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 羌 李杉杉

胡人乐伎俑

一、中古时期，西域地理文化中的传奇小说

追溯历史，“西域”一直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经济、文化、宗教、民族、艺术的交汇之地，尤为印度和希腊文化输入我国西北地区的必经之处。

中古时期，系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出现的“丝绸之路”系指在中国境内原发地关中、中原以及中国西部地区河湟、河套、青藏、西域地区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文学则指在中国境内中原地区至河西走廊与西域诸国及其周边国家与地区产生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其中中国古代西域地区产生的叙事性较强的小说文学，较为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载于反映西北地区“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的历史与现实，根据王青著《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一书记载，经西域地区至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在中原与江南地区，朝野上下展示非常丰富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所获成果：“时至唐朝，西域商胡仔唐经营的珠宝业愈益兴盛。”大量的波斯、大食商人来到扬州、长安、广州等地，从事以珠宝为主的生意。在广州波斯人的商船很多，并载香药、宝石，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在长安的东市、西市和广陵有很多胡人开的商店，这些胡店、胡邸专售象牙、琉璃、珠宝等货物，其中大多数都是珠宝。所以，在唐人笔记小说也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据张星烺统计，唐人小说中有关胡商的记载达28条之多，而其中最常见的故事类型即是胡人识宝。张读的《宣室志》卷六载：“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厚价而归。”①

查阅古籍与文献资料，可见中国境内此时期，日渐丰富多样、千奇百怪输入的域外文化演艺场景，都有机地融入当朝的志怪小说之中。诸如《太平广记》卷286引《原化记》“板桥三娘子”，阿拉伯盛传的《一千零一夜》中白弟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通天而上的绳技②，《列子·汤问》所载西域胡地偃师制造的栩栩如生的机关木偶戏人，《经律异相》卷44亦载：“昔北天竺有一木师，大巧，作一木女，端正无双，衣带严饰，与世女无异。亦来亦去，亦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语。”③

另有东汉《论衡·儒增》云：“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亲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太平广记》卷286引《闻奇录》“画工”中奇特的取宝之术。《太平广记》卷81引《梁四工记》“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所谓（佛）林也。……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肉烂粘宝，一鸟衔出”。另有《太平广记》载：“近世有波斯……往天竺国……船人因是得济也。”④

如此千奇百怪、林林总总的“丝绸之路”文化艺术成果多借道于西域地区，并被张骞、班超、鸠摩罗什、法显、惠生、宋云等著作和神怪小说与志怪小说及各种地理博物传说故事所记载。

（一）西域地区的神怪小说与志怪小说

西汉“博王侯”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似乎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撇开自然科学贡献不谈，仅谈及印度佛法的东渐，以及胡地的文学艺术的输入，此位先驱者着实功不可没。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张骞西征考》中赞誉：“张骞之凿空即彼之西域远征，在中国史上实为破天荒之快事。”

中国学者王仲翰更是对张骞其人其事进行高度评价：“张骞通西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开了中亚交通的道路，使汉代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先进文化传入西域，并远达欧洲。西域各族的文化也对中原发生了影响。葡萄、胡瓜、胡葱、苜蓿等许多新品种传入内地。因为通西域不仅促进了西域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⑤

当然，还有张骞的后继者班超、法显等贡献也不小，正是这些先辈智者的不畏艰辛、砥砺前行，才造就了日益繁荣的“西域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与昌盛。

依相关古代文献资料所述，东汉明帝在位期间，继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又派遣使者至西域“大月支国”领地，以求天竺佛经与佛像，为效仿“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后终得相遇与邀请二位胡僧至洛阳兴建“白马寺”，从中所见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的使者均因山高路远都未抵达天竺国，而只是在古波斯境内耳闻目睹佛教，间接获取“金人”与佛经。

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将中亚、西亚、南亚迁徙至中原的胡人以地域与姓氏划分为：“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昭武九姓胡人”四大类。并指出前三类均在中国西域，即新疆的和田、喀什与库车一带，与波斯国毗邻，可属间接外域胡人；第四类“昭武九姓”，在《唐书》上所指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通考》则为“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诸国，此一带胡人借助天然国际通道与中国西域和中原来往极为密切。“昭武九姓胡人”中不乏有着非凡创造力的丝绸之路文学、艺术杰出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西渐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大批僧侣的西行求法所致，而他们在传播东西方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尤大。现见于史载最早的是三国魏僧人朱士行，他行经万余里，来到当时盛行大乘学的于阗国，终于取得梵文写本《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六十余万言。在他之后，还有西晋的竺叔兰、竺法护等。《高僧传》称竺叔兰“博究众音，善梵汉之语”，曾与西域沙门无罗叉等广译经文，世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各地，先后译出《光赞般若经》《贤劫经》等大乘经典。

