不懂，不是听不懂他说的事儿，而是不懂他那种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说话方式，要费好大的劲才能凭自己的理解将那些话连缀起来。有时候也帮他干点儿事，譬如拉煤的人力车每拉进一车煤都要领一张纸牌，以此结账，男孩儿便替看门人站在门口发放纸牌。而更多的时候，男孩儿是被排斥的，毕竟工厂不是幼儿园，五岁的男孩儿也毕竟是个顽童。

1962年的春节前，俱乐部开始排戏了。每天晚上总有人在俱乐部里敲打锣鼓排戏，排演一出叫做《钓金龟》的京剧小戏。锣鼓敲打得黏稠，板眼起落缠人。俱乐部那个戴眼镜脸上有麻点的小伙子唱老旦：“叫张义，我的儿啊……”那个“啊”要拉好长，拐几个弯后，才能接下句。唱腔缠绵凄惶，每晚他都要唱十多遍。那是两个人的戏，一个母亲一个儿子，说的是一个瞎眼的老婆婆，靠小儿子钓鱼养活。有一天小儿子张义钓了一只金龟，回家时，听邻居说他哥哥进京赶考得中，作了县官，他嫂嫂不顾老母亲与小叔子，顾自奔去了。小儿张义原以为钓得金龟，母子俩不必再为衣食而忧，而得知哥哥高中，便执意去找哥哥。来到某县先见到了嫂子，他便拿出金龟给嫂嫂看。贪财的嫂嫂遂起歹意，趁小叔子伏在桌上睡着之机，将一根七寸长钉钉进了他的头部……老娘久等小儿不归，便乞讨来寻，途中幻见小儿子满脸血，怀疑其惨遭不测，便找到包公伸冤，包公开棺验尸时，到处找不到伤痕，彻夜难寐，突然想到人有七心，前心后心手心脚心，而那一心在哪儿呢？那就是头心，于是第二天他便在尸体头部找出了那枚钉子，从而替老婆婆伸了冤。

剧情蛮曲折的，但是只两个人便把整个故事连唱带演表述得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男孩儿不厌其烦地看了无数遍，记熟了每一招每一式，甚至每次两人配合中总要出的纰漏。演张义的人每次抖抖索索拿出纸剪的金龟时，总会让那片纸飘落在地。在正式演出的时候，也是如此，似乎成了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纸片儿每次飘落时，男孩儿都要朗声笑出来，正式演出的时候，他成了带领大家发笑者了。

妈妈看了这出戏以后，常常不由自主地唱道：“小张义，我的儿啊……”男孩儿每每听到总是愣愣地，在妈妈的唱腔里，他笑不出来。

1962年春天老丁的老婆死了，死在医院里。说两腿浮肿，肚子里长瘤子。那时候还没有癌症的说法，只说长了瘤子。

那时工厂里开始排演话剧《年轻的一代》，那是一出四幕话剧，场面大用人多，技校的学生们排演得如痴如醉，特别是最后高呼“青春万岁”，那种充满理想的激情常常感染得观众热泪盈眶。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小资情调的年轻人被感化后，在匆忙赶赴下乡集合点时，将柳条箱摔在地上，摔落一地的衣物中露出一双白皮鞋，正面人物拿起那双鞋，将小资产阶级思想狠狠批判了一番……那个演员每次排演都要摔倒，且须要摔得恰到好处，有一次正式演出他紧张得没摔好，竟然将白皮鞋摔到台下了，正面人物在接下来的戏中，空手做握皮鞋状，依然演得极为投入，观众迅速从那个纰漏转入戏中，获得了圆满成功。到最后甚至观众也跟着演员高喊“青春万岁”。

男孩儿站在台口那儿，回头看了一眼礼堂里挤得满满的观众，那一张张沉浸在剧情中的面孔是那样的鲜亮，那样的激情饱涨。

望着已是满头白发、后背佝偻了的妈妈，也已经五十多岁的当年的男孩儿，总是试图从她身上寻觅当年的痕迹，似乎岁月老人很会变魔术，居然使妈妈身上毫无当年的踪影儿了。甚至使人常常感到疑惑，妈妈曾经年轻过吗？她当然年轻过，男孩儿自己就是证人。

可是，那些岁月却恍如隔世了，至少隔着一个将一切都打碎了然后再重建的过程，或者叫做不同的世道也可以。重新建起来的一切，与当年怎么也不是一回事儿了，譬如令人心怀激荡的俄罗斯民歌，唱起来怎么也没有当年的味道了。

后来知道了俄罗斯民歌《货郎》是由一位叫做尼·涅克拉索夫（1821—1877年）的诗人的作品被谱曲后，成为那样一支有点儿咏叹调味儿歌曲的。大意是说货郎与来买东西的姑娘的恋情的，最后一节唱道：

只有黑夜知道他们俩

怎样讲定好价钱，

挺起来，高高的麦子呀，

守住秘密莫外传。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已经八十多岁的母亲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也偶尔沙哑着嗓子唱起年轻时的歌曲，似乎又回到年轻的时代，不过唱着唱着摇摇头，觉得不是当年的味道了。

年轻是有密码的，过了那个年月便再也找寻不到了；那是人生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