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

摘要：对于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以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自发端之初以迄当代，素有争议。作为古文家和认同“中体西用”思想的开明守旧派，钱基博对胡适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新诗运动经历了由退让到反击的转变，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史单向叙事的否定之维。他在出版于1930年代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沿袭“甲寅派”的观点将胡适暗比“不思道德”、诡谲多诈的汉代权臣朱博，又在同时期劝诫其子勿效胡适、徐志摩，而应学习南朝名臣王僧虔在乱世的“处法”；对于闻一多、朱湘等新诗人提倡格律、用典和模仿古人，他认为是“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的征兆。本文探讨了钱基博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的评价，揭示了他对文学革命所持态度的微妙转变，并对其守旧诗观加以反思。对于新诗的体例与新诗的成就，笔者认为，天道有常，文体代兴，不为格律、声韵所缚的自由诗乃新诗主流，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所可及。

关键词：钱基博；胡适；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59-07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代表的革新派文人与以林纾、刘师培、陈拾遗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派文人就文言的存废、文言白话的优劣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为推行白话和促成国语统一取得了舆论上的优势。1920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颁布的《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①其后，学衡派、甲寅派重弹文言优长的旧调，两度掀起争端。鲁迅讽刺拒发白话文的《甲寅周刊》说，他们“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他同时宣告，即使真的“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②不过，从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文言文并未因为白话文的通行而“气绝”、消亡，文言白话与新学旧学之争也并未终结。现代古文家与国学名家钱基博（1887-1957）就是一个坚持文言写作、且以旧文化续命者自任的博学鸿儒，他在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未正面撄其锋，但在革新势头减弱之后，他的反击格外凌厉，对胡适由原来的尝试接受转向言辞批判，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叙事的否定之维。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乃博学鸿儒，为人敦厚而风骨卓然，其学以经史为根底，以集部之学为渊薮，涉猎广博，多有建树，于艺文之道、经子之学造诣殊深。其文化立场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为宗，故于究心国粹之余，颇能融化新知，通经致用，著述有《经学通志》、《〈周易〉解题及其读法》、《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等十余种。近代诗评巨擘陈衍赞其“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其致吴稚晖一书，不亚乐毅《与燕惠王书》。”③现代史学巨匠钱穆于回忆中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④本文拟探讨钱基博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的评价，揭示其对文学革命所持态度的微妙转变，并对其守旧诗观加以反思。

一、钱基博对胡适及其所倡导的

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钱基博生于1887年，长胡适四岁。胡适乃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主将，倡白话文、白话文学及民主、科学，力主废除文言文与儒家道统。其西化理念与钱基博“中体西用”之旨相抵牾。因此，钱基博素不喜胡适。1932年11月17日，钱基博署名“哑泉”致信其子钱锺书，对他与新派人物过从甚密，思想学风受其影响颇为不满：

迭阅来书及《大公报》、《新月》杂志，知与时贤往还，文字大忙！又见汝与张杰书云，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看似名隽，其实轻薄！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⑤

《大公报》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于1902年创办于天津，1926年复刊后，总编为著名报人张季鸾。1936年，《大公报》拓展至上海，销量突破10万份，成为影响全国的大报和舆论中心。《新月》杂志是新月社的代表性刊物，由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等人于1928年创办于上海，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该刊编辑除胡适、徐志摩之处，还有梁实秋等人。

1932年间，尚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的钱锺书在《新月》杂志和《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旁观者》、《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等诸多书评。钱基博显然关注到了钱锺书在《大公报》、《新月》杂志上频频发文，所以才会有“文字大忙”的观感。钱基博还注意到其子与时贤颇有交往，但未点名。照时间推测，其中应当包括清华哲学教授张申府。大约在1932至1933年期间，张申府在《大公报》上主编“世界思潮”副刊，介绍新思想、新科学、新书刊。张申府在刊于“世界思潮”中的一篇文章说：“钱锺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⑥由此可见张申府对青年钱锺书的推崇。

钱基博对其子因为接触、趋奉新思潮而对孔子口齿轻薄，深感忧戚。其实，钱锺书对孔子的不敬，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基于他本人的心性。钱锺书骨子里是个精灵佻达、尚趣崇智的人，不喜欢道学先生，不喜欢道德说教，远道学而亲老庄是他的一贯倾向。

