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北京史记研究会

“士”的精神与办学的典范

张建安

：您的祖父张伯苓先生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在内的南开教育体系，以教育家著称于世，可以说，他是一位有大志、有骨气、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严修先生称得上您祖父的伯乐和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与您祖父一样，有一种令人敬佩的精神，您能否概括介绍一下这种精神的核心内容？

张元龙

：他们共同力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严修是一位非常开明的清朝官员，是他首先提出废除科举的，而且他胸襟坦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我祖父最后对他的评价是：“严先生的伟大，是你们这些人不能体会的。”他那种伟大，是一点不为自己，我祖父受他的影响非常大。当年袁世凯被贬，满朝文武都不理他，是严修送袁世凯走的，袁世凯非常感激他。但是袁世凯后来称帝，严修就坚决反对。他是一个特立独行、很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所以我祖父后来也是特别独立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士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受到各种各样外族的侵扰、占领，但是中国传统一直能够延续下来，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士的精神。士的精神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严修和张伯苓为代表，他们生活在中国最危亡的时候，几近亡国，其艰难困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年抗战的时候，日本的空军把重庆炸得一塌糊涂，重庆城里一片恐慌，很多官宦人家就要撤到西昌。我祖父当时在重庆办南开中学，他把学生们召集到操场上，跟大家说：“我从天津退到重庆，已经不能再退了，我要跟大重庆共存亡，你们要走，退学可以，请假不行。”那就是到最关键的时刻了。大家一看校长这样坚定，如果你退了，以后再别想进南开，这真是对大家的一种考验。所以中国能够到现在依然有一大批有担当的人，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是非常有关系的。士的精神，依然是我们现在要提倡的一种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士一定是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一定是以民族家国为目的。

张建安

：您祖父为什么要皈依基督教？这与他身上的中国传统精神有矛盾吗？

张元龙

：我祖父有一段时间非常颓废，非常迷惘，甚至想要自杀，觉得自己的很多理想很难在中国实现，旧中国那种陈腐、落后、愚昧的东西，束缚了自己。有段时间，他说出来什么东西，人家都认为是奇端异说，很排斥，他也很难受，甚至不想活了。天津是中国第一个开埠城市，首先上岸的是一些传教士，他们把西方很多东西都带来了，其中有不少先进的思想，比如说先进的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东西，我祖父他们那一代人都非常感兴趣。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祖父还看到一些基督徒身上闪光的东西。就是他们虽然在艰难的时候，仍能够保持自己乐观的积极的工作态度，他就很奇怪，然后就跟他们学习，就知道了自己应该有这样一个信仰。他后来就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帝，但我知道信这个基督是一个好事，是善事。我学基督，我不是信这个，我是学基督那种克服困难，那种为老百姓，叫作‘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那种精神。”他学的是这个，与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并不矛盾。

张建安

：民国期间，不少教会学校办得很好，例如圣约翰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这些学校都有充裕的经费支撑。您祖父办南开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没想过要让教会支持吗？

张元龙

：我祖父是这样的。在天津，他要组织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当时天津有个仓门口，这个教会是他发起的，而且每个月都拿出自己工资的百分之十交给教会，说这个教会一定是中国人办，中国人去组织，中国人去传教。外国的教会对他的教育事业非常感兴趣，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几次都说，我们教会把你的学校收了，变成教会学校吧，他坚决不干。这个学校一定是要中国人办的，要按中国人的意思，不能在外国人的控制之下，而要保持自己教育的那种独立性。只有保持教育的独立性，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张建安

：所以，伯苓先生虽是基督教徒，而他更具备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他善于汲取外面的好的营养，但更注重中国自己的特色。

张伯苓

：他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后来，在北洋水师学到很多西方的东西，在办学中也引进了西方很多先进的文化，可是，学到一定程度后，他感觉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地照单全收，而必须跟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习俗、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他在法国有一个讲话，就讲到了如何用世界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相结合，如何把中国的传统介绍到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他一方面放眼世界，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事物，但又特别注意中国的实际，就是将外国的本土化，叫作土货化。比如说他看国外比较好的是体育，就把体育引到中国。体育里面比较重要的是运动会，他就积极支持在中国开展运动会，而且很多次都当运动会的裁判长，是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的裁判长。开始时，运动会用的都是外国的口令，用的是外国的裁判，几届之后就全用中国人，用中国的口令，把这些口令逐步地都变成中国的。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刚开始是全盘接收，后来发现不行，比如说这个“轮回”教育，当时就是把国外的课本，甚至实验的道具全部从美国往这儿引，老师也只会做这些事情，就是把国外的东西拿回来一抄就完了，没跟国内的结合。有的同学就发现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师生的讨论、冲突，我祖父把这些事情解决以后，马上就改，提出“土货化”教育，实际上就是洋为中用。应该说，南开学校是个洋为中用的成功的典范。

