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军

摘 要：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受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颇深，“朝贡--册封”秩序（Tributary System）体现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理想状态。这种秩序是遵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一种行为方式。“天圆地方”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自身生活世界的基本认识。古代中国人毫不谦虚地认为，自己居于天下的中央，是“天朝”，是“中央之国”，而“蛮、夷、戎、狄”都是居住在中国四周偏远地方的、比中国落后的民族，因此称之为“四夷”。这种古老的“中国中心”理念，成为构筑东亚宗藩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依据。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 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外交”^[1]，具有文化所特有的柔性，这使其具有其他类型外交所缺乏的隐蔽性，可以通过对外交流不露痕迹地推销国家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朝贡--册封”秩序;儒家文化;传统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1]，具有“高政治”价值。因此，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成为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一部分。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秦时徐福受遣东渡日本，到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唐玄奘“西天取经”，到明朝郑和下西洋;从元明两代接纳马克波罗、利玛窦来华访学、传教，到清政府定期派青少年赴美留学，中国历代正式的对外交流史几乎从未中断过。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演变表明，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具有先天优势，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古代中国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先进性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巨大辐射力上。

在中国人心目中，所谓“华夏”和“夷狄”，并不仅仅用以区分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这两个词汇里还蕴含着文化的高下之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理想蓝图就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等级社会秩序。“礼”在西周已演变为一套十分繁琐的等级差异明显的典章制度和仪式规范，并从此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中国统治者和思想家把“礼”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理想秩序和社会治理之道。中国的“华夷之辨”就是建立在“礼”的等级意义之上。把这种国家治理上所遵循的“礼治”和“推己及人”地向外扩展，运用到对外关系方面，就发展出了古代中国自认为理想的国际交往体系，即“朝贡--册封”体系;各国与中国各按等级名分，不互相侵夺，平安相处。

一 “朝贡--册封”秩序概念的界定

“朝贡--册封”秩序（亦可简称为“贡--封”秩序）是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在文化中心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以礼绥化四方，因此从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探讨朝贡体制及对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古代中国凭借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及发达的经济水平，以独傲群雄的姿态俯视周边地区和国家。历经数千年演进，在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朝贡体系”演化为古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朝贡，从世界史上来看，是作为对强大统治力表示忠诚的手段而采用的。

“朝贡--册封”秩序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形态，是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秩序衍生出古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规范和制度，构筑起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一方面，作为区域内压倒性大国的中国无意打破现状，向“天朝”之外做体制性经营，从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朝贡--册封”秩序的扩散，为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固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东亚区域意识兴起、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路径支撑。

有关朝贡体系的生成机理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和邓嗣禹曾写道：（1）朝贡体系是早期中国文化优越地位自然成长的结果^[2];（2）它是中国统治者政治安全上自我防御的结果;（3）在实践上它具有非常坚实而重要的商业基础;（4）它被用来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载体^[3]。

就地缘关系和相互接触来说，古代东亚地区的确存在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由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长期外交互动而形成的“朝贡--册封”秩序。朝贡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的外交哲学，它是一种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制度安排^[4]。

二 宗藩体系的缘起

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在东亚、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的政治秩序体系，通常被称为“东亚宗藩体系”。它作为世界主要的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在国际关系史中常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也被称为“朝贡--册封”体系。

“朝贡--册封”秩序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先秦为萌芽、孕育时期;汉唐时基本确立成型;宋元时期进一步充实;明清时成熟完备达到顶峰，然后由盛而衰，并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被“条约体系”所取代而寿终正寝。

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朝时期，统治者就已经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在這个制度中，中央王朝的君主是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为外服，由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有保卫之责;九州之内的各个地区，还负有进贡的责任。因此，商朝的畿服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的色彩。

周取代商之后，由于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5]，于是将这一制度进一步系统化和理想化，发展出“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匈奴之外，并不存在可以与秦及其之后的西汉政权全面抗衡的政权。中央帝国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系推广到已知的世界中去。