从钱基博的谕儿信可见，钱锺书讥讽孔子、陶渊明的言论出自写给张杰的一封信。张杰曾是钱锺书的室友，其生平事迹已湮灭于历史中，幸在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中留下了印记。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钱基博写下《自我检讨书》。文中说：“当国民党得意时候，大学的学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党的金钱津贴；做特务工作，监视同学，按月报告；有的因邀功，有的为挟嫌，常常无事生风，兴起党狱，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据我旁观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几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学，被捕二百多人……”⑦

钱基博讲述的情况表明，民国时期党狱颇盛。钱锺书的室友张杰就是国民党党狱的牺牲品，他被抓捕后，不知所终。从钱基博的检讨书中可知，他是光华大学附中国文教员，与时任光华大学英文讲师的钱锺书同住于他的隔壁房间，而且是对面床。

钱锺书与张杰应当是同受新文化运动激荡的意气相投的好友，他写信给张杰，讽刺“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⑧，折射出他们的叛逆精神。钱基博深知当时的民国距“政治有办法，社会上轨道”的境地尚远，而且党狱盛行，纵才使气、喜发高论的人很容易受人陷害，遭遇“圣知之祸”，因此，他以南朝名臣王僧虔、王俭叔侄自比他们父子说，“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⑨他希望钱锺书细思乱世的“处法”，学习王僧虔的“文情鸿丽，学解深拔，韬光潜实，物莫之窥”⑩，并期望他成为诸葛亮、陶渊明式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物，而不要效仿胡适、徐志摩，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迎合社会浮动浅薄的心理。在钱基博看来，“今之名流硕彦，皆由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輥？輯？訛其所谓名流硕彦，自然首推胡适。

1923年春，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之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其后相继在《东方杂志》、《读书杂志》、《晨报副刊》等报刊刊出，世称“胡目”，轰动一時。

“胡目”虽以“最低限度”自居，但所列之书，浩瀚无垠，历代儒家和诸子经典，宋儒理学名著如《二程全书》、《朱子全书》、《朱子大全集》、《陆象山全集》、《王文成全集》，无不列入，还包括《华严经》、《法华经》等佛典，以及历代名人诗文专集数百家、宋元来通行之辞曲小说多种，总量达万卷。如真以“胡目”为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则古往今来，几乎无人可以达标。

钱基博因而讽刺说：

适才高而意广，既以放废古文，屏斥旧学，放言无忌；而又不耐治科学，则诩诩焉谈科学方法，欲以整理国故；又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以昭天下学者；予智自雄。？輥？輰？訛

对于梁启超与胡适合流，钱基博也颇为不满。他批评二人说：

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扶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病，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輥？輱？訛

钱基博的这段批评文字，几乎照抄邵祖平致章士钊函？輥？輲？訛，说明他完全赞同“甲寅派”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邵祖平的评语实际上是将胡适与汉代权臣朱博相类比。《汉书·薛宣朱博传》描述朱博的为宦经历说：“其治左冯翊（注：“左冯翊”是汉代行政区名），文理聪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谲，网络张设，少爱利，敢诛杀。”？輥？輳？訛邵祖平以“武谲”评价胡适，即是借用了《汉书》对朱博的评语。朱博由小吏起家，历位以至宰相。《汉书》总评朱博说，此人“驰骋进取，不思道德”，喜弄权，善“行诈”。？輥？輴？訛在邵祖平看来，胡适薄周孔、非礼教，又以白话文学与“胡目”误导青年、博取大名，和朱博的行径颇为相似。他以“尚诈取，贵诡获”评价胡适，显然是借鉴了《汉书》对朱博的讥评。由钱基博沿袭“甲寅派”的观点将新文化运动主将暗比“不思道德”、狡诈专横的权臣可见，他对新文化运动抵触情绪之大，评价之低。

在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自我检讨书》中，钱基博以更严厉的语气与胡适相切割，原话如下：

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掠，只有降服之一途；绝不承认民族文化！？輥？輵？訛

而针对广为流传的胡适所谓“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之说？輥？輶？訛，钱基博对其孙女钱瑗说：“我也不知道哪国的月亮圆，只知道没有哪个国家写过像中国那么多的月亮诗。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輥？輷？訛且不论哪国的月亮圆，也不论中美文化孰优孰劣，钱的态度至少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黜旧崇洋倾向以及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始终都持批判态度，也再次彰显了他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

