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启明先生：

顷奉七月二号手书。先生已译出之波兰小说拟在《新青年》发表欤，抑尚未寄，可就与《小说月报》发表否？第八期只有犹太宾斯奇的短剧一篇，如先生译的波兰小说能惠下，更好了。

捷克小说，我尚未得到，三月前见告白，立即写信去买，但至今未到：二号《小说月报》的介绍短短的，是抄了纽约《太晤士书报周刊》上的介绍话的，想来不久总可以得到这部书了。据同书坊所出的《新希腊短篇小说》上后面的告白说，续拟出者还有巨哥斯拉夫小说等，然至今未见广告，想来还没有出。至于捷克童话集两本则去年秋就已买到，可惜代不了。德国介绍外国文学似乎无论什么地方都比英美多些。我非常想学德文，但为工作所梗，年来屡试而不成功；下半年舍弟泽民要进上海同济的德文预备科去，专攻一年德文；据说一年本可以通的，但到底也欲到将来看哩。

说了许多空话，好笑。顺颂

健康

弟 沈雁冰（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

关于外国文学译介的“弱国模式”

在茅盾与周作人来往的书信中，茅盾大谈特谈时新的外国文学，主要谈了四位，其中两位是俄罗斯的，一位是英国的，另一位是法国的。

茅盾在1920年底接手《小说月报》编辑权之后，就预定1921年3月出“俄国文学专号”，希望从周作人那里得到更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稿子。1921年1月7日，茅盾给周作人写信说：“第三号俄国文学号相差只有一月，想来先生那时精神未必就能大好，而且我也深望先生能多将息些日子，不过一个俄国文学专号里若没有先生的文，那真是不了的事；所以我再三想，还是把这专号移到第4号中。”“不了”的意思是“不得了”吧。这期专号确实因为周的作品没有及时赶到而推迟。后来，“俄国文学号”是以“特号”的形式和名义推出的。

在提议“俄国文学号”大约半年之后，1921年7月20日，茅盾又写信向周提议：“《小说月报》在十月号拟出一个‘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名儿不妥，请改一个好的），里头除登小说外，也登介绍这些小民族文学的论文。”写这封信时，茅盾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如拟请人写的论文题目有6个，分别是：波兰文学概观、波兰文学之特质、捷克文学概观、犹太新兴文学概观、芬兰文学概观和塞尔维亚文学概观。拟请人译的小说则来自：芬兰、塞尔维亚、波兰、犹太、捷克和罗马尼亚等。

从1921年7月5日这封信开始，7月20日、7月30日、8月3日、8月11日，茅盾在给周作人的这5封信件中，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这一专号，主要是催稿，不仅向周作人催，而且通过周作人向鲁迅催。也许因为茅盾催得太急，鲁迅还曾表达过不满。1921年8月6日，鲁迅给周作人写信，抱怨说：“五日信并稿已到，我拟即于日内改定寄去，该号既于十月方出，何以如此之急急耶。”

1921年10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如期以“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的名义推出。

“被压迫”或“被损害”的，往往是所谓“弱小民族”。也因此，有人会把这一期专号误认（记）为是“弱小民族文学专号”。比如，施蛰存读这期杂志时只有16岁，多年以后，他把“被损害的”误记成了“弱小”。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次是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这几种书志中所译载的欧洲诸小国的小说，大都是篇幅极短，而强烈地表现着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绪。这些小说所给我的感动，比任何一个大国度的小说所给我的更大。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中又有一些论文，介绍欧洲诸小国文学状况之一斑，使我得到了初步的文学史知识。”（施蛰存：《北山散文集》之《称心如意·引言》，正言出版社1948年版）

“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这几个字在施蛰存的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两次，导致施蛰存这样误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1.茅盾所列举的这些国家（大部分属于东欧），跟德、法、意等所谓“列强”（大部分属于西欧）比，确实都是既弱且小的。