东晋时西行求法者可考有三十七人，其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法显、宝云、智严、智猛等。被称为中国佛典翻译大师的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博读大小乘经论，名闻西域诸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吕光破龟兹，主要是为获鸠摩师，将其迎入长安。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他入中原后与弟子共译出《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罗什译经，旨在传述“经中偈颂”，重在传递文学与音乐意趣。“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相传鸠摩罗什在世时，弟子三五千，其中著名者如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又，通称为“什门四圣。”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年届花甲的法显携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越葱岭，遍历北、西、中、东天竺。特别是在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巴连弗邑滞留三年，学梵书梵语，抄写经律，之后又渡海经师子国、“耶婆提国”航海归国，前后十四年，游历三十余国，携回浩繁的梵本佛经，并将旅行中的传奇经历撰成《高僧法显传》，亦称《佛国记》。此为后人研究古代印度与南亚诸国历史、文化与中外交通留下了重要资料，其中尤以天竺乐舞与梵剧记载弥足珍贵。

法显归国后写成的著作《佛国记》

继法显、宝云之后，华夏西游瞻礼圣迹的僧人日益增多，较为出名的如惠生、宋云等。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他们于神龟元年（518年）自洛阳出发，经青海吐谷浑至西域羯盘陀抵达哒，四十余国使者“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后去乾陀罗国、天竺国广礼佛迹。二僧于正光二年（521年）冬季返回中原，所得大乘妙典经论凡一百七十部。《洛阳伽蓝记》卷五“惠生、宋云传”载：“晨夜礼拜，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魏书》“波斯传”注云：“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由此可洞悉当时西域诸国文学、艺术之盛况。

论及“丝绸之路小说”的起源、萌芽、发展，神话故事的流传、当时存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被记录下来，就可称之为原始形态的小说。《汉书》卷30《艺文志》中班固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历代历朝都珍存着许多文人笔记，其中带有小说性质的此类文体，是我们研究与探索丝绸之路文学的绝佳文献资料。追溯历史上的“笔”与“记”，以及“笔记”的来源，据《梁书》“庾肩吾传”云：“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晋书》“乐广传”云：“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均认为“笔记”为“无韵”文体，即后世散文也。

当我们翻阅中华民族文学史时，可发现历来学界将“笔记”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历史散文与小说故事类笔记为此文主要研究范围、形式与内容。

两汉时期，因官方“独尊儒学，罢黜百家”，大力提倡辞赋韵文，而导致“诸子散文”逐渐衰落，而使之韵文体大显风光。又因司马迁、班固、范晔等史学家撰写大量传记文学《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使之“历史散文”大行其道。时值魏晋南北朝，修史编志遂称文人学者足以炫耀之功德。此时如《宋书》《陈书》《梁书》《北史》《南史》《北齐史》《西魏史》《晋书》等都纷纷问世，一时形成蔚蔚大观之势。

汉代当然也出现如班固的《白虎通义》、应劭的《风俗通》《汉官仪》、蔡邕的《独断》等，但都没有成大气候，只是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阶段中印佛教文化的频繁交流，南亚次大陆的神话、寓言、志怪文学的输入，而促使中国内地出现了与官方史书格格不入的一些野史、稗史，还有大量写实性的“宗教散文”和“世俗散文”。其中杂糅着许多神奇诡秘、荒诞不经的故事传说，为后世的随笔、札记、笔记等文体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文学样式。特别是其中记载的与域外国度发生交流关系的小说文学资料显得尤其新鲜生动。

汉代散文、小说的历史地位与艺术质量虽然不如传统诗歌，但随着人们的文体观念的改变，而不断提升其质量，以推动着纪实文学的进程。据胡旭著《汉魏文学嬗变研究》一书论证：“散文的文学化进程，似乎不能光凭数量来说明，感情的抒发和景物的描写是其关键。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尤其能说明文学创作的发达程度。”⑥

两汉、魏晋时期地理博物传说的产生和流传，直接导致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汉代宗教迷信的盛行，给志怪小说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两汉迷信传说和故事，从总体看大致有两系：一是神仙传说，许多又以西王母、汉武帝、东方朔为中心；一是符命瑞应传说。在前者基础上集中形成了《列仙》《神异》《十洲》《洞冥》《汉武故事》《汉武内传》一系列小说。

《汉武故事》本二卷，今存一卷，最早载于明本《説郛》卷五二，凡两千八百余字，题作《汉孝武故事》，撰人为班固。《汉孝武故事》记武帝一生遗闻，主要内容有四方面：（一）武帝幼时和即位后内宫后妃的故事；（二）武帝求仙的故事；（三）武帝其他逸事；（四）武帝死后事。武帝手下的大将军霍去病也被罗织在武帝传说中，《故事》说长陵女子死后而有灵为神君，曾打扮得漂漂亮亮要和去病私通，去病不肯，竟病亡，原来神君知其不永，本想以太一精补之，谁知古板的霍去病错过好机会。最精彩的内容集中在武帝、西王母、东方朔之间。十分精彩的是西王母离开昆仑来到人间，汉武会王母故事，遂成为汉代最优美的传说之一。