“是长远的公益，而不是简单的慈善”

张建安

：您祖父成功地创办并发展了南开中学，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得到了很多支持。可是，在他想要创办南开大学时，正值国弱民乏，中国的公立大学都不好维持下去了，而他要办私立大学，很多人都认为是异想天开。他也因此受到了很多非议，处境非常艰难，可他还是死命坚持下来。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办大学呢？

张元龙

：我祖父当时是南开中学的校长，到1919年之前，南开中学应该说一直还是办得不错的。他在办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要跟严修、张彭春等人一起办大学。为什么要办大学呢？因为他们遍考世界，发现世界的竞争最后一定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后就是教育的竞争，教育的竞争最核心的就是大学，所以中国一定要办大学。

张伯苓与恩师严修（左）

1920年左右，中国的大学不过20多所，除了几所国立大学外，剩下的便以教会学校为主，私立大学很少，这对中国的教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要办一所大学，而且要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张彭春是我祖父的弟弟，也是南开大学的发起人之一，他和我祖父一直胸怀一个目标，曾明确表示，南开大学要与哈佛、耶鲁、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争胜。因此，他们办大学不是只为了办一个学校，而是视为改善民族的事业。

但是，办大学是非常艰难的。大学跟中学不一样，大学的专业性特别强，需要大的实验室、教学楼，要设施，要好的教师，教师的报酬应该比中学的报酬高出很多，待遇要好，环境还要好。他跟严修几次到美国，去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考察，也去世界其他地方考察。前面有两次尝试，都失败了。到了1919年，他们专门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将近一年，回来后就下定决心开始筹办。大学刚建的时候，前几笔款，关键是八里台那块地，是当时的军阀李纯捐赠的，李纯捐完以后没多久就自杀了。当时留下遗嘱是要把这块地留给学校。可是他的家人认为，这块地不应该给学校，因此产生了纠纷。学校坚持一直打这个官司，最后终于把这块地落实下来了。等有了土地，学校就可以开始干了。

刚开始时经济非常紧张，甚至矿科开设不久就被迫停办了。最艰难的时候，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在南开大学投资建一个科学楼的时候。按照洛克菲勒教育基金的条件，它给你一半资金，你也必须配一半资金。这一半资金大概几十万大洋，想在短期内集资，非常难。洛克菲勒基金那些在中国的办事人员写报告给洛克菲勒基金，认为张伯苓当时已经接近崩溃了。他的压力太大了。很难想象他能够完成这笔配资，但最后终于配出来了。因为南开一直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捐什么的都有，有捐银元的，有捐墨西哥银洋的，还有捐债券的，捐煤的，其中有一个债券正好到期，兑换了七八十万，一下子把这钱就凑齐了。凑齐以后，洛克菲勒的资金也就投进来了，南开三个大楼就起来了；一个是洛克菲勒科学馆，一个是思源堂，一个是图书馆。思源堂是袁世凯的婶母捐助的，她觉得家里头的钱应该捐到教育上，所以捐了一个思源堂。另外就是卢木斋捐了一个图书馆，张伯苓特地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去申请对他的奖励，就是要表明：每一个人为学校做的贡献，学校都不忘记。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下野后，对南开的帮助也很大。他在天津赋闲的时候，南开每年都把他请过来，到学校里看一看，转一转。我祖父是特别鼓励这些人的，学校也是这样艰难地起来，一直挺过来。他们一直坚定地认为大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张建安

：您刚才也提到，他其实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些支持是各方面的，有地位显耀的人，有些则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捐的物品也是各种各样。只要这些人捐了，您祖父都会对人家有一种诚恳的态度。这当然是他能够得到很多捐助的一个原因。只不过，我仍是好奇，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很多人的生活都成问题，您祖父怎么就能够得到那么多的捐助，而且从他办中学以来，就一直得到大家的支持，他又一直募捐。他究竟募捐到了多少资金物品？有没有个大概的统计？为什么人家会心甘情愿地捐给他？也请您结合当下，谈一下公益方面的事情。

