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林鹏 英国 诸玄识 广东 董并生

浪漫主义运动制造“名著”

1.“西方古典著作”出于后人手笔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称赞蒲柏版《荷马史诗》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然而，这真是荷马原创吗？真是古希腊的故事吗？

事实上，与其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改写的。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华莱士说：“蒲柏改写了他的欧洲前辈的书，例如，在‘翻译’荷马作品的时候，他改写了它。”①所谓“翻译”，就是用现代语言再生产出一部“宏伟、高贵与和谐”的《荷马史诗》。②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其说是蒲柏改写了《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发挥个人天赋，迎合时代品位，别出心裁地虚构出一部同名异质的新作。香农·法莉博士说，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与原来文本大相径庭，而完全丧失原意。③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维·鲁宾在其所著《翻译策略》一书中，援引了两位现代早期的欧洲学者的话：“原先的荷马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在语调的统一上也有缺陷”；“荷马作品是臃肿和粗俗，通常是荒谬的”。④

新版与旧作判若云泥：在情节上乃风马牛不相及，在文采上是“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这种情况类似于“莎士比亚”之摇身一变，定于一尊。伏尔泰评论：“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魔鬼式的闹剧’。”⑤（指1760年之前的莎剧——引者）

格拉宾说：“……历史人物屡屡被篡改：先是被经典化，再是被神圣化……自然力也服务于神秘的人格化（指希腊神话——引者）。”⑥

2.低俗题材变为上乘“佳作”

我们原以为今天所见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原本就是如此，阳春白雪，格调高雅，具有崇高的思想、文学境界，堪任人类前进道路的指路灯。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西方思想文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在中国风及其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主要是在18世纪），用中国文化的雅言编造、改造而来。以前的西方文本粗糙、庸俗，充其量只能被当作加工的素材。

换句话说，所谓的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在受到“中国风”影响下，被改造之前鲜有思想、文学价值。19世纪的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对此并不讳言，但也巧妙地曲为回护。他这样说道：“但丁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地位相当，都属于粗陋的或原始的时代；这样，诗人的创造性反而更容易被释放。”⑧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不是他本人所写，而且多次被他人重写，但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接手修改的时候，发现它依然是“一堆垃圾”⑨。

亚历山大·蒲柏⑦

莎士比亚毕竟是旧时代的传奇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具有“传统意义”，可被当作文化品牌。克劳德·罗森主编的书所采用的标题是：《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群”》。顾名思义，现代版莎士比亚是多次重大重写的结果（……→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该书的简介称：“系统地介绍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被接受，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评价亚历山大·蒲柏、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隆，在莎士比亚死后和他被接受上所做的贡献。”⑩

《荷马史诗》在蒲柏之前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

荣获古根汉文学奖的戴维·鲁宾所著《重写策略》，称“荷马的世界是原始的、荒诞的”⑪。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 1815—1888）概括旧版《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和简陋”⑫的。

芬兰诗人斯蒙苏里说：“在伏尔泰看来……《伊里亚特》反映了荷马社会的原始价值，和那时候的粗鄙和粗俗的情感……伏尔泰是站在蒲柏和德·拉·莫特的现代主义传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他们都认同《荷马史诗》是原始性质的。”⑬〔引者按：法国文学家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 1672—1731），也是通过“翻译”而重写《荷马史诗》的。〕

英国《金融时报》载马丁·迈龙的文章《荷马真相》称：“对于18世纪60—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荷马代表着供加工的原始素材……英雄气概与嗜杀成性……原型作者的主题是极端暴力。但这是悖论，即：在这个文化乐观、自信和放纵的时代（18世纪），也带有恐怖的品位（引者按：这与方兴未艾的大英帝国及其海外殖民有关）。……荷马的作品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荷马被（这个时代）做各种解读：盲诗人、古典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型或古旧的守护者……”⑭

3.如此化腐臭为“神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说，蒲柏“似乎一心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重写所有的过去的好诗歌”⑮。

琳达·凯利说：“按照亚历山大·蒲柏所设定的诗歌品位的标准是……优雅古典，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怪癖的黑暗时代；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可口的。”⑯

“同化荷马和莎士比亚（assimilation： 就像文明同化野蛮那样）”，斯坦福大学教授蒂莫西·赖斯说：“把他们纳入一个被发明的文学传统之中，这在蒲柏那儿甚为显著。已经看过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直到1747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还说，莎士比亚作为天才，还需要改善，去掉那些胡言乱语——像伏尔泰所言“魔鬼式的闹剧”⑰。〕