汉代另一部神怪题材小说是《汉武内传》，或称《汉武帝内传》《汉武帝传》等。汉时，武帝、西王母传说十分盛行，《汉孝武故事》《洞冥记》《十洲记》都以此为主要内容。此《内传》全书系敷衍，增饰《汉孝武故事》中武帝会王母诸事。在汉代形成了杂传体志怪小说，即《列仙传》；其单传一体，继《穆天子传》《燕丹子》后又先后出现了《汉武故事》《蜀王本纪》《徐偃王志异》《汉武内传》等志怪小说。

为了得到大宛汗血马，汉武帝还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取马三千余匹以归。当时西域诸国亦纷纷发使通汉，安息国献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西京杂记》卷二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此时，古代西域的苜蓿、葡萄、红蓝花、胡麻、蚕豆、大蒜、黄瓜、安石榴、胡桃、胡萝卜等作物也传入中原地区。由于武帝致力于中西交通，西域珍物为举国瞩目，《史记·大宛列传》云：“从史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

《艺文类聚》卷四，《类说》卷三《列仙传》云：“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子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吹箫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各民族文化重新整合的特殊年代，此时期除了出现如《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幽明录》等笔记志怪小说之外，还陆续问世诸如南朝［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等颇有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和散文。

西晋张华撰《博物志》，十卷，多取材于古书，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也宣扬神仙方。托名班固的《汉武帝内传》，当为六朝人所作，或为晋葛洪编撰，写汉武帝出生、求仙、殡葬等奇异故事。小说中出现了西王母、上元夫人等形象。宣传修炼、符箓，内容荒诞离奇。

东晋王嘉编撰志怪小说集《拾遗记》，又名《王子年拾遗记》，后由南朝［梁］萧綺加以整理，内容着重宣传神仙方术。共十卷，前九卷记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以迄东晋各代异闻；最后一卷述昆仑、蓬莱等仙山奇事。

诸如三国魏君曹丕的人鬼恋故事《说生》，东晋干宝的《董永》《李寄》，陶渊明的《白水素女》，刘义庆的《魏武轶事》“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捉刀立床头。”《刘晨阮肇》，为其入天台山遇仙事。《买粉儿》“托买粉，日往市”、“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入市遍买胡粉”，后代改编如《绿窗新话》中《郭华买脂慕粉郎》。

干宝撰《搜神记》亦为志怪小说集，二十卷。所记多为神怪灵异，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他在《搜神记序》中云：“古者敬其事则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终，岂人事乎？其天意乎？”又云，所行其事，为“采访近世之事。”以鉴戒当朝。其书中《东海孝妇》《嫦娥奔月》《韩凭夫妇》《干将莫邪》等经《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转录，流传世代，并被学者评价为“叙事生动，语言疏宕，亦是典型的史家之笔。

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及四门之外共五篇，追述北魏盛时洛阳城内外佛寺的兴隆景象，兼叙战乱时期此地中外文化交流和民俗文艺的流传情况。如《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古代中国借助横亘亚、欧、非洲的“丝绸之路”，“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其书卷四亦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⑦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幽明录》，三十卷，今存二百余则。所记都是鬼神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他还编撰有古代小说集《世说新语》，原为八卷，今存三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记汉末到东晋的遗闻趣事，其中以魏晋名流的言行为详。有学者认为此书所收录多为笔记小说，但仍有相当部分可视为笔记散文。此为古代笔记文的一大系统，它们对古代的散文、小说乃至戏剧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是这样评价刘义庆及文学贡献：“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为性简素，爱好文义，撰述甚多，详见《宋书·宗室传》，有《幽明录》三十卷，见《隋志》史部杂传类，《新唐志》人小说。其书今虽不存，而他书征引甚多，大抵如《搜神》、《列异》之类；然似皆集录前人撰作，非自造也。”⑧

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志怪小说同类《山海经》问世，以后历代王朝亦不断有人仿作。南朝［梁］宗懍撰《荆楚岁时记》，皆记荆楚地区自元旦至除夕，此地岁令、风物、神话、传说、故事。虽然作者宗懔以“荆楚”为书名，但其风土人情、岁时祭祀等并不专为古时楚地所为。清代著名小说《镜花缘》前半部大量取材于此等神鬼传说。