2.受鲁迅等“五四”健将的影响。初出茅庐时的施蛰存虽曾与鲁迅打过笔仗，但他内心是服膺鲁迅的。在不少观念和做法上其实是受到鲁迅的影响。比如，对东欧弱小国家文学的译介，论时间的持续，论成果的丰富，比起鲁迅和茅盾有过之而无不及。《域外小说集》一共收录了16篇外国小说，其中除却3篇来自美、英、法外，其余13篇则来自俄国（7篇）、波兰（3篇）、波斯尼亚（2篇）、芬兰（1篇）。周作人后来写有专文《弱小民族文学》，其中关于《域外小说集》，他说：“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而在与茅盾通信前后，周作人断断续续一直译介这些东欧国家作品，主要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据赵稀方统计：“自四卷1号（1918年1月15日）至九卷4号（1921年8月1日）三年多时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发表了‘弱小民族’文学十六种。”（《论“五·四”时期的翻译》，《阅江学刊》2013年5期）

那么，周氏兄弟为何要抑强扶弱、大译这些弱小民族文学呢？鲁迅在1909年版的《略例》中有所交待：“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这话的意思是，在世界文学或者欧洲文学格局中，周氏兄弟最初偏向的是北欧文学，而其原因是非常内在的，那就是他们认为，在近世（近代），属北欧文学最为兴盛。而北欧这些国家恰恰都是小国，甚至弱国。这话的潜台词或可理解为：文学之是否发达与国力之是否强盛未必成正比，弱国可以是文学强国，大国反而可能是文学的矮子。

《域外小说集》

茅盾也不例外，他一直奉鲁迅的思想为真理，以鲁迅的做法为榜样。赵稀方认为，“自加入《新青年》以后，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开始将翻译对象逐渐集中于俄苏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他根据统计结果说：“茅盾主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1920－1921两年时间（其后由郑振铎接任），翻译总量仍然与此相符，其中弱小民族文学85篇，俄罗斯文学75篇，其他国家文学明显较少，其中，法国文学19篇，英国文学9篇，日本文学8篇，美国文学4篇。对于俄国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是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的突出特点。”（《论“五·四”时期的翻译》）

茅盾之所以把“俄国文学号”和“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分开来做，一是因为俄罗斯文学太发达，单独就可以做个专号；二是可能他认为，把俄国跟其他国家放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也即俄国不属于“被损害的民族”。

但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不同，直到1933年3月5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本篇最初印入1936年6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鲁迅的文学视野是全世界的，包括亚非欧，但他还是侧重于东欧。这个东欧恐怕是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包括“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倒是有点类似于二战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概念）。

显然，茅盾之重视弱小民族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周氏兄弟的影响。不过，鲁迅与茅盾之侧重点或者说用意有所不同。

鲁迅的用意是“同情”加“拿来”：“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鲁迅之所以极力绍介和彰显弱国的叫喊和反抗的作品，是为了要给中国人以精神上的滋养，从而培养精神界之战士。这是拿来主义的根本要义。不过，同情也并不是没有。中国虽大，也是弱国，也是被欺凌的，所以跟那些被损害的民族有着天然的情感共振。同情，并不是怜悯，指的是情感共振——类似的悲惨处境导致了类似的悲哀情感。

茅盾的用意是呼唤平等。同样在这个地球上，同样是人类（用西方话语来说，同样是上帝的子民），国家也好，民族也罢，不应该被强迫分为三六九等。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自视甚高，或看低别人。一个民族没有任何理由平白无故地欺凌别的民族；否则就是不义，就是强权。他在“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的序言中说：“凡在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的是大地目前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的强横些。没有一个配自称为‘毫骄子’！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同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而况在艺术的天地里，是没有贵贱，不分尊卑的！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正的正义的公道。”

言为心声，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发出心灵的声音。茅盾对文学功能的期待比较本分，所以他为民族请命，替弱小民族呼吁平权。而鲁迅呢，似乎要文学起到超出本职的作用，不仅发声，还要行动，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者。

3.其他报刊上关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可能对施蛰存的记忆产生更深的印象。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之后，并没有停止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小说月报》在郑振铎继任主编后也还依然重视对弱小民族的译介，周氏兄弟也没有停下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他们还带动了其他编辑家和翻译家（尤其是施蛰存）致力于译介弱小民族文学，其中最重要最集中的成果是：