两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埃文·卡顿和艾伦·弗里德曼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8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以前是很糟糕的，在17世纪中叶被清教徒禁演……18世纪的文学，也包括散文、书信、哲学和历史，均被怀疑为反映‘文明暴发户’的标新立异……如此狭隘的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带有功利主义！”⑱

现代版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其本人无任何关涉（在其名下的作品已被翻新和重组无数遍了），而与之最密切相连的则是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18世纪英国的顶级学者和“莎士比亚编辑”之首。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之一的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 1764—1848）说，在编写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时，“约翰逊博士的脑子里是中国人的思想”⑲（已有英美学者论证，现代英语是通过大量摄取汉字雅言而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另行考述）。也就是说，约翰逊的知识背景主要是中国的（请读范存忠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一册19世纪的期刊这样写道：“受到杜赫德著作的影响，约翰逊研读和敬佩中国。他说，中国的一些特点正是英国所缺少的。……令他惊叹的是，在那个国家，知识与高贵是划等号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进步和晋升，以良知来发展事业（不存在像欧洲贵族那样）无知能够享有伟大，懒惰倚靠出身高贵的特权……”⑳

约翰逊等“莎士比亚编辑”㉑

蒲柏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这位译者自己虚构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指出，约翰逊博士夸奖蒲柏的翻译（《伊里亚特》）卓冠当时，却一点也不介意本特利（Richard Bentley, 1662—1742）的评价——“很美，但不是荷马的！”（本特利曾当面说：“这诗确实很美，蒲柏先生，但你能不能称它是荷马的诗！”）他（约翰逊）也没有联想蒲柏所学的。……欧洲人钟情于中国艺术和语言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中国风”从18世纪前到现在，最近（诗人庞德所处的20世纪初）在英美又上升到高潮。㉒

“翻译”是伪造经典的重要环节

1.反思蒲柏所“翻译”的《荷马史诗》

这里的“翻译”一词特指在18世纪的欧洲，把文字材料从希腊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方言土语（后者例如但丁的《神曲》）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在14—15世纪得利于印刷术而先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字母表音文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口音总是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根本不能保持其一致性，遑论文字。所以18世纪的伏尔泰说，五百年以前的欧洲完全没有文字。

拉丁文和希腊文（与“古希腊”无关）都带有宗教性，缺乏现世和人文的成分，而且也在成长中。后起的欧洲各种“俗世文字”一开始是难产，其字母表音乃先天不良：时空变异和沟通混乱，从而加剧宗教战争，险些夭折。幸亏培根等众多西方精英倡导和从事以汉语为榜样的语言改革，在1650—1750年间，首先是英文（还有法语、荷兰语等）大量摄入中国的雅言含义，用中国物质文化作为其词汇的定义参照，并且“归化”中国风的视觉语言。所以说，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脑子里都是中国思想”。英语等又通过贸易和文学传遍欧美。

说是翻译，实际上是重写——在观念和审美上，是集译者与时潮之大成，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美国维斯理学院教授凯思琳·林奇撰文抨击，题为《荷马的伊里亚特和蒲柏的卑鄙的伪造》㉓。

“作为伪造性的翻译”，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罗伯特·米拉说：“《荷马史诗》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翻译者试图重新创造它……翻译受到文化和语言变化的影响。”㉔

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从唯美的角度肯定蒲柏的创意（尽管已远离了原先的荷马）：

蒲柏于1709年发表的《田园诗集》，包含希腊神话萨尔珀冬（Sarpedon）的插曲，被并入《伊里亚特》的完整版。……蒲柏对《荷马史诗》做了很大改进。……不可否认的是，他找到材料，大量添加。蒲柏以其勤奋和才艺，培育了我们的语言,以致那诗意优雅的“蒲柏之荷马”，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㉕

应该指出，蒲柏的语言之美，都是属于中国风范畴的内容。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在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确定英国的审美原则，特别体现于英语的创造能力上，即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有序多样性’”㉖。

2.“翻译”还是彻底新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士香农·法莉有一篇文章《荷马版本：翻译与重写》㉗，兹介绍如下：

亨利·詹金斯教授著《文学偷猎者》和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1945—1996）著《翻译、重写和操纵文学名誉》，按照这两本书，《荷马史诗》整个是被重写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化中“最具变革性的重写文字”。文本被重写旨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满足特定体制的要求。

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采用英雄史诗两行诗（每句有五音步十音节）的形式，融摄时代潮流，强调帝国的权力和鄙视不道德的行为，重塑阿喀琉斯（Achilles, 半神英雄），以确保他的重写能够成功。