（二）丝绸之路开拓者传记《张骞传》

“不是张骞通西域，安有佳种自西来”，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避难秦州（今甘肃天水）时写下的著名诗句。据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与异域许多方物。人称其为“寻源使”，后被朝廷封为“博望侯”。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并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为后世文人改编成各种小说文学作品。

在汉代以前，“西域”对几乎所有中原人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神秘地方。西汉初年，人们逐渐从东西往来行商的描述中了解到遥远的西域一些情况，仍很有限。在西汉初年，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汉武帝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一点天山南北与西域的传闻。他们说有一个月氏国，被匈奴打败，向西逃去，定居在西域一带。他们跟匈奴有仇，想要复仇，就是没有人帮助他们。

张骞出使西域

对此汉武帝思忖，月氏既然在匈奴西边，与汉朝相向而居。汉朝如果能跟月氏联合起来，阻止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这不是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胳膊吗？于是，他下了一道诏书，征选精明能干的使者到月氏去联络。当时，谁也不知道月氏国在哪儿，也不知道有多远。要担负这个任务，可得有很大的勇气。

公元前138年，秦岭南麓汉中地区终于来了一位勇士，率先向这块未知的地方发出挑战，他就是张骞。张骞出使西域，不是他个人的愿望，而是当时西汉王朝政治上的要求。张骞奉旨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方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从而开拓了从中国陕西、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罗马等地的陆路交通，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张骞从中西交通史角度完全可称之为华夏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对这桩轰动世界的国际交通大事件，最早记载于汉太史公司马迁煌煌巨著《史记》“大宛列传”之中。《史记·大宛列传》是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专篇。史传内容大多根据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汇报写成，文曰：“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文中“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皆为汉代广义西域地名，在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张骞在第一次出使时，曾以大宛为活动中心，其汇报各地的位置与距离也都以大宛为准，故用“大宛”为篇名。列传所记近至大宛及周围一些国家、部落，远至今西亚南部、南亚一些地方，也涉及西南地区川、滇部分地区。叙述这些地区的地理和历史情况，包括位置、距离、四邻、农牧业、物产、人口、兵力与城邑等。言简意赅，文采飞扬，叙述了开辟“丝绸之路”的艰苦历程，真实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地理知识与视野的不断扩大，是如今研究东亚、中亚民族文化学史和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言及张骞其人，《史记·大宛列传》云：“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张骞是汉中成固人。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为郎。为完成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之宏图大略，他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余年，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强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

言及张骞其事，《史记·张骞传》云：“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向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言及汉武帝雄才大略（前156—87年），为汉景帝子，初封胶东王，后立为太子。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武帝承文景之治而即位，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下推恩令。随后，又制定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严惩仕于诸侯王的犯罪官吏，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106人。诸侯王、列侯的势力日益衰落。

为了加强皇权，武帝于北军置八校尉，又设期门、羽林军。他在裁抑丞相职权的同时，提拔许多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士人，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又把京畿七郡之外的郡国划分为13州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按六条问事，考察吏治。此外，还任用一批酷吏，打击各地的不法豪强，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征和二年（前91年），因“巫蛊事件”引起戾太子的武装叛乱，与政府军在长安城内混战多日，死者数万人。次年，远征匈奴的军队又几乎全军覆没。这一系列打击，使年老的武帝深悔自己昔日劳民伤财，酿成苦果。当桑弘羊建议募民屯田轮台时，他下诏拒绝，表示不再扰劳天下。后元二年（前87）武帝病死。是封建政治家汉武帝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接受张骞关于厚结乌孙、大月氏，“断匈奴右臂”的建议，拜骞为中郎将，再度出使西域。此次他率领副使及随从三百余人，马六百匹、牛羊金帛以万计，来到乌孙。乌孙王态度冷淡，谈判迟迟无效。谈判期间，他又令副使前往附近之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等国交涉，这些国家分别派遣使者与乌孙使者随张骞来汉答聘。

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后，继续着他的西域丝绸之路开拓事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本因张骞迟误军期，当斩，可又因其用侯爵赎罪，得免为庶人。随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

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一行返至长安，武帝授他大行之职。翌年，张骞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言及张骞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细节，到了卫青、霍去病消灭了匈奴兵主力，匈奴逃往大沙漠北面以后，西域一带许多国家看到匈奴失了势，都不愿意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和他的几个副手，拿着汉朝的旌节，带着300名勇士，每人两匹马，还带着10000多头牛羊和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礼物去结交西域诸国。

当时张骞到了乌孙（在伊犁境内），乌孙王出来迎接。张骞送了他一份厚礼，建议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乌孙王只知道汉朝离乌孙很远，可不知道汉朝的兵力有多么强，他想得到汉朝的帮助，又不敢得罪匈奴，因此乌孙君臣对共同对付匈奴这件事商议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