二、钱基博对胡适及其追随者的

白话文学造诣的评价

胡适是新道德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倡导者，也是白话文学的探索者。他的白话戏剧《终身大事》、杂文《差不多先生传》、新诗集《尝试集》都是新文学史上的开风气之作。《终身大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内容是应和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潮。这出独幕剧原用英文撰写，因一间女校要排演这个戏，胡适便把它翻译成中文。可是，由于这出戏里的女主角田女士与人私奔，竟没有女生敢扮演这个叛逆的角色，因而将剧本奉还给胡适。？輦？輮？訛《差不多先生传》这篇文章讽刺了中国人做事随意将就、却自诩圆通的陋习痼疾，文笔浅白风趣，是广为流传的现代散文名篇。

《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其幼稚是众所皆知的，比如经常被引为笑谈的《蝴蝶》（原题《朋友》）。诗中说：“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輦？輯？訛这类所谓诗歌，粗浅直露，无意境，无留白，几无诗韵可言，是尝试的代价。

作为古文学家与旧文化的续命者，钱基博对胡适的白话诗文极为反感。他批评胡适的文章“坦迤明白而无回澜；条理清楚而欠跳荡；阐理有余，抒情不足”，又批评胡适的新诗，“伤于率易，绝无缠绵悱恻之致”，“只耐一回读”。？輦？輰？訛但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他却编撰出版了一部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教材中收录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的白话文，显示出作为古文家的编者试图接纳并理解白话文的努力。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时任无锡县署三科科长的钱基厚，提出无锡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的暂定施行办法。作为其中的一项措施，由钱基厚之弟钱基博编著的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由无锡县署三科于当年7月出版发行。

《语体文范》共分三门七类，在“序跋类”下收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以及钱基博自己所写的《题庞生文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名作，此书只有上卷，主要探讨先秦哲学，下卷一直未完成。

钱基博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文字艺术赞赏有加。他认为，此文有条有理，说来头头是道，真可称得“言有序”？輦？輱？訛；又引用韩愈“文从字顺各识职”的觀点评价说，“胡先生这篇文章，真正周密极了”。？輦？輲？訛但他也指出，虽然胡适标榜《中国哲学史大纲》除去所引用的古书，其余文字全用白话，却在行文中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并未做到言文一致：

胡先生这部书，和这篇导言，不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的文言，就是胡先生自己发表意见，也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有些是胡先生自己的文言功夫，从前做得过深，‘之、‘乎、‘者、‘也的习惯成自然了，一时改不过来。然而也有些竟是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所以不但胡先生如此，现在大名鼎鼎的几个提倡白话的文家，我读他的文章，几乎无一不如此。所以‘文言一致，还是一句话，要真实做到，却是难！难！？輦？輳？訛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輦？輴？訛

这段文字虽然写于1918年，却已是相当成熟的白话文，和当今学术著述的语体、文风几无二致。其中的“述学”、“明变”、“求因”等词，固然显示出的胡适的文言工夫，却是当简则简，并非如钱基博所说，这是因为“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事实上，融铸文言以完善白话，本就是中国语文的进化之道。？輦？輵？訛

在较全面评估胡适白话文学造诣的基础上，钱基博指出，鲁迅、徐志摩是胡适的追随者之中造诣最高的两位，他们分别以小说和新诗践行了胡适的文学革命论。

钱基博评价鲁迅、徐志摩的小说与新诗造诣说：

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迭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輦？輶？訛

随后，钱基博笔锋一转指出，当时的青年对鲁迅、徐志摩的作品“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原因在于，相较于新文艺中最新潮的普罗文学，鲁迅、徐志摩的作品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并非真正的民众文学。？輦？輷？訛当时有论者批评说：“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抒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輧？輮？訛钱基博因而下断语说，鲁迅、徐志摩“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并且认为，鲁迅、徐志摩分别参与创建的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均代表右倾。？輧？輯？訛这一评价对鲁迅和徐志摩都不公平。鲁迅自始至终都是剑指统治阶层的批判者，徐志摩自始至终都是灵魂自由的捍卫者，怎么可能代表右倾？