张元龙

：南开刚开始是从私塾里面走出来的，一路靠的主要是社会的捐赠，除了那些大的捐赠，社会上稍微有一些经济能力的人也在捐赠。从《张伯苓全集》里头，我们好好地统计了一下，大概一共获得捐款五百多笔，这种捐款，什么都有，甚至包括汤圆数千枚。所有的捐赠者都不是股东，他们虽然是董事，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分一分钱。这就是一个公益的组织。1944年，当时要弄一个伯苓47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在将近半年的时间，竟然集到了六百万大洋，这在当时，全国都是少见的。我祖父在纪念会上就讲，咱们能够获得这么多的钱，如果说只是为了我张伯苓自己做寿的话，我想那捐的肯定就有限了。为什么能捐这么多钱？就因为我们南开是为了一个公，我们全都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个人。要为个人，绝对不会有这种成绩。所以他能够获得社会的支持。总结起来，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支持，一个是与办学的质量有关，一个与他的办学目的和声誉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在1937年天津的南开被炸后，我祖父马上又在重庆办了南开中学，成为中国抗击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实践。他的爱国精神被中国人民，包括全世界都认可，而所有的这些投资者、经营者，自己都不获得一毫私利，所以更能获得大家的支持和认可。

应该这么说，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南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应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公益项目。它是做得长远的公益，而不是说简单的慈善。公益的意义就是战略的、长远的、有影响力的，包括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回过头来，以现在公益的眼光来看，南开的这种形式依然是极有借鉴意义的，而且是很先进的。我们现在推崇着一个新的公益形式，叫作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就是所有的投资者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社会的价值为自己的目标。而实际上，“私立非私有”，是最能代表社会企业的核心内容。

张建安

：“私立非私有”，是伯苓先生提出来的吗？

张元龙

：对。还有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一直到现在，南开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女中，全都用这个校训，这个校训的历史穿透力说明它确实是我们社会应该引导的最重要的一种价值观。这个“公”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公和私，我觉得南开确实是做了很多的探索。最早成立南开是在晚清。中国人一片散沙，非常不团结，愚弱贫散私。他们希望治好中国人的病，就提倡“公”。“公”的那个精神，在当时是非常有号召力的。为什么南开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不一样，就是他们有一种责任感、历史感，就是要为社会做贡献，那么我从学校出来以后就跟你一些纯粹为自己奋斗的人不一样。南开的特点就是在这儿。即便是现在，我觉得重新认识“公”和“私”的关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南开“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校训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他学校的校训都很好，但是能够像南开这样有家国情怀，这样有历史穿透力的校训确实不多。

天津市南开中学校园内石刻张伯苓题写的校训

张伯苓的家国情怀

张建安

：提到家国情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伯苓先生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中国抗战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为抗战所承受的巨大牺牲。

张元龙

：我祖父对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实际上是早有准备的。大概20世纪20年代，他第一次去东北就已经感觉到东北的形势有问题，回来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然后立刻组织学生、组织老师，对东北进行考察。一位叫傅恩龄的老师，日语特别好，到东北考察后，准备了大量材料，出了两本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祖父马上把这两本书拿过来作为中学各个年级的课本。这两本书里面就讲了东北的历史、地理，包括当时的那些政治环境，书的最后结论是，如果哪一天在东北，它的几个政治势力如果失衡的话，肯定会爆发世界大战。也就是说，1931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对东北的形势有所估计。从那以后，日本就注意上了南开。日本驻华的领事馆里头，有一个科就是专门研究南开的科。还有人专门跟踪张伯苓，走到哪，就看他的行踪。所以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有个日本军官讲：“我们要去炸南开，我们已经等了20年了。”在那段时间，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对南开非常仇恨。应该说，南开第一个发现了日本侵华的野心，第一个揭露了它的野心，那两本书就是证据。在那个时候，我祖父就感觉到形势不好，肯定会有一战，所以在1936年的时候，他们就在重庆建了重庆南开中学，最初叫南渝中学。就是万一要有不好，就往重庆撤。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天津南开就被炸了。实际上包括国民政府也有预测，当时故宫就已经全把东西运走了，好多的工厂搬迁了，大家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南开也做了准备。但大家还是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一个教育机构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大家预想过，日本人可能会占领南开，可能要抓我祖父，但是没想到他们进行毁坏性的轰炸，所以得到消息后都非常悲愤。我祖父因此在家里躺了几天，但是几天后他就出来发表演说，称：“敌人能毁我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毁我们的精神！”他的公开演讲，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比较大的振奋，国内外的人士，都来支持他。