张骞恐怕耽误日子，打发他的副手们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大月氏、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许多副手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来，乌孙王先送张骞回到长安，他派了几十个人跟张骞一起到长安参观，还带了几十匹高头大马送给汉朝。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了乌孙王送的大马，格外优待乌孙使者。

过了一年，张骞病死。张骞派到西域各国去的副手也陆续回到长安，副手们把到过的地方合起来一算，总共到过三十六个城邦。打那以后，汉武帝每年都派使节去西域，汉朝和西域建立了联系。西域派来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过西域运到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后来人们把这条路线称作“丝绸之路”。

与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后，中原汉王朝与西域产生很多交往，演绎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为后世小说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把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作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城邦，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

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西域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士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西域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道路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西域现在的新疆，从西域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地区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物种，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琵琶、筚篥、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中原政权打通西域之路，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输出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鸵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还有诗歌、小说等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描写张骞之事的小说诗文学，“浮槎”《拾遗记》卷一有记载。后来却传为张骞之事。《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贞述赞云：“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竟把此传说用于史赞。《杜甫《夔府咏怀》：“（槎）上似张骞。”《秋兴》：“奉使虚隋八月槎。”唐·赵磷《因话录》说，他曾在京洛途中遇见官差民夫抬着所谓“张骞槎”，唐·李绰《尚书故实》也提到文宗朝取“张骞海槎”入内。《太平御览》卷五一引《荆楚岁时记》曰：“张骞寻河源，得一石，示东方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何至于此？”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据宋·黄朝英《缃素杂记》、王观国《学林新编》、张华《博物志》云：“汉武帝令张骞穷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见“支机石”作“搘机石”，周密《癸辛杂识》《乘槎》也有“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寻河源，乘槎见所谓织女牵牛”文字记载，北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云：“江南徐知谔……果见于六朝旧本书中载之。”此书内六朝书文当如《外荒记》之属专记荒外奇谈，属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张骞的故乡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饶家营有一座庄重肃穆的“张骞纪念馆”，一对十几米高的石旗杆矗立在宏伟的汉代建筑风格的大门两边。进门是纪念馆，在气宇轩昂、手持汉节的张骞塑像的正殿，悬挂着两幅楹联。其一：“一使胜千军，两出惠万年。”横批：“大汉之魂”；其二：“万里振华威惠通西域，千秋歌盛举誉重东方”，横批：“盖世奇功”。

张骞纪念馆后面就是陵墓。张骞墓坐北朝南，东西宽15米，南北长15米，高8米，呈覆斗形，周围有古柏环绕，墓前有石碑四通、汉代石虎一对。大门前竖高8米、由座杵、斗三部分组成的石华表一对。1988年修起了雄伟壮丽的汉代阙式大门门楼，铺设了墓园甬道，栽种了名贵花木。1991年又修建了气势雄伟的三间献殿，东西墙壁上悬挂有“张骞出使西域图”和“凿空图”。

张骞墓冢掩映在古柏翠竹之间。古柏粗壮，几人才能合抱。墓前两侧，供奉着一对大型石翼兽（当地村民俗称“石虎”）。石翼兽和石旗杆是汉代流传下来的原物，极具考古和研究价值，十分珍贵。墓前有好几道大型石碑，较有名的两块：一块是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题《汉博望张公骞墓》碑，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所立；另一块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所题《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之碑。

《张迁碑》局部

张骞墓前西北联大所立之碑，正面碑文《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黎锦熙书写；碑背面《汉书张骞传》由许寿裳书写。黎锦熙是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者，他在碑刻中，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在碑文中是第一次。许寿裳是文学家鲁迅的挚友。他们行文刻碑体现了当代学者对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先辈的无限崇敬。

在张骞纪念馆展厅中，有山东泰安岱庙珍藏的东汉《张迁碑》文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已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狄，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通氏）辅汉，世载其德。”方知两汉时朝野对博望侯的高度评价。

编修地方志类书稿时，笔者阅读了一些地方志类著作，在大型地方志著作《新疆图志》中，发现了关于《张博望侯残碑》的文字记述。清代晚期，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柟等编纂，成书于清宣统末年（1911年）的地方志书稿《新疆图志》在其《金石志》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张博望侯残碑在伊犁南山中，文字剥蚀，仅存‘进鸿钧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接火北抵大宛’十九字。”张博望侯即为张骞。《新疆图志·金石志》不但记述了张骞东自长安西行出使西域的壮行，而且还记述了张骞至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实物碑刻之事。此实物碑刻就是《张博望侯碑》，亦称《张骞题碑》。石碑曾矗立新疆“伊犁南山中”。由此方感知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对博望侯的深切缅怀。

