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胡传志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作家的个案研究就像一个制高点，向来比较成熟、比较充分，人们一方面感叹传统的作家个案研究遭遇瓶颈，难以推进；另一方面，又不时惊讶地发现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陆续问世，正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

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作家、金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元好问研究亦是如此，经过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元好问研究成果已经洋洋大观，从生平交游到年谱，从诗词文集编年校注到资料汇编、诗词选本，从单篇论文到论文集、专著， 林林总总，自成系列，研究充分的程度至少不亚于，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杨万里、范成大等作家，成就非凡，不免让一些初学者望洋兴叹，甚至望而却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是，如何继续开展元好问研究？实际上，元好问研究仍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只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智慧。

元好问研究的基础文献

完备、可靠的文献是研究的前提。《元好问全集》（增订本）之外，有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李正民《续夷坚志评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静《中州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加上孔凡礼《元好问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应该说元好问文献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同时，也必须承认，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文献资料还有比较大的发掘空间。

就元好问诗文版本而言，学界用力甚多，如周烈孙、王斌《元遗山文集校补》（巴蜀书社2013年版）致力于搜求诸本，似乎网罗无遗。去年，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在日本发现一部《遗山先生诗集》抄本，上有朱笔批校，承其相示几幅书影，初步推测抄自毛晋本，朱校可能用的是李瀚刊本《遗山先生文集》。该本价值如何？未见到全书，不便妄加评判，但由此可见我们对域外文献重视不够。这当然受制于研究者的客观条件，那么境内文献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了呢？其实也没有。兹举二例。一是元好问《集诸家通鉴节要序》，该文末未署写作时间，周烈孙、王斌《元遗山文集校补》卷三十六以为“作年不详”，狄宝心《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以为写作于海失迷后元年（1249）。我意外地发现，该文现存于张存惠所刻《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题吕祖谦辑）卷首，有其校勘价值，可以与《元遗山文集》对校，特别是文末的落款：“泰和甲子下癸丑秋九月朔日，河东人元好问谨序。”可以解决系年问题。书后还有张存惠刻书牌记长文，牌记也有落款：“泰和甲子下癸丑孟冬朔日，平阳张宅晦明轩谨识。”可见，该文写作于泰和甲子下癸丑，也就是蒙古宪宗三年（1253）九月。二是元好问的《通真子墓碣铭》，《元遗山文集校补》卷三十一认为该文约作于蒙古定宗元年（1246）前后，《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认为作于蒙古定宗二年（1247）二月。在检索文献时发现，《通真子墓碣铭》古碑现存于河南济源王屋山济渎庙。据《王屋山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所载，该碑由史庭玉隶书并篆额，立石时间为蒙古定宗三年（1248）九月。史庭玉为史士举之孙，字德秀，元好问与之有诗文往来。这一线索可以引导我们进一步研究《通真子墓碣铭》的写作时间及元好问的行踪等问题。

就元好问集注释而言，关于诗歌注释，从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到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有了质的飞跃，元好问文注释，从无到有，开山采铜，其功甚巨。但相对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而言，元好问诗文的校注本还是太少，尤其是元好问文的整理工作，尚属起步，本身还有不少地方需要继续完善。古籍整理永远在路上，我们期待着诗文编年校注的修订本能早日问世，也期待着更多的同仁参与、关心元好问诗文的校注事宜。另外，《续夷坚志》也需要重新整理，李正民《续夷坚志评注》为便于普及，打乱了原书的卷次篇章顺序，以内容分类加以编排，近年来至少有三位学者陆续发现《续夷坚志》的佚文，可以将这些佚文汇总起来，形成《续夷坚志校注》一书。

就元好问资料汇编而言，孔凡礼《元好问资料汇编》一书，编于20世纪60年代，成书于90年代，出版于2008年。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从两百多种图书中广泛搜罗元好问研究资料，洵非易事。但全书仅27万字，应该还有很多遗漏。譬如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中收录了不少资料，却有一些重要内容失收。《王恽全集笺校》卷二十三《诗呈平章公》诗末自注曰：“遗山《笔录》载梁氏家世甚详，中有云：‘斗南先生，登明昌二年进士，为人读书精熟，喜作诗，有干局吏能，剖繁治剧，不肯下一世之人。’”此条资料不仅可以厘清梁陟及第时间等生平问题，回答《金代科举》《元遗山新论》等书中的存疑，还是元好问的一则佚文。至于《遗山笔录》，仅见于此，是一篇文章还是一部著作，有待考察。又如孔书中收录了清人李祖陶《元遗山文选》的评语，却没有收录袁翼《元遗山文选跋后》（《邃怀堂全集》文集卷二）。随着清人文献的大量影印出版，从中完全可以搜集到与元好问相关的文献。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再编一部《元好问资料汇编续集》，以推动元好问研究的资料建设。

