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劲松

摘 要：承载民族复兴，成就美好中国，推动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自发起、实施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时间了，所取得的初步成效已令世界瞩目。在倡议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遭遇的困局也如影随行，如，美日欧的战略围困、沿线国家的心理屏障、本国企业的能力瓶颈、高昂的战略运作成本等等。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那“一带一路”倡议很难取得预期的成果，甚至还有可能给我国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因此，从外交、经济、军事和风险防范机制等多方面寻求突破困局的方略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困局；风险防范；有效突破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3-0033-07

以“政策通”“道路通”“贸易通”“货币通”“民心通”为核心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石，也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我国作为这一倡议的倡导者，本着以包容、务实为宗旨，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和平发展为主线，与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不容忽视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已过去了四年多的时间，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倡议推进遭遇困局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不可能进一步展开和取得预期的成果，甚至还有可能给我国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威胁，那么这些困难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如何应对与突破呢？

一、美、日、欧盟等国的战略围困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范围所覆盖的区域早已从古“丝绸之路”的沙漠、戈壁、海洋，变成了世界重要战略资源的主产地，特别是作为全球能源中心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美日欧等世界大国长期竞争于此，各方利益纷争，宗教信仰的冲突与局部的战争从未间断。作为全球少有的几处火药桶，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影响巨大。因此，谋求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开发和利用，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诸多西方大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全球战略。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拥有中东利益的西方国家看来，显然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将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挑战他们在中东地区的既得利益和霸主地位，因此势必会采取行动，进行遏制！

美国舆论针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想当然地得出了“中国用两条丝绸之路还击华盛顿”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此举，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打破西方国家对能源的把持和垄断，为本国的能源供给，找到两条安全通道：一条在海上，另一条在陆上。通过海陆两个通道，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通达的桥梁。对此，美国策划了以毗邻中国新疆的阿富汗为中心，连接起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企图从陆路阻击我国的“一带一路”的推进；同时，美国还为了从海路阻击中国，近年来，连续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变本加厉地在我国南海问题上作文章，先是提出“南海航行的自由化”，后又派出“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开进南海进行巡航，肆意践踏我国的领海与主权。美国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陆上围堵和海上拦截双管齐下的策略，扼制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和追随者，对于我国 “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的态度和美国如出一辙。日本官方和媒体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强大后向世界扩张的必然之举，中国假借陆路与水路两条“丝绸之路”，向南亚、西亚和中东地区进行经济输出、文化传播和政治渗透，从而不断扩大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中的影响力，以抗衡西方，改变传统世界秩序，构建由中国为一极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为了有效遏制中国，日本也仿效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中亚国家进行“新丝绸之路”的外交攻势，以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拉拢中亚国家，以制衡中国；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当政的右翼势力，积极修改和平宪法，不遗余力地推动海外派兵的合法化和主动防卫的非本土化。2016年8月，日本政府内阁审议通过了《防卫白皮书》，书中多次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并提出强化日本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充分利用已成建制的准航母战斗群，加强对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掌控，并适时介入中国的南海事务，定期在中国南海巡航，以遏制中国的海上崛起。显然，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推进中亮起了黄灯！

欧盟早在2007年6月，就通过了由德国提出的《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框架文件，虽然，那时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没有提出，但欧盟积极涉足中亚事务，全面介入原属苏联势力范围的中亚国家的战略企图已昭然若揭，尤其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欧盟更是赋予了与中亚“战略伙伴”关系更新的意义和内容，他们一方面提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地区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版图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从民主化进程、法制化建设、教育医疗、经贸能源、交通与水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不断向该地区渗透，通过强化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稳步扩大欧盟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仅以经济援助为例，原先由于苏联势力的存在，欧盟与该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交流与联系，而苏联解体后，欧盟对该地区的经援从无到有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6年，欧盟的经济援助为14.98亿美元，平均每年为0.93亿美元；2007年到2013年为8.0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33亿美元；2013年到2017年达到了10亿美元，平均每年为2.5亿美元。由此可见，欧盟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援助年均增长幅度几近翻倍。由于歐盟的强力介入，一些中亚国家出现了亲西方的发展战略，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摇摆，这无形中增加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推进的难度！

