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承圣三年（554年），江陵沦陷，梁元帝（萧绎，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皇帝，梁武帝萧衍第七子，梁简文帝萧纲之弟。萧绎是一个喜好文学的君主，少聪颖，好读书，善五言诗。“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自称“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他画的《职贡图》，记录了前来南朝梁朝贡的当时各个小国的人物形象，上面有金发碧眼的波斯胡人，也有浑身只披一块白布的黑人。因此，这不但是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件珍品.更是研究中国古代朝贡史极为珍贵的一份资料。但是，他的艺术水准以及文学成就又与他的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与西魏的战争中失败，他一怒之下烧毁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声称自己焚书的原因是：“我读书万卷，还落得如今这个下场，读书再多有什么用呢？”

难道读书多真的能够把人读蠢吗？

一千一百多年后，王夫之批评道：千余年来，没有人不憎恨梁元帝不悔改政治上的错误和对人民的无道，却将罪责归咎于读书。

为此，王夫之写下《论梁元帝读书》，对梁元帝的遭遇进行了深刻反思。

王夫之虽然不知道梁元帝焚的是些什么书，但拿梁元帝所撰写的文章来看，无非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骈文。

话说当年，梁武帝萧衍被叛贼挟持，国家面临分裂，危在旦夕，而梁元帝依然早晚苦读，乐此不疲，精力消耗，既不伸张正义，又不会把握时机。这和沉迷于赌博酒色，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夫之认为，历史上不只梁元帝读书把自己读蠢的例子。

宋末元蒙之际，号称儒者的人都喜欢讲空洞的大道理，却不想有什么用处，计算着“五经”、《论语》、《孟子》有多少字句，在章句的文字结构、呼应形声上比附，饱食终日，这对身心有何益处呢？对人伦事理有何用呢？对政治教化有何帮助呢？这种人不得志时，反教人禁锢他人之子弟；得志时，则误了国家。这和梁元帝兵临城下还在讲《老子》、虏骑渡江，还在听高僧说法，有什么差别呢？

读圣贤书，岂是像参禅礼佛那样，只要每天抄写诵读就会有功德？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读书呢？

王夫之指出：领会书的精神实质，以确立修己治人之本；考察书中隐藏的意义，以达到精通事理、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境界。善读书的人得之于心但能用书中的道理检验纠正自己行为的人太少，次一等的如太子李弘读《春秋》读到不忍卒读的也很少，再次一等的如穆姜读《易经》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愧疚的人一样很少。

不抓住书中的重点，不研究书的精華，不审察合乎时宜否，像汉儒曲解《公羊传》而废皇后太子，王莽曲解古书讥刺匈奴，都是妄解经典的蠹史。

没有高超的见识掌握书本大旨，没有取舍的标准独立审慎思考，那么读书万卷，只会更加迷茫，倒不如不学无术者还能保持纯朴。

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了再读书方有益处。没有听说过漫无目的单单为学习而学习的。心无定志，读书时心志就会随时游移，异端邪说，流俗小智，乘虚而入，大则侵蚀人心，小则荒废日月，这是梁元帝越读越蠢却至死不悟的原因啊！怎么能怪罪于读书呢？

一般的学者，效其浅陋，不能不加以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