另外，元好问作品的辑佚工作还需要努力。周烈孙、王斌《元遗山文集校补》已有较多收获，但仍有辑佚的空间。上引《笔录》与下文魏初所引皆是元好问的佚文，相信还有其他佚文有待钩沉。

上述文献工作基本上局限于国内，域外还有哪些元好问研究方面的文献，我们知之甚少。有学者研究朝鲜半岛诗人对元好问诗歌的接受，但具体有哪些文献，不得其详。日本情况如何？也未见相关研究成果。据我所知，日本学者竹添光鸿（1842—1917，字渐卿，号井井，通称进一郎）曾“手抄”李祖陶《元遗山文选》，四册，刊于日本明治辛巳年（1881），后收入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汉籍文集》第十一辑，由汲古书院昭和五十三年（1979）刊行。前有冈松辰《元遗山文选序》。另外，还有垣内溪琴校的《元遗山诗钞》，二卷，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前有《元遗山全集序》，笔者未见其书，不知是他所编选还是翻刻清人某一选本。

元好问的生平研究

元好问年谱旧有凌廷勘、翁方纲、缪鉞等人年谱，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后来居上，最为翔实。但其中仍有一些生平模糊不清的地方。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狄宝心本人在从事元好问诗文编年校注工作中，已经陆续发现其中的一些讹误，所以该书也需要修订再版。

元好问的交游，是其生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降大任《元遗山交游考》是这方面的唯一力作，只是成文于20世纪80年代，无法吸收后来的研究成果。该文另一欠缺是，它基本上从元好问作品出发，以作品中的人物为条目，广泛搜集资料，加以考证，导致交游考不够全面。那些与元好问有所交往却不见于元好问集中的人物，可能见于元初文献中，就没有收录在交游考中。兹举一例。太原人李元佐（字祐之），据魏初《青崖集》卷五《故镇国将军太原李公墓志铭》记载：“粹于律学，有《删注刑统赋》《刑名歌括》传于世，金之省部台院试补掾者，咸出其门。在汴梁，与元遗山游，称‘祐之，余乡曲，为人宽博疏通，精于吏事’。”所引元好问文，亦是一则佚文，疑出自元好问为他《删注刑统赋》所作的题跋。元初文献中类似资料，应该还有一些，可以弥补降文不足。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学者有志于继承降大任先生的事业，正在修订《元遗山交游考》。

元好问传记已有多种，如朱东润生前未能定稿的《元好问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尚君整理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郝树侯、杨国勇所撰《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明浩所撰《腹心欤/寇仇欤——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传记各有长短，我们期待能有学者撰写类似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的“元好问评传”。

元好问的文学研究

这是元好问研究的重点，成果众多，但必须指出，低水平重复研究不时可见，高质量的成果相对有限，以元好问（或元遗山）命名的学术研究专著也是屈指可数。检索中国知网，元好问研究成果量为488篇，杨万里研究成果量为323篇，范成大研究成果量186篇，但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这类刊物的发表量，元好问反而不及范、杨二人。高级别的项目更是少见，检索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仅有颜庆余“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被列为后期资助项目。

元好问诗歌研究以《论诗三十首》的研究最为充分，丧乱诗研究次之。自从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问世之后，海内外学者又有若干论著发表，《论诗三十首》文本研究很难再有大的开拓，只是一些分歧仍然存在，现在完全可以重新编辑一本内容更加丰富的《元好问论诗绝句集解》之类的图书，将《论诗三十首》之外其他论诗绝句也收录其中，还可以把后代效仿元好问论诗绝句的诗歌汇集成册。这也是元好问诗歌接受研究的一部分。丧乱诗是元好问诗歌的代表作，声名显赫，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也可以仿照《论诗三十首》，编纂一本“元好问丧乱诗汇注汇评”。元好问诗歌接受研究，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梳理，但还有一些文献没有进入研究视野，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元好问词研究、曲研究较为充分，还可以将遗山词在宋金元词史中加以探讨。