二、沿线国家与地区间的心理屏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到目前为止，我国GDP仅次于美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对周边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沿线国家希望得到我国提供的资金、项目、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在与中国的过多交往中，受到中方的控制，从而失去经济自主性而成为中国的附庸。在东南亚，诸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一直心存芥蒂；印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国家，一直以冷漠的态度，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保持着距离；中亚的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由于受西方国家 “中国威胁论”思想的影响，也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构筑起了一道谨慎的心理防线！

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与我国开展合作的沿线国家，不论是在开放的广度、开发的力度和合作的深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保留。我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吸引着这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但同时，单向的利益驱动时而又被一系列的担忧和心理屏障所侵扰，那就是这些沿线国家一直提防着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和雄厚的资本，会对本国业已形成的市场和传统的产业带来冲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国提出的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升级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并没有得到东盟国家的一致响应和赞同，东盟国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带着对中国的顾忌和忧虑，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如果不能及时消除，按照“一带一路”的倡议构想升级东盟自贸区的计划必将无法顺利实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关也必将在东南亚地区受阻！此外，倡议沿线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非经济性壁垒，这也严重地制约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道路、桥梁、项目、工程等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還在于打好“民心相通”的软件攻坚战。如何借史论今，充分挖掘“丝绸之路”历史中的正能量，把“一带一路”倡议中互利互惠的宗旨、和平发展的本意、合作分享的原则准确地传播出去，营造理解、和谐的倡议语境，突破沿线国家的心理屏障，将是决定“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的关键！

三、我国企业遭遇能力瓶颈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国家牵头构建的一个国际合作大舞台，然而在这个舞台上唱戏的主角显然是企业。虽然国家搭建了舞台、指明了戏路，但如何把这出大戏演好，演得精彩，那还得看企业的本领。而目前从各方反馈的信息来看，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少企业，在倡议推进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它们在海外的投资生产、运营管理和市场竞争力、复杂环境下的生存力等诸多方面，远比预想的艰难和坎坷！即便是一些国内知名的大企业，甚至有过多年海外投资经验的跨国企业，在与倡议沿线国家的项目开发中，其影响力与实际取得的效益也经常饱受质疑。例如，我国某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集团，2009年中标了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轻轨项目，但由于对沙特国情的误判和项目成本估算中的重大失误，而与对方签定了总价锁定合同。虽然，中方承建公司历经6年，克服了重重困难，轻轨最终建成，但整个工程项目却付出了净损失人民币42亿元的沉痛代价；另外，我国某集团公司，在进军希腊投资比雷埃夫港的过程中，也因决策失误，管理混乱，相关配套跟不上，加上企业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冲突，最终导致投资失败，企业惨遭重大损失。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四年多来，我国参与企业仍没有期待中的出彩表现和优秀的值得借鉴与推广的案例！

四、倡议运作面临高成本之坎

据清华大学经济外交中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表明：企业能力瓶颈的深层次原因不在于企业本身，而在于政府的资源配置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这两方面的投入与效率，将直接决定“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地实施，同时这也将构筑起战略运作的高昂成本！