一为首都南京发行的《矛盾》杂志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这家杂志虽然是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出资办的民族主义刊物，但或许由于实际负责的编辑是从左联阵营里叛逃过去的潘孑农，所以有时也发表左翼倾向的作品，最突兀的是1934年5、6月份推出第3、4卷合期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而这是《矛盾》杂志的终刊号。

《矛盾》杂志“弱小民族文学专号”

其次是1934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所办的《文学》杂志（第2卷第5期）推出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这是为了应付国民党日益严峻的书报审查制度，茅盾直接参与策划决定的。专号上有茅盾化名冯夷写的《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还有化鲁（胡愈之的笔名）写的《现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况》，发表了亚美尼亚、波兰、立陶宛等17个国家26个作家的28篇作品，可谓规模空前。

以上是杂志的专号，另外还出现了专著。

（1）《弱小民族小说选》，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生活书店1936年5月出版，收入了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朝鲜和台湾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译者是徐懋庸、黎烈文等。书中所选作品都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其中有茅盾翻译的阿尔及尔吕海司女士写的《凯尔凯勃》。有意思的是，此书的主事者把台湾也列入弱小民族，那是因为当时台湾被日本占据为殖民地。书中选了台湾作家杨逵用日语写的小说《送报夫》（由胡风翻译成汉语）。顺便指出，阮温凌在《屹立宝岛的不朽雕像—杨逵及其抗日小说〈送报夫〉》（《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1期）一文中，盛赞这篇作品给作者带来的荣誉，文中说：“1936年胡风特将日文小说译为中文小说，刊登于上海《世界知识》，后收入《朝鲜台湾小说选》和《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选》等多部文集，震响国际文坛。”殊不知，书名中并无“世界”二字。

（2）《弱国小说名著》，上海启明书局1937年7月再版。此书由施落英编纂，胡愈之、王鲁彦、叶灵凤等译，全书161页，收文13篇。

（3）《桃园》，茅盾的一部译文集，于1935年底作为“译文丛书”之一，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这部书虽然正标题中没有说“弱小民族文学”，但所收作品都是这个范围的，所以副标题是“弱小民族短篇集（一）”。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写道：“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是我在1934年的另一重要活动。全年，我翻译了短篇小说十三篇，写了外国文学评介十二篇。翻译的小说都是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上半年的登在《文学》的‘翻译专号’和‘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下半年的登在《译文》上。后来我将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

《弱小民族小说选》

《桃园》

从20世纪初，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弱国文学始终是中国翻译界的“香饽饽”。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沦为弱国，与世界上其他弱国地位相当、处境类似、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可以从其他弱国文学中汲取心灵的安慰、变革的希望和前进的动力。“弱小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可以说长期弥漫整个文学界，也深印在施蛰存们的脑海里。

而在这一专门的翻译场域中，茅盾无疑是坚持最久、努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光是为了做好“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他连续与周作人通信，反复讨论作家作品的甄选、翻译和写作任务的分配等事项。

关于茅盾在信中所提到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

1.周作人翻译的波兰小说应该是指戈木列支奇的《燕子与蝴蝶》和普路斯的《影》，后来均由茅盾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8期上。那就是说，周作人本来是拟把它们给《新青年》发表的，但茅盾“横刀夺爱”，说服周作人“惠下”转而给了《小说月报》。笔者揣测，茅盾之所以起意要做“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得到了周作人的这两篇译作。7月20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承允寄波兰小说，甚感”，然后介绍了他刚刚收到的英译本《巴尔干短篇小说集》，接着就提出做专号的念头。

此两篇译作后来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1922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署名为“周作人译”，但实际上是周氏三兄弟难得的一次文学联手的成果。其中，鲁迅译9篇、周作人译18篇、周建人译3篇。