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批评了西方翻译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文学是“高级”或“经典化”否定“低级”或“非经典”。这很适用于讨论《荷马史诗》的重写。当它被翻译时，它就进入了“高级系统”或“经典水平”。由此，在文学上是希腊vs罗马、两者vs现代欧洲，最后是“拉丁文地方文学乃至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的死亡”（指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被浪漫主义运动重写，取而代之——引者注）。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给《荷马史诗》留下的方言文学的缺陷，则被浪漫主义运动所补救。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著有《荷马的版本》，承认重写的重要性，但无可奈何地感慨：“我们第一次阅读的名著是真正的第二手的（即被重写的）。”博尔赫斯说，只有依靠翻译（重写）的语言来判断荷马。再看看《荷马史诗》的翻译谱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蒲柏（Alexander Pope）、古柏（William Cowper）、巴特勒（Samuel Butler）、巴克利（T. A. Buckley）、布彻（Samuel Butcher）和朗格（Andrew Lang），他们哪一个不是迎合非希腊的读者？这些翻译是忠实的吗？“读者问我，我总是回答：不存在，他们的所有都是这样，理当如此。”面对着许多成功的翻译文本，“忠实”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在印刷革命中写作的蒲柏，把他的荷马版本视为“比原创还原创”。蒲柏说，在一种优秀的语言中，翻译文本不可能是原作；保留古代的光芒，传递原作的精神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被提升的古希腊文学……给他本人带来权威和权力”。

蒲柏重写古典作家（作品）的项目，从翻译荷马到他自己的史诗《夺发记》和模仿贺拉斯，表明他深刻理解写作的权力。

无论什么时候，古典学家和翻译者想到英国文学传统，都会联想到蒲柏的翻译。虽然蒲柏的译著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传统，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变革式的重写；创造性的阐释贯穿全篇，这让人想起现在的一些“吸粉虚构（fan fiction）”。

3.利用虚幻的荷马构建“西方古典学”传统

西方是怎样滥用荷马，彰显自身价值的呢？麦克莱恩（纽约大学）和斯莱金妮（格拉斯哥大学）两位教授说：

荷马或荷马思想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这也不是新闻了。这位文化人物的身份被变来变去，以致人们感到长期以来，荷马是被利用或滥用。就像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建议的那样，荷马通常被招魂，来钦定文化事业（承担西方价值）……18世纪的英国，正在进行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荷马”在文化询问模式中成为重要象征（确实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发明的）；以他为参照，去呼唤早期英国、原始诗歌、口语传统和英雄崇拜。㉘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发轫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杰作”。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虽然穿插着“贱古、贵古”的古今之争，但毕竟大功告成、皆大欢喜——通过翻译和改写，使粗枝烂叶变为花团锦簇（众多名著）。后者实际上是“中国风”（模仿或复制中国文艺及审美价值）的产物，然而西方一旦觉得可以自成体系，便自诩自己传统；并且从改写荷马一路走下来，到改写整个的希腊—罗马“历史”，把它们编造成为“西方遗产”。对此，代表主流西方的吉尔伯特·海特供认不讳，他从法国改写荷马的角度说明之：㉙

在1742年，蒲柏先生姗姗来迟地加入了“书的战斗（the battle of the books）”。他把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夸张形式置于《愚人记》（The Dunciad, 蒲柏作品）。而本特利则……讽刺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真正优美的诗，但你却不能称它是荷马的。”

（先前）高贵和高才的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 1654—1720）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法国式散文，发表于1699年；在书中，她（自称）不遗余力地恢复被以前的翻译所掩盖的华美……十余年后，即1714年，她的这部散文诗作被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 1672—1731）贬斥，其观点被重审；拉莫特在一个简略翻译的《伊里亚特》中，删减并剔除其有害部分，即那些伤风败俗的词语（bowdlerized）、无聊的对话、粗俗的表述、恶心的情绪和令人不愉快的迷信，因为这些都冒犯了巴洛克品位。达西尔夫人撰写《品位腐败的原因》一文，进攻当代文学倾向和文明标准……

尊古派最终赢得战斗。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不能被一代人的鉴赏品位所否定。……“书的战斗”已大量改进了它们，使之变得精炼。

在18世纪末，这些古典的捍卫者们……帮助加深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巩固和扩大文艺复兴作为最高传统……双方（把先前文本当作原始素材的“新古典”和神化西方谱系的尊古派）的“书的战斗”的真正好处是，遏止奴性般的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它使将来的作家们更难产生“复制中国”的古典名著，因为确切模仿是美德和创作的“原罪”。（引者按：作为欧美文学的奠基性的“三部曲”，即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问世的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都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我们将有专论）