总体来看，钱基博对徐志摩的白话文学尚有所肯定，并多次赞许徐志摩的新诗“富于玄想”，对于周作人以“流丽清脆”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也没有异议。？輧？輰？訛但是，对于徐志摩与胡适相似的“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的言论风格，钱基博却非常反感。他因而劝诫其子钱锺书勿效徐志摩。其实，钱锺书并不欣赏徐志摩，他讥讽徐志摩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輧？輱？訛此外，钱锺书在《围城》中假董斜川之口讽刺说：“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輧？輲？訛

三、钱基博对新诗运动的评价

在胡适于1920年出版《尝试集》后，钱基博评论当时的盛况说：“自适《尝试集》出，诗体解放，一时慕效者，竞以新诗自鸣。”？輧？輳？訛所谓“诗体解放”，即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既不应使用已成为“死语言”的文言，也不必受格律与古人的束缚。？輧？輴？訛胡适指出，“自由诗之提倡，（康）白情、（俞）平伯之功不少”，可是，俞平伯虽然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之诗，但他本人的诗作却“往往索解不得”，达不到“民众化”的目标。？輧？輵？訛钱基博因而指出，“深入浅出，文学别有事在；而不在白话与非白话也。”？輧？輶？訛意思是说，文学表达能否做到深入浅出，自有美学原理可循，并非取决于语言载体；因此，文白之别，不等于深浅之别。

钱基博随后根据他对新诗运动的观察，提出了“新诗四变”说：

厥后新体之诗，始仅蔑弃旧诗规律，犹未脱旧诗之音节，再变而为无韵之诗，三变而为日本印度之俳句短歌，四变而至西洋体诗。？輧？輷？訛

在钱基博看来，新诗历经四变依然未上轨道，因此需要改弦易辙，另寻出路。他引用陈勺水、闻一多、梁宗岱等新诗运动者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惟不能诗者，方以格律为束缚”、“谁谓典故窒塞情思？谁谓规律桎梏性灵”等诗论，并以朱湘的《石门集》（其第三编收录71首十四行体格律诗）为例指出，“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矣。”？輨？輮？訛他又盛赞黄庐隐《读诗偶得》中“诗不可学，然亦不能不学。……不可不学者，则其描写之技巧，如音调之铿锵，声律之和协等，皆由于锻炼而成”、“以太白大才尚分而学之，则吾人学诗尤不能不揣摩各家之长”、“诗不可绳之以逻辑。其绝不通处，正其绝妙处”等诗观“皆合旧说”？輨？輯？訛，并感慨道：

使十年以前而言者，当无不目为迂腐，斥为狂惑。曾几何时，穷则反本。不式古训久矣，今乃转闻诸素习新诗之作家，尝试未成，悔其可追！不用典而顿悟用典之妙，不摹仿而转羡摹仿之功，悠悠苍天，此何心哉？？輨？輰？訛

钱基博此处所谓“十年以前”，是指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等主张？輨？輱？訛，开启了文学革命的序幕。1920年，胡适又在《谈新诗》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诗体解放”的观点：“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样作，就怎样作。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輨？輲？訛钱基博对胡适的“文学改良”与“诗体解放”的主张都不认同，但他在新潮澎湃之际，却不敢正面撄其锋，甚至以古文家的身份编了一本白话文选《语体文范》，直到部分新诗运动者如闻一多、朱湘、梁宗岱等因“尝试未成”而重提格律、用典、摹仿古人之时，他才理直气壮地痛诋胡适“放废古文”、“放言无忌”。？輨？輳？訛

很显然，陈勺水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之说，为钱基博的复古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然而，平仄韵脚只是诗之形，气韵意境才是诗之魂。“诗有别材，非关学也”。？輨？輴？訛无坦荡之襟怀，超俗之才情，即无真诗、大诗。至于平仄韵脚，则手持一二韵书即可征验校核，非难事也。况世易时移，言、音俱变，岂可死守成规而自缚手脚？天道有常，文体代兴，自白话、新韵取代文言、旧韵以来，自由诗成为主流乃大势所趋，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所可及。观乎中华诗词百年嬗变，亦呈近体与新体并行之势。为近体者，当严守旧法，依律腾挪，自出机杼；为新体者，当守正出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诗之高下，在性情才气，而非用不用典，用不用韵。自由诗是以气驭剑，不以音韵胜，而以气韵胜，虽短短数行，亦需奇气贯注。诗语有如淬剑，烈焰激情须猝然冷却，而锋芒更甚。能从庸常中逼出哲性、诗意，即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