2.“宾斯奇的短剧”（发表于《小说月报》第8期），指的是新犹太戏剧代表人物之一宾斯奇（David Pinski）的《美尼》，译者署名为“冬芬”。这是茅盾那时用的多个具有女性色彩的笔名之一。茅盾认为，宾斯奇是“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渴慕大同世界的作者”，“能描写到灵魂的深处，透过现代文明的假面刺着内在的痛创”，“又能描写受苦者对生活改善的憧憬”。茅盾很欣赏宾斯奇，还翻译了他的另一个剧本《波兰——1919年》。他还约厂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的笔名）写了《犹太文学与宾斯奇》一文，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7期上。

或许就是因为茅盾的推崇，一时间，宾斯奇颇受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关书籍中，他连连在焉。如1924年东方杂志社编纂的3册《现代独幕剧》中，第2册选了他的《外交》。1925年，小说月报社编辑的《新犹太文学一脔》中，开篇就是茅盾写的《新犹太文学概观》，还收录了厂晶写的《犹太文学与宾斯奇》。同年，商务印书馆甚至推出了由小说月报社编辑的专著《宾斯奇集》。

而茅盾之所以要在此信中专门谈论宾斯奇，是因为在中国译介这位犹太剧作家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周作人。早在写此信的1年前，即1920年7月，周作人就翻译了宾斯奇的剧本《被幸福忘却的人们》，发表于当年11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3号，署名周作人，后来收入《空大鼓》。《空大鼓》是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周作人翻译的短篇小说及剧作集（有的人认为只有短篇小说，这里是错误的）。

由于周作人和茅盾的译介，在192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界，宾斯奇颇受欢迎。但到1930年代之后，鲜有人再提及他。不过，作为独幕剧大师，在英语世界，直到最近这些年，他的剧本还在被出版和传播，显示了恒久的生命力。比如2014年12月20日，创造空间独立电子书出版社（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推出了一套丛书，叫做“古今独幕剧”，其中有一部叫做《独幕喜剧五种》，打头的就是宾斯奇的《一美元》。

3.“巨哥斯拉夫”之“巨哥”乃“jugo”之音译，在斯拉夫语中，“jugo”的意思是“南”，所以“巨哥斯拉夫”指的就是“南斯拉夫”。茅盾此处所说的“南斯拉夫小说”、“捷克小说”和“新希腊短篇小说”是同一个出版社（同书坊）出的三本国别小说集。

“捷克小说”的书名全译应该是《捷克斯拉夫短篇小说集》。《小说月报》之“海外文坛消息”栏目是茅盾亲自操刀的，在第12卷第2号的这个栏目里，他曾介绍这部作品。当时他还没有拿到这书，当然也就只能取了“纽约《太晤士书报周刊》”的耳食。“纽约《太晤士书报周刊》”后来通译为“纽约《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以区别于伦敦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时报”与“泰晤士报”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times”，所以后来中国翻译界采用了意译和音译的区分法。

茅盾不仅关注捷克小说，还注意捷克童话。他买的两本捷克童话集促成了他的一次翻译和一次改写。他译有捷克斯洛伐克童话《十二个月》。后来，他又改写了这个童话。原作的情节很简单。小女孩一生中只去过一回森林，在3月女神的帮助下才找到了雪花。茅盾把情节复杂化：小女孩3次进森林，先后求助于3月神、6月神和9月神，踩到了紫罗兰、野杨梅和苹果。他生动描写春、夏、秋三个不同的童话场景，更加突出善良和邪恶的对照。有论者以为，这是茅盾对诸多外国童话的改写案例中最成功的一例。

茅盾虽未拿到“南斯拉夫小说”、“捷克小说”这两种书，但《新希腊短篇小说》他拿到了，周作人也看到了。1921年8月3日他给周作人写信说：“新希腊小说已请人译出一篇，其余尚有多篇，拟择短者译之，今附上目录，先生已译的Ephtaliotis短篇请即寄下备10号用如何？因新希腊短篇集内的几篇，大概寓意不很好也。”茅盾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里面的作品“寓意不很好也”，所以不打算多译。