希腊—罗马的历史已被19世纪的学者改写，虽然这项工作还未完成，直到在1914年之前一直在稳步进行。

用现代方法处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乃至全部的历史；这是由德国—丹麦后裔、成为柏林的教授的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首倡的。……尼布尔主张借助于进化推论的方法，弥补第一手、第二手信息之间的裂痕。虽然他的教学让人们感到这样的历史不踏实，但他却能够运用严谨、创意和想象力来形成体系。……例如关于李维的罗马史，无法用真实的材料佐证，他就从口传的歌谣去推测。

中国风塑造“荷马佳作”

1.风行草偃的西方大雅

如果要问，蒲柏的天赋和他的文艺品位的内涵与基础是什么？回答是“中国风（Chinoiserie）”，他把审美、文艺、哲理和雅言带给英国及西方！宋词云：“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

美国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 1899—1979）说：“西方文学的中国风要追溯到18世纪的蒲柏时代。”㉚英语文学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关注18世纪的（西方）诗歌，应该将它和新兴的中国品位联系起来……在英国的中国物质文化意味着审美秩序的有效原则：特别体现在英语的创作能力上，那就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的‘多样性之有序’——和而不同、绽放异彩。”㉛

尤金妮亚在其文章中，强调那时的英国诗人们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施展才华的。㉜她还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在形成的审美观念和英语主体性上起着核心作用。”㉝“在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轮廓产生了它的自身模式。”㉞若石诗云：

风载仁德始自天，行程万里润桑田。

草青花艳人得意，偃武修文社稷安。

末句“偃武修文社稷安”，在西方而言完全背道而驰，所谓的西方文学也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殖民主义工具而已。

进而言之，奥基恩（Daniel O’Quinn, 圭尔夫大学教授）说，从18世纪初，“随着‘中国风’的传播，东方的想象、主题、文物和风格进入英国文化之中……蒲柏的诗歌包含了他所玩味的东方主题”㉟。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中国风’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寓意的传统，贯穿于从复辟时期（17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和好几代文学家，诸如威奇利（William Wycherley）、蒲柏（Alexander Pope）、约翰·盖伊（John Gay）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尽管最能体现中国风精神的作品，还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㊱

2.英国及欧洲文学的“中国化”

包括蒲柏在内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西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中国风”中成长起来的。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的文章《中国式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其所著《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 J. Clarke）继续这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而克拉克教授的书的开宗明义则是，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相似的，刘教授最近的书《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刘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她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㊲

另外，刘教授（Prof. Yu Liu）又说：“……虽然蒲柏从未到过远东，但作为一个具有这方面想象力的艺术家，他能够吸收和运用那多样性优雅的中国思想；当他谈及坦普尔（Temple）和马国贤（Matteo Ripa），说：‘他们是懂得中国古典园艺的。’……上述‘洒落瑰奇（sharawadgi）’的中国艺术精神，到18世纪末……通过沙夫茨伯里、艾迪生和蒲柏，把来自‘不同伊甸园的种子’的灵感，传给了赫尔德和康德，成为其美学理论的要素，从而进入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㊳

尤金妮亚·詹金斯著《中国品位与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写道：

中国风格在那些英国精英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诸如亚历山大·蒲柏、约瑟夫·艾迪生和安东尼·阿什里·库珀（第三沙夫茨伯里伯爵）。……中国的多样性和谐的美学思想，参与了康德的美学革命，从而形成欧洲的现代性。

中国风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上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笛福的小说……及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诗里。……“中国物语”（物质文化）已融入18世纪的典范英语之中，并且转化为英国文学和文化资本……从而确定了英语的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应该代表英国认同的新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想象服务于保持“英国风格（Englishness）”的连贯性。㊴

3.西方名著袭用中国叙事方法——“中国盒子”揭秘

根据布尔加尔（R. R. Bolgar）教授的研究，在18世纪的英国，“荷马世界是被当作原始文化的例子加以处理的。……对于原始粗糙的‘礼貌的厌恶’（polite distaste），激励着18世纪的艺术心灵。正因为如此，蒲柏感到，《荷马史诗》必须被改写，然后它方能被欣赏。如此一来，成功造假的障碍就被取消了……以致在1762年，麦克弗森宣称他‘翻译’了盖尔语的古诗（《莪相》）”㊵。