在河南南阳与方城有一批自称张骞后裔的人，他们曾来到城固认亲祭祖。在中原博望侯后裔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汉张骞，了不起。我汉人，织丝绸。越险阻，出西域。冶铁术，传西去。谋远略，有大智。战匈奴，九州一。做使者，联友谊。博望侯，勋功立。带来了草木种子和技艺。东西方，播文明，学养马，习乐器，垂青史，功盖宇。”

（三）投笔从戎探险者与《班超列传》

提起中国古代文人建功立业者，人们不禁会联想到东汉时期离开中原地区、“投笔从戎”、去遥远西域地区建功立业的班超。他曾口吐豪言：“大丈夫无他志，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间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此，他毅然带领三十六骑“收复西域”，远奔大漠楼兰，直取匈奴冒顿首级而震惊四野。因为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西域脱离了中原西汉政府，“丝绸之路”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断，朝野呼唤再有一位英雄豪杰横空出世，力挽狂澜，再行恢复祖国版图的统一与完整。

世势造英雄，班超出生在文仕家庭，他是史学家班彪之子、《汉书》的编撰者班固之弟，三人合称“三班”。班超祖上有许多名人，秦汉以来名垂史册的有：班壹、班儒、班长、班回、班况、班伯、班游、班施、班稚、班婕妤、其父班彪、其兄班固、其妹班昭、其子班勇、班雄、其孙班始等。

其中班伯是一位精通《诗》《书》《论语》的学者，曾数次聘书使匈奴，为定襄大守，他精选官吏，收捕盗贼，郡中称为“神明”。

班彪字叔皮。后汉扶风安陵人。性格慎重，好古。20多岁的时候，因为避难跟从隗嚣，写了《王命论》想感化他，但是隗嚣始终不为所动。班彪于是转而躲避到河西，为窦融出谋划策，帮助汉王朝的兴起。汉光武帝初举茂才，拜许令，后来因为疾病而辞去了官职。他因为才华很高，于是专心研究史籍。他裁前史遗事，旁贯异文，作传数十篇，用来补充《史记》太初以后的缺节。后来又担任了望都长、卒于官，终年51岁。

班婕妤，西汉女辞赋家，为班况之女、班彪的姑母，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汉成帝的妃子，善诗赋，有美德。初为少使，立为婕妤。《汉书·外戚传》中有她的传记。她的作品很多，但大部分已遗失。现存作品仅三篇，即《自悼赋》、《捣素赋》和一首五言诗《怨歌行》（亦称《团扇歌》）。钟嵘《诗品》评此诗说：“《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沈德潜《古诗源》评语中，也说它“用意委婉，音韵和平”。

班固字孟坚，为后汉班彪的儿子。他的父亲班彪写《汉书》，没有完成就死了，班固于是回到家里，继续他父亲的事业，被人告发他在私自修改国史，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为他上书辩白，他才得以获释。明帝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后来被迁为郎，典校秘书，终于写成了《汉书》。从永平到章帝建初中，前后经历20余年，只有八表及天文志没有写完。建初四年章帝让儒生博士讨论《五经》的异同，班固应昭写成《白虎通德论》，善辞赋，有《两都赋》。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四年，帝与宦官合谋杀死了宪，班超也被洛阳令捕入狱，永元四年死于监狱之中。终年60岁。

班昭又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生于一个“家有藏书，内足于财”的显贵人家。其父班彪，很有学问；长兄班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次兄班超，乃立功西域的一代名将。家庭的熏陶，父兄的影响，加上自身的聪颖努力，使班昭成为一个博学广识的学者。她对祖国文化事业的突出贡献，是整理并续成重要的史学巨著《汉书》。她去世时，当朝的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行国葬之礼。这个女子，就是我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班昭。

班勇字宣僚，东汉名臣班超少子，东汉将领。汉安帝时，匈奴贵族攻扰西域，他任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前往西域，与龟兹合兵击走匈奴伊蠡王。永建元年（126年），领导西域各族大破北匈奴呼衍王，进一步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著有《西域记》，为《后汉书·西域传》所依据。所谓父帅子将，龙虎父子，班勇继承父业，继续着班氏家族的护佑丝绸之路不朽伟业。

言及历史小说主人公班超，可翻阅《后汉书·班超列传》栩栩如生的文字记载：“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超出使西域，竟立功封侯。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另外此文还记载：“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十六年，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奋，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

班超雕像

从此颇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描写的文学传记中，我们可深刻感知，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是徐县令班彪的小儿子。他为人有远大志向，不拘小节。在家孝顺父母，常干辛苦的事，不以劳动为耻辱。能言善辩，粗览历史典籍。永平五年，其兄长班固被征召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来到东汉首都洛阳。因家里穷，常给官府雇佣抄书来养家，长期的劳苦，班超曾经停下活，扔笔感叹:大丈夫没有更好的志向谋略，应该模仿傅介子、张骞立功在异地，以得了封侯，怎么能长期在笔砚间忙碌呢?旁边的人都嘲笑他。班超说:小人物怎么能了解大丈夫的志向呢?后来他奉命出使西域，英勇善战，最终立下了盖世功劳，终于封侯加爵，成为“定远侯”，英名远扬、名垂千古。