赵稀方在《〈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翻译了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的《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和《同命》，在《新青年》上则翻译了Argyris Ephtaliotis小说《杨拉奴媪复仇的故事》和《扬尼思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一者署蔼夫达利阿谛斯，一者署Ephtaliotis，事实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说，Ephtaliotis就是蔼夫达利阿谛斯。

那么，茅盾在信中所说的“已请人译出”的这一篇应该是指蔼夫达利阿谛斯的《安琪立加》，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9期，译者署名孔常。茅盾可能是为了催促周作人赶紧交稿，假称是“已请人译出”此篇。事实上，他不是请别人翻译的，而是他自己操的刀；因为孔常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孔常是茅盾曾用过的另一个笔名，此篇作品由茅盾收入自己出版于1935年的译文集《桃园》中。尹康庄在《茅盾对象征主义的译介》一文中说：“1921年后，他先以孔常这一署名翻译了美国学者菲尔帕斯（William Lyon Phelps）的《梅德林克传》（1921年2月25日《东方杂志》18卷4号），接着自己也重新开始给象征主义作家做传。”另外，孙中田编《茅盾笔名（别名）笺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孔常”条下注：“据茅盾说，这是他早期的笔名之一”，但孙没有交代茅盾是在哪里说这话的。

周作人大概并不认可茅盾所说的《新希腊短篇小说》“寓意不很好”，后来继续翻译希腊小说，光是蔼夫达利阿谛斯的就有好多篇。可参见刘全福著《翻译家周作人论》后附的“周作人译事年表”。

关于沈氏兄弟想学德文的动机及其他

举世公认，德国人既善于学习外文，而且更善于通过学习外文而研究外国的学问，在人文学科领域尤其如此。茅盾在这封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德国介绍外国文学似乎无论什么地方都比英美多些。”于是，他说：“我非常想学德文，但为工作所梗，年来屡试而不成功；下半年舍弟泽民要进上海同济的德文预备科去，专攻一年德文；据说一年本可以通的，但到底也欲到将来看哩。”言下之意，兄弟俩都曾计划学习德文。

我们先来看茅盾学习德文的一些情况。

他最早接触德文是在读北京大学预科时，当时可选的“第二外国语”是法文和德文，他选的虽然是法文，不是德文；但有一位法文老师，兼擅这两种外文，“在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

1922年，茅盾与创造社打笔仗，其中论争得比较多的是翻译问题。“它在客观上也还是起了一点作用，例如刺激了大家去学好外文，去努力提高译品的质量等。”茅盾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几个同事专门找了老师，每周学三晚外语。他们发愤学习的外文主要是日文、德文和法文三种。茅盾主攻的是日文和德文，“可惜后来别的社会活动多了，不能坚持”。

他弟弟沈泽民准备到同济大学去学德文。那么，沈泽民后来去同济学德文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1个月之后（8月3日），茅盾给周作人的信的最后写道：“再有一事渎神：舍弟本拟于下半年进上海之同济预科，现在听说此科并非专为预备德文而设，乃为预备入同济本科而设，故其中有物理化学算术等科，仍很注重。泽民只在读文字，进去不上算。故拟改入北大的德文班。不知此班能否旁听？每星期科目如何？敢请先生便示一二，至为感激。”

同济预科德文班不是专门的德文进修班，还要学数理化。泽民拟改入北大德文班，而不去同济德文班，是因为他怵数理化吗？不是的，他曾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大学（原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水利工程专业，数理化本是他的强项。但他志不在此，他更喜欢文科，想要干革命。当时，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著都是用德文写的。因此，他想学德文的动机是能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正如研究沈氏兄弟卓有成就的钟桂松先生所指出的：“沈泽民主要是想通过学习德文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是为了从原著中学习理论，所以沈泽民不想浪费时间去同济大学按部就班学德文。”