麦克弗森的《莪相》——“北方的荷马”（Homer of the North）——是采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方法。他可能是从蒲柏那里学到的，因为蒲柏掌握了如此复杂多变的“中国盒子”的表现手法。㊶这样一来，蒲柏版（现代版）《荷马史诗》也就变成“中国风”的了。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㊷

原来西方人所称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套匣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方法司空见惯。到了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中，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和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所使用的就是这种“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㊸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 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㊹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㊺

较明显的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很多，诸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雪莱和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㊻、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㊼和《凤凰与斑鸠》㊽和勃朗特《呼啸山庄》㊾，等等。

表解 《荷马史诗》的真相

2018年3月18日完稿

①Wallace Jackson：Vision and re-vision in Alexander Pop,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 p.11.

②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Mar 1979, p.50.

③Shannon K. 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 fan fiction, 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http：//journal.transformativeworks.org/index.php/twc/article/view/673/600，15-03-2016,

④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ume 7, Rookwood Press, 2002, p.175.

⑤Peter J.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1760—1840）,20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11.

⑥J.C.Grumbin：Melchizedek： The Secret Doctrine of the Bible,Health Research Books,1996, p.15.

⑦https：//www.gettyimages.no/photos/alexander-pope-poet？

⑧Edoardo Crisafulli：The Vision of Dante,Troubador Publishing Ltd, 2003, p.113.

⑨M.Burnett：Edinburgh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and the Art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274.

⑩Claude Rawson：Dryden, Pope, Johnson,Malone： Great Shakespeareans,Vol. 1, A&C Black, 2014.

⑪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 7,Charlottesville： Rookwood Press, 2002, p.182.

⑫John Mor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 Vol.23, London, 1875, p.588.

⑬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3.

⑭Martin Myrone：Homer truths - Financial Times,24-02-2006.

⑮Lawrence I. Lipking：Ordering of the Ar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334.

⑯Linda Kelly：The Marvellous Boy： The Life and Myth of Thomas Chatterton, Faber &Faber, 2012, p.99.

⑰Timothy J.Reiss：he Meaning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9.

⑱Evan Carton, Alan Warren Friedman：Situating College English, Bergin & Garvey,1996,p.4.

⑲Sir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London, 1804, p.249.

⑳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LL.D.YN, 1840, p.590.

㉑http：//www.explore-stpauls.net/oct03/textMM/DrJohnsonN.htm

㉒Michael Alexander：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p.98, 233.

㉓Journal ArticleHomer’s Iliad and Pope’s Vile, ForgeryKathryn L. Lyn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34, No. 1 (Winter, 1982), pp.1-15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㉔On Death and Dying in Chapman’s“Iliad”： Translation as Forgery, Robert S. Miol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 3, No. 1 (Summer, 1996), pp. 48-64.

㉕Harold Bloom：Alexander Pope,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2.

㉖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 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24.

㉗Shannon K. 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 fan fiction, 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 15-03-2016.

㉘Journal Articlebritish Romantichomer Homer：Oral Tradition,“Primitive Poetry”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nbritain, 1760—1830 Maureen N. Mclane and Laura M. Slatkinelh Vol. 78, No. 3 (Fall 2011), pp. 687-714.

㉙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p.286—288, p472.

㉚Ishmael Reed： God made Alaska for the Indians： selected essays, Garland, 1982, p.117.

㉛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124.

㉜18th Century Studies, Eugenia Zuroski Jenkins：“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Chinoiserie, Aesthetic Form, and the Poetry of Subjectivity in Pope and Swift.

㉝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Synopsis.

㉞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 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

㉟Charlotte M. Canning ：Thomas Postlewait：Representing the Past,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0, p.351.

㊱David Porter：Ideographia： 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37.

㊲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77—679

㊳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Volume 53,10-1-2005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 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Yu Liu.

㊴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 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13, 123.

㊵Moritz Csáky：Europa im Zeitalter Mozarts,Boehlau Verlag, 1995, p.109.

㊶G.S.Rousseau,Pat Rogers： The Enduring Legacy： Alexander Pope Ter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88.

㊷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 Volume 2, Psychology Press,1996, p.96—97.

㊸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boxes

㊹Donald R. 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p.xi.

㊺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 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 Walter de Gruyter,2003, p.317.

㊻Stephen Gill：Wordsworth’s Revisitings,OUP Oxford, 2011, p.105.

㊼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p.268.

㊽MacDonald Pairman Jackson：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68.

㊾Leo Braudy：Haunted On Ghos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