班超之所以功成名就，是因为他具有复通丝绸之路的远大志向，从小崇拜为西域历史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文武二圣”张骞与傅介子。关于傅介子的不凡事迹如史书所述，他和班超一样为关陇之地人氏，即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人。是西汉勇士和著名外交家。傅介子靠从军当兵做了官。在此之前，龟兹、楼兰都曾杀害汉朝使者，他听到愤愤不平。昭帝时，西域龟兹、楼兰均联合匈奴，杀汉使官，劫掠财物。傅介子要求出使大宛，以汉帝诏令责问楼兰、龟兹，并杀死匈奴使者，返奏被任为平乐监。前七十七年（元凤4年）又奉命以赏赐为名，携带黄金锦绣至楼兰，于宴席中斩杀楼兰王，另立在汉楼兰质子为王。以功封义阳侯。

具体的传奇故事要从元凤年间说起，傅介子通过骏马监，请求出使大宛，于是皇上诏令让他斥责楼兰、龟兹的野蛮行径。他大义凛然、义无反顾来到楼兰，斥责楼兰王唆使匈奴拦截杀害汉朝使臣，他说：“汉朝的大部队就要到了，大王如果不唆使匈奴，匈奴的使者经过，为什么不说？”楼兰王谢罪说：“匈奴使者最近才经过这里，要到乌孙，取道龟兹。”介子到龟兹，又斥责龟兹王，龟兹王也服罪认错。

傅介子从大宛回到龟兹，龟兹王说：“匈奴使臣从乌孙回来，现在在这里。”介子于是率领他手下士兵，共同杀了匈奴使者。他回去后报告情况，皇上下诏拜傅介子为中郎，升为平乐监。

傅介子曾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多次反叛却不诛讨，没有惩戒。介子经过龟兹时，见龟兹王对人没有戒心，容易得手，希望前去刺杀他，用这来教训其他地方的人。”大将军说：“龟兹路途遥远，还是用楼兰来教训吧。”于是，禀告皇上后，就派遣他出发了。

傅介子与士卒都带着金钱财物，扬言说要赐给别的地方。到了楼兰，楼兰王内心不亲近介子，介子佯装离开。

到了楼兰的西部边境，傅介子让翻译去对楼兰王说：“汉朝使臣带着黄金、锦绣，巡行赏赐各国，大王不来接受，我要离开楼兰到西方去了。”随后拿出金钱财物，给翻译看，翻译返回报告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东西，来见汉朝使者。

傅介子与楼兰王坐着饮酒，把礼物拿出来给楼兰王看。醉了，介子对楼兰王说：“汉天子让我私下秘密告诉大王。”楼兰王起身随介子到帐篷中，避开他人，两人谈话，两个壮士从后面刺杀了楼兰王，刀子插进胸中，立即死了，楼兰王的大臣和手下随从都四下逃窜。

介子告谕他们说：“楼兰王背叛汉朝，有罪，天子派我来诛杀他，应当改立从前在汉朝作人质的太子为王。汉朝的军队马上就要到了，不要妄动，如果妄动，就灭你们！”于是带着楼兰王的头返回汉朝，来到朝廷，公卿、将军都称赞他的功劳。

汉朝皇帝于是下诏说：“楼兰王安归曾被匈奴离间，侦察截杀汉朝使臣，出动军队抢掠杀害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批汉使，以及安息、大宛的使臣，盗取汉使臣的节杖、印章及大宛等国将进献给汉朝的礼物，特别违背天理。”

平乐监傅介子拿着节杖出使，斩了楼兰王安归的头，把他的头悬挂在北门，报了杀害汉使臣之仇，不再动用军队。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刺杀楼兰王的壮士都补入侍郎。”

傅介子死后，儿子傅敞有罪，不能继承爵位，封国被除。元始年间，接续中断的功臣世家，又封介子的曾孙傅长为义阳侯，王莽时身败，家世断绝。

班超效仿先辈傅介子文攻武略，所创事迹主要表现在“入穴擒虎”、“威镇西域”、“平定诸国”、“回归故土”等传奇故事之中。

入穴擒虎：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派他攻打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一带）。“莽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

班超在蒲类海大胜敌军，得到窦固的赏识，便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到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今新疆东南部），当时匈奴也在极力争取鄯善王。班超刚到鄯善，鄯善王非常礼待班超，但几日后突然冷淡下来。班超认识到“必有匈奴使者来”而导致了鄯善王犹疑，后用计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因与同伴36人开会说：“我等在绝域，欲立大功；而匈奴使者仅来了几天，鄯善王就开始冷淡我们。若将我们送与匈奴，将难于活命。”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之。”