三 朝贡体系的确立

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通路之后，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得以正式确立。中央政权和其他诸国的关系以“册封“为主，即周边各个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国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汉朝时的册封对象仅仅是针对自行前来投附或其有足够能力控制的地方政权，畿服政策比较務实^[6]。从汉末到隋初，即公元3世纪至6世纪末，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战争、混乱和动荡不安，以中央政权为天下共主的册封体系自然也随之瓦解。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朝贡体系才得以恢复。

四 朝贡体系的完备

隋唐时期，中原政权采用“羁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册封制度^[7]。从唐太宗时开始，更是设立羁縻州、县，普遍封赐各内属的地方首领官职，以体现其“华夷一家”的思想。日本为追求与中国的对等地位和学习中国文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宋朝建立以后，加强了对唐时羁縻州、县的控制，在部族首领之外，又加派中央政府任命的监察官员。宋朝时期，中原王朝相对羸弱，政治经济重心南移，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两宋王朝“正统天朝”的尊严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而面临严峻挑战，海外国家的朝贡弥补了王朝的“自大”心理，“贡-封”秩序受到封建统治者重视，进一步得到充实完善。元朝时期，中国地区的皇帝名义上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共主，国势空前强盛。宋朝拥有朝贡国家26个，元朝时朝贡国有36个。

五 朝贡体系的顶峰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划定了所谓“不征之国”，确立了中国势力的实际控制范围，以及“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来使获得厚赠，导致来朝贡的国家多达148个，可谓盛况空前。由此，朝贡体系臻于成熟成为东方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央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

明朝时，除了朝鲜、越南、缅甸等国以外，在“厚往薄来”政策的引导下，其他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贸易往来。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起对中国内地的统治。清朝明确地把与周围部族和地区之间的往来划分给理藩院和礼部分别管理：蒙古、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统一管理;与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往来，则视为外交事务，由礼部管辖^[9]。

六 朝贡体系的衰败

清朝时期，朝贡国的数量明显下降，持续千年多的“朝贡--册封”秩序由盛而衰，并最终走向解体。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猛烈冲击下，“朝贡--册封”秩序解体崩溃。随着欧洲国家与东方世界直接接触的逐渐增多，原属中国宗藩体系中的周边各个小国家逐渐被蚕食殆尽，使得朝贡体系内的成员国数量大幅减少。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朝贡体系被中国与西方各国签署的一系列条约所削弱。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国越南和朝鲜也脱离这一体系，朝贡体系彻底崩溃^[10]。

“朝贡--册封”秩序的嬗变及演进机制说明，中国历代王朝大体上都依循中国传统的对外统治思想，与周边各国建立以使臣往来为纽带，属国朝觐纳贡、中国册封回赐为基本形式的宗藩关系。从本质上说，这种秩序完全不同于西方列强以武力扩张的霸权模式，所维系的实际上是一种国家间的稳定友好关系。“朝贡--册封”所构筑的区域性体系是古代中国在权力上实现天下主义理想的需要。

结语：

文化已成为影响国家外交的核心因素，在权力概念的核心因素中，军事因素和经济因素已经让位于文化因素。只有在世界文化浪潮中成为主流文化，才有可能成为国际斗争的赢家。文化对国家外交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今非昔比。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说道：“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她靠拢。^[11]” 但是，国家外交还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的影响，毋庸置疑，任何国家的外交行为都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

“朝贡--册封”秩序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思想，是“天下”观在对外政策上的产物。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朝贡是为了维系儒家理想的等级社会，其核心是文化的感召力^[12]。主张以“仁”为本，“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四夷来朝。“朝贡--册封”秩序与汉族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学--儒道--儒术”一线的次文化关系密切。古代中国在政治、文化、制度上的领先优势使得周边国家自发模仿。

文化是认知、是情感、更是一种价值。当下，中国文化外交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通过政府组织或民间文化交往而展开，为达到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和平、发展经济为目的的一种外交活动。随着文化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文化外交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新宠！诚然，文化外交与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等完全不同，但又相辅相成，共同担负着实现国家利益的重任。

放眼当代，中国的崛起与其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古已有之，国家认同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渐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国家认同自然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对中国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密切互动，面临着挑战与重塑的双重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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