元好问散文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散文存量很大，但为诗名所掩，后代只有少数学者能认识到元好问散文的成绩，编纂《元遗山文选》《遗山题跋》之类的图书。20世纪以来，元好问散文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他的散文成就远远被低估。《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出版之后，为进一步研究元好问文提供了便利，期盼能有青年学者从事元好问散文研究。

元好问文学研究的另一薄弱环节是对元好问在金亡之后文学活动的认识。金亡之后，元好问不仕新朝，却是一代宗工，“两朝文献一衰翁”（赵翼：《题元遗山集》），著书立说，弘文立教，深刻地影响了金、蒙古时期及元初的文学和文化。历史学者赵琦所撰《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材料丰富，发掘深刻，文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充分发掘、利用蒙元时期的文献，将元好问放在时代鼎革、民族矛盾复杂的时代环境中，写一本“元好问与金元文化”之类的著作。

选本等普及工作

元好问选本主要有郝树侯《元好问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陈沚斋《元好问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从龙等《遗山诗词注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狄宝心《元好问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李正民《元好问集》（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专题选本为普及元好问诗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选本有几点不足：一是篇幅普遍较小。郝本选诗226首，数量最多，注释过于简略，全书仅7.4万字；陈本选录110首，有题解与注释，13.5万字；林本选诗78首，词77首，16.5万字；狄本选诗149首，词90首，16.3万字；李本选诗85首，词37首，散曲7首，文赋8篇，小说4篇，有题解和新评，25万字。二是仅有一种选本选录散文，篇目也不尽合理。三是未能体现元好问研究的最新成果。所以，我们需要一部规模稍大、选目妥当、注释准确的“元好问选集”。

选本之外，元好问作品鉴赏文章，总量有限。大体以词最多，诗次之，文最少。兹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鉴赏辞典系列为例，《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版）收录22首元好问词鉴赏文章，《元明清诗鉴赏辞典》（1994年版）收录12首元好问诗歌的鉴赏文章，《古文鉴赏辞典》（1997年版）仅收录两篇元好问散文《市隐斋记》《送秦中诸人引》的鉴赏文章，三种相加，计36篇。相对于元好问作品存量，这个数字实在太低。我们能否借助大型文学鉴赏刊物《名作欣赏》，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发表元好问作品系列赏析文章，然后编成“元好问百篇佳作鉴赏集”？

对元好问的总体评价

各类教材、相关著作能对元好问的文学成就做出大体恰当的评价，相关专家还能对元好问的诗坛地位、文化贡献做出高度誉扬，如认为元好问的诗歌是“八百年代第一人”，等等。总体评价一方面不能无限拔高其地位，必须建立在诸多具体研究基础之上。举一细节为例，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戴复古《论诗十绝》最先在题目中自觉使用“论诗”二字，其实通过简单的考证，就可以发现最先在题目中使用“论诗”二字的是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这一细部问题就能够进一步印证他在论诗绝句史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总体评价不能执着于个案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其宏观意义。如果把元好问放到金代百年诗坛，放到宋金对峙的南北文坛、12—13世纪中国文学格局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或许能更清晰地揭示出他应有的价值，给予他准确的定位。

所有这些，都需要元好问研究者、爱好者的共同努力。元好问研究界最大的隐忧是后备力量不足。李正民、降大任等学者过早谢世，其他一些年长学者或已封笔，中年一代人数本来就有限，基本定型，又羁绊于各种评价体制及事务，从事多领域的研究，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元好问研究中，我们必须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可是，从近十年博士论文选题来看，仅有两篇以元好问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一篇成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另一篇是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我们呼吁一些资深学者，加强元好问研究的后备队伍培养，引导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元好问研究队伍中来，特别期待元好问的家乡山西，元好问长期生活的河南、山东等地，能发挥地域优势，涌现出更多的元好问研究专家。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学问。相对于范成大、杨万里等南宋诗人，元好问文学创作体裁更加多样，包括诸宫调之外的所有样式，诗、词、曲、文、小说等，应有尽有，还有编纂的文学总集《中州集》《唐诗鼓吹》等，加上他处于由金入元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由女真政权进入蒙古政权这一特殊背景，使得元好问研究的话题性更加丰富。严复说：“旧学沉沉抱根底，新知往往穷人天。”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观念更新、技术手段的进步远非前代所比，而我们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方法上。如果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假之以时，元好问研究一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