古兵法有云：战事未启，粮草先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已总结出“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这都说明，以港口、码头、航道、高铁、机场、大规模物流基地、电力、通信、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作为先导工程，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基础设施一般存在着投资数额巨大、周期过长、回报率偏低的问题，虽然它潜在的社会效益毋庸置疑，但作为逐利市场的企业，往往没有能力承担这些庞大的基础工程，作为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体，政府承担起浩大而艰难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责无旁贷，而能否大规模地进行境外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也不得不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仔细考量、量力而行。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是看得见、算得出的显性成本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另一项成本——政治成本与战争成本，将成为不可计算的成本黑洞，有学者也把它称作隐性成本，这一成本的不确定性，将给“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来巨大的风险。清华大学的何茂春教授曾经撰文，列举了这样两个案例，较有说服力：一是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项目，另一个是中吉乌铁路项目。由于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我国交通建设集团与斯里兰卡港务局合作开发的科伦坡港口城是我国投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个标志性工程，这个斯里兰卡境内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如果按期建成，不仅能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实施布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也可为当地提供27万人的居住生活，同时将创造超过8.3万个就业机会；然而由于斯里兰卡政局变更，新总统上任后，以环保为由，直接叫停港口城项目，给中方带来重大损失，参与开发的中方企业提出的1.4亿美元的赔偿至今悬而未决；而与此相类似的“中吉乌铁路工程项目”，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以中方可能借修铁路为名，觊觎吉的矿产资源为由而坚决反对，使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新通道处于难产的尴尬境地！

另外，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陆上通道途经局势动荡的中东阿拉伯地区，这里的宗教、民族极端主义、武器毒品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与冲突十分复杂和激烈，由此引发的区域战争常年不断，虽然国际社会为本地区和平的努力从未歇息，但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氛围下，一切投资与开发皆难言安全与保障，人、财、物力随时有打水漂的可能，这种无可控制的隐性成本，将成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道深谷幽壑。

五、倡议困境的突破

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带一路”建设，所遇到的和即将遇到的各种难题和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之而畏缩不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现代化建设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么如何才能在重重困境中杀出一条成功之路呢？以下的路径和策略可资借鉴：

（一）开展卓有成效的多元外交

这是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关系通道，突破种种困难局面的最佳路径。这一策略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取决于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1.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要始终坚持“尊重主权、互利互惠、富民安邦、共同发展”的理念，在“亲诚、互惠、互助、友善”八個字上做好文章。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时，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多边外交活动应先期启动，并发挥积极的先导作用。在外事活动和经贸活动中，要及时调整“唯市求利、唯财是举”的重商主义思路，而要转以“友好、互助”“互惠、共赢”的合作姿态，去消解沿线国家和民众的疑虑与防御的心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迅猛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的全球化有了中国的新支点，由此，中国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二是让竞争对手和一些周边国家有了对强大中国的猜忌和恐惧。如果说第一点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那第二点则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实施中必须要突破的一道心理屏障！因此，如何突破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和战略沿线国家的合作，要突出己方的诚意和去政治化色彩，以切实关心和帮助合作国家的发展为主线，以营造友善、互惠、共享的文化氛围为目标，以实务、进取、开拓为手段，切实提升倡议执行的力度和效能。比如，经贸合作涉及到的意识形态之争、文化差异之争、领土主权之争、水域岛礁之争等等，我们都要本着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包容开放的胸怀去寻求最佳的外交解决路径。

2.对于来自于美、日、欧的战略围困，外交依然是最有效的突围手段。此刻的外交努力应该从政治、军事和经济多方面展开，在应对美、日、欧的全球竞争与战略围困之际，我国应该利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在继续推行不结盟政策的同时，可以通过与相关国家的深度合作、海上救援、陆上反恐维和等各种形式构筑政治外交的强大后盾；在政治外交为先导的同时，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只有以强大的军力作保证，我国的政治外交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同时，我们的军舰、战机、航母也要带着维和使命，经常走出去，加强对美国、日本与欧盟国家的访问，并在军事领域展开合作与对话，这样的军事外交，对于反围困战略的效果将是巨大的；在经济外交方面，除了利用我国广阔的市场和资源的吸引力，继续深化与美、日、欧的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构建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利用人民币正式加盟SDR特别提款权俱乐部的利好，加快本国的经济转型，争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实现金融独立，早日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让美国利用货币、汇率杠杆对我国的金融围剿和战略抑制愿望落空。