张建安

：去年有部电影《不问西东》，里面由王力宏扮演的角色起初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当了抗日的飞行员，结果为国捐躯，非常感人。影片中的情形跟您祖父的四子、您的四叔张锡祜很相似。您四叔也是由大学生而当了抗日的飞行员，结果也是为国捐躯了，所以我就想，王力宏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以您四叔为原型的？还有，当时您祖父已是61岁，他为什么愿意让自己的爱子去前线？他是如何得到儿子牺牲的消息的？遇到这样的灾难又是如何承受的？

张元龙

：影片中飞行员的原型不是我四叔，是一位南开学生。当时的空军飞行员中，很多都是南开学生，而我四叔是从当时的中央航校毕业的。1937年8月2日，四叔奉命前往前线时，曾给我祖父写过一封信，其中写道：“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生死早置之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从信中可以看出，我祖父曾以“阵中无勇非孝也”这样的话来鼓励即将上前线的儿子。只是祖父没料到噩耗那么快就来临了。没过几天，也就是8月14日，我四叔便为国捐躯了。蒋介石给我祖父发了个电报：“你四子阵亡。”我祖父看完之后一直没说话，脸憋得通红，正好我父亲在旁边，他就对我父亲说：“我早已把此子许国，这是求仁得仁。”实际上，那个时候所有的事情，全都做好了准备。南开一定会为国捐献出来，孩子送上前线也是早晚可能要出事的。只是，尽管做了很多的准备，等这事情真正来了之后，对他自己的打击还是非常大，非常沉重的。

张伯苓

张建安

：蒋介石对您祖父很敬重，也曾想劝他一起去台湾，但您祖父最终拒绝了蒋介石，留在了大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叫“飞飞”的人写了一封信，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飞飞”显然是化名，您祖父怎么知道“飞飞”就是周恩来？

张元龙

：快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有一个计划，就是把重要的知识分子带走。胡适、傅斯年这些人都走了。然后蒋介石到了重庆，动员我祖父走。他一共来了三次。在这之前，周总理也一直想动员我祖父，不让他走。而他自己实际上也不想走，因为自己的事业在这边。周总理是我祖父的学生，关系非常密切。他就通过一个名叫王恩东的银行家，从香港转送了一封信，信里就讲“飞飞让校长不要走”。飞飞是周总理当年在南开中学的笔名，我祖父当然知道。在抗战时期，我祖父就有一种基本态度，就是最腻烦谈国内的斗争，他希望国共不要打。后来他担任考试院院长时，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所以很快就辞职不干了。他说他离不开南开。

张建安

：他之所以担任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其实还是想对中国的教育有所作为。

张元龙

：是的。

张建安

：但这件事对他后来很不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因担任过考试院院长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也因此不能参与南开的事务。

张伯苓全家福，摄于重庆南开中学的住所前

张元龙

：之前，有一位叫马平的学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校长走错了一步。” 就是说他不应该当考试院长。有一次我祖父到南京去，下了飞机，好多人去迎接，马平也去了。我祖父就跟大伙说：“这个就是写信批评我的学生，有这样的学生我很骄傲。会批评校长了。”

张建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是否给您祖父安排工作？给过什么待遇？

张元龙

：当时没有人大，只有政协，全国政协打算给他安排一个职务。家里人一听挺高兴，有工资了。他就送客出门，一出门，当时正是冬天，天津天气干冷，受风了，第二次中风，这一下身体就不行了。一直到“文革”之后，给我祖父的待遇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待遇。

张建安

：事实上，您祖父晚年时，虽受到一些非议，但还是留下一份重要的遗嘱，表明自己非常拥护新中国，称：“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良好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英明正确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待之。友好同学，务共努力。”

张元龙

：他一生都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虽然他个人受到一些委屈，但看到新政府廉洁高效、新中国日新月异时，他便由衷地高兴。在他内心深处，家国当然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