《新犹太文学概观》

茅盾委托周作人帮忙争取沈让泽民去北大德文班旁听。那么，沈泽民如愿以偿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是周作人不帮忙，而是情况不合适。周作人收到茅盾8月3日书信的当天（8月6日）正在香山碧云寺养病，但他立刻就抱病代为打听情况。他了解的结果大概是：当时北大德文班没有最初级的课程，泽民必须要有一定的德文程度，才能听得懂、跟得上。第二天，周作人就给茅盾回信，说明了他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因此，茅盾在8月11日又给周作人写信说：“今得七日手书，敬悉一是。舍弟德文一无程度，大概不能入德文系旁听，只可先入英文系，随后再到德文系旁听（如此办法，应否先向顾孟余先生一说否，请先生酌示）。唯文凭一层颇为难，因舍弟从未正式读完一个学校，河海工程只差三个月，故亦没有毕业文凭；不知能否通融。大概下半年总得进个学堂，强制的振振精神。”

茅盾晚年回忆：1921年2、3月间，泽民给茅盾写信说“他思想变动，渴欲研究政治，越来越觉得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课，鼓噪乏味，听不进去了，所以他想中途辍学”。茅盾当然回信竭力劝阻。但5月份的一天，泽民没有经过哥哥的同意，从南京来到上海，死活不愿回河海去上学了，所以茅盾说“河海工程只差三个月，故亦没有毕业文凭”。

那么沈泽民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急着要学德语的呢？

“1921年2、3月间”这个时间应该是茅盾记错了。据茅盾的回忆，当年5月末一天，泽民从南京突然到上海，当年“7月初去日本，在东京住了半年，学习日文……”茅盾对这三个一连串时间的回忆恐怕都有误差。

沈泽民去日本的时间应该是在1920年7月。在钟桂松著《沈泽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中说：“沈泽民和张闻天一起，1920年7月14日，东渡日本，来到东京。” “1921年1月，沈泽民与张闻天毅然告别东洋，又一起回到上海，住上海南成都路新乐里177号。” 沈泽民和张闻天是河海工程学校的同窗好友，两人同去日本又同回。另见陆米强《新征集的张闻天等人早年在上海合影原照》：“于是张闻天就在1920年7月前往日本东京去读书学日语，并自学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1921年3月，他又回国移居杭州潜心读书写作。”这个说法与钟桂松的基本吻合，只是回国月份差了两个月。

可以确定的是，从1920年7月到1921年1月，长达半年，沈泽民都在日本学习，怎么可能同时是河海工程学校的在册学生？事实应该是，1920年7月之前，他已经从河海辍学了。

茅盾的回忆还有一个问题：他在信的末尾几乎央求周作人，说想让弟弟“下半年总得进个学堂，强制的振振精神”。似乎沈泽民那时面临求学无门的问题。事情真的如此吗？

沈泽民应该是1920年5月离开河海到上海的，那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母亲的同意，母亲还慷慨地把本来留作他结婚用的一千大洋转作留学费用了。也就是说，沈泽民是在从河海辍学之后不久就去了日本。

假如是1920年7月茅盾求人帮忙联系，给他寻找上学的机会，则差不多接上河海的辍学时间。但问题是，茅盾是在1921年7月5日写信给周作人联系解决泽民的继续上学问题，而且只是学德文。然而，实际上是，“1921年1月，沈泽民和张闻天又同时由日返沪，参加实际斗争。4月，经哥哥介绍，沈泽民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见中国军网www.81.cn·英烈纪念堂·沈泽民条目）。这期间，沈泽民去日本呆了半年，而且已经回国，且在茅盾介绍下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5月，经恽代英介绍，沈泽民又去安徽芜湖中学任化学教师，组织芜湖学社，编辑出版《芜湖》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1921年7月初，沈泽民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翻译并出版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从这个背景经历上来看，1921年7月初，沈泽民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上学的问题。他想学德文，是与他作为一个青年革命家的远大志向有关，即主要是想通过学习德文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

那么，茅盾为何没有在信中说明这一点？他不知道沈泽民的学习动机吗？作为资格更老的共产主义战士，茅盾对自己弟弟的信仰当然应该是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在信中说到沈泽民学德文的真正动机，或是因为他知道周作人对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没有兴趣，而且可能还会反感。他要是提了，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