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其人震怖。

当夜，班超带领手下在匈奴使者帐放火鸣鼓，致使对方惊乱。班超亲手格杀3人，吏兵斩杀30多人，其余百余人均被烧死。班超次日将匈奴使者首级展示予鄯善王，震撼其民，鄯善遂归顺汉室。班超在这一战中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名句。皇帝和窦固对班超的智勇非常欣赏，窦固要给班超增加人手，为班超所拒绝。

威镇西域：在此之后，班超从鄯善前往于阗，于阗王广德带人攻莎车国，杀其国王。班超至，广德对其不甚礼遇。该民信巫，巫师对广德说：“神怒何故欲归汉，汉使有祸马，需取之祠于神。”于是广德派人向班超索马，班超让巫师自己来取，然后怒斩该巫师，将首级送与广德。广德早耳闻班超在鄯善击杀匈奴使者之事，感到十分惶恐，因杀匈奴使者而降汉。

班超甚至带领自己为数不多的手下，推翻龟兹在疏勒（在今新疆喀什）所立的傀儡政权，重立疏勒故王兄长之子为王，建立新的亲汉政权。后来汉明帝驾崩，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乘机向汉进攻，龟兹等也发兵攻打疏勒。汉章帝即位，担心班超孤立无援，下诏将他召回。疏勒、于阗等为此十分忧虑，班超击破疏勒叛降于龟兹的两座城池，疏勒复安。

平定天山以南：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等地方政权攻破姑墨石城（今新疆温宿县城西北）。之后上书请兵，意图趁机平定西域，得到章帝的支持。班超在击破莎车（今新疆莎车县）、疏勒的叛将后，上书请求与乌孙联合进攻龟兹，得到章帝的首肯。建初八年，拜班超为将兵长史，然而负责护送乌孙使者的李邑在到达于阗后，因龟兹的攻势而不敢前进，继而上书声称西域的收复不可能成功，同时诋毁班超“安乐外国，无内顾心”。但章帝相信班超的忠诚，命令李邑服从班超的调遣，而班超却并不对李邑怀恨在心，仍派他返京。第二年，班超联合疏勒和于阗进攻莎车，而疏勒王忠反被莎车利诱而反叛。班超便改立疏勒的府丞为王，并在三年后诈降时将其斩首，打通了南方的通道。

在之后的数年里，班超降服了莎车、月氏、龟兹、姑墨和温宿（今新疆乌什县），继而被任命为都护，此时西域诸地方政权已多半归降汉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讨平焉耆、危须（新疆焉耆县东北）和尉犁（今新疆库尔勒市城南），至此西域五十余地方政权都已归附于汉。第二年，班超被封为定远侯。

回归故土：永元十二年，班超因年老思乡，上书请求汉和帝准许其卸任并回到中原，信中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同时班超的妹妹班昭也上书为他请求。和帝受到感动，召班超回京。

超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疏请兵，其言推心置腹，深切感人：“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息。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王，以步骑数百送之，……，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因其卓越功绩，汉帝动容，班超于永元十四年回到洛阳，拜官射声校尉。一个月后即因病逝世，长子班雄嗣位。《后汉书班超列传》云：“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超素有匈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吊祭，赠赗甚厚。子雄嗣。”

班超在西域共达三十一年，不仅善于用武力镇抚各地方政权，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去联络较远的国家。在班超的努力下，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权又归到了汉朝，再现了一百年前汉宣帝的辉煌。

但是在这期间，接管的任尚却无视班超离开时留给他的“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劝告，在短短数年内就撤守西域。同时匈奴人也同样在开展类似的行动，推翻亲汉的政权，与新政权结盟。这样不断地反复，一直到20年后，班超之子班勇才把匈奴赶走。

班超在世时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封为定远侯。实现了他终身报国的愿望。年老后，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同年病逝，终年71岁。本来他完全可继承父亲兄长的修史职业，成为一名与西汉司马太公一样的文史大家，可他却仿效文官张骞，武将傅介子，成长为西域各族人民爱戴的丝绸之路传奇人物，投身于为汉朝稳固边疆的事业中，成为一代英雄豪杰，为后世文学、艺术家史传小说作品所描写与歌颂，如在地山河，经天日月永恒而璀璨。

注释：

①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②《太平广记》卷193引《原化记·嘉兴绳技》。

③《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

④《太平广记》卷466引《广异记》“南海大蟹”条。

⑤王仲翰主编《中国古代史概要》，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印1983年版，第83页。

⑥胡旭著《汉魏文学嬗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山东友谊出版社2014年版。

⑧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图片由蒋建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