（二） 提升我国企业的海外生存与竞争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我国企业的海外生存力不够，竞争能力不足，这一制约因素不能有效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就难以向前推进！虽然国家是倡议的倡导者、策化者、制定者，但把战略付诸实施的主体还是走出国门的企业，正如上文所说，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若无好的唱功，这台戏便没法演下去。因此，提高企业的海外生存力与竞争力必然是当务之急！有效提升企业的海外生存力与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创新企业文化。文化是一种非物质形式的生产力，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也因文化的无形而最容易被忽略。走出国门的企业，不仅要观念更新、文化跟进，更要把经营、管理和企业的活力纳入到当地的文化情境当中去。不能入乡随俗，不能融入本地的社会环境，那这个企业纵有最好的项目、最好的技术也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也就难以担当起“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担当的重任。因此，创新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在包容中与外方文化融合发展，最终以这种新企业文化演绎成企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2.提高企业谈判维权能力。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我国有些先期走出去的企业，屡有在国外遭受政局动荡、政策摇摆、待遇不公，甚至被合作方肆意违反协议而中止合同的惨痛经历，而此刻的中方企业，往往缺少与合作方政府、相关企业和部门进行交涉、谈判和维权的能力。虽然，我国政府应该主动地通过外交、经济等途径为中方企业争取合法权益，但我方企业作为直接的当事者，就应该积地参与到调查、取证和谈判的过程中来，并和本方政府内外配合、依据国际法、世贸规则和相关协议，据理力争，尽量挽回损失、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勇于担当、主动出击、善于谈判、敢于维权的气度和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境企业，都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功课，配备强而有力的外事、法律和谈判斡旋人才，打造企业过硬的攻关团队，为企业本身的利益，也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争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3.增强企业国际资本经营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境企业，除了要应对境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外，另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经营好手中宝贵的资本，并让资本在国际化过程中不断增值的功能。这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国家倡议能否顺利推进的财富保障与动力源泉，毕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做慈善，虽然唯利是图不可取，但赢利、赚钱、谋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硬道理，因此，中方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提高资本的国际经营能力，通过向所在地区和国家进行渗透、联合、兼并或战略联盟等举措，进行资本打入，并与当地的企业融合发展，使中方的资本植入，才能有效免除或消减所在国或地区的排异性反应。同时，在资本立足之后，还应该以当地市场为基点，以国际市场为舞台，在信息、科技、研发、管理和营销等各路渠道方面，进行国际化运作，这样可使我方企业资本的根系，在国际大市场的范围内扎得更牢、伸得更远，并以从中获取的、源源不断的营养，维系企业强大的生命力。

4.提升企业国际化管理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境企业，其管理所面临的内外环境，诸如：人文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与政治环境等等，都迥异于国内。适用于国内的管理模式，到国外就不一定适用。不及时调整企业的管理模式，提升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就几无立足与发展的可能。因此，企业就需要对所在国和地区的环境进行系统调研，对国际市场的动态与趋势进行全面分析，在充分占有信息、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确立自身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并通过有效的手段，合理利用当地优势的人力资源或自然资源、市场资源，进行科学的投资与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再把国际化的战略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企业中来，以有效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以期把国际系统集成商的价值链体系、管理体系延伸对接到境外企业的所在国，打通国际合作的战略平台，大幅度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

（三）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推进，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能不能跨越战略投资的高成本之坎。而高成本的主要来源便是难以估算的政治成本与战争成本，即上文所述及的隐性成本，如何消解和规避隐性成本的巨大的风险，建立海外战略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尤为重要。

海外战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信息的追踪与监视，风险的评判与预警，规避的路径和手段，谈判的策略和方法，利益的协调和分配等，以最大的可能抑制、消除和转移境外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成本。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资风险信息网络。这个网络平台可由政府出资、专业机构出力、多方共建的模式进行操作。在信息的采集方面，可利用我国政府与近二百个国家所建立的广泛的外交关系、外交机构，以及先期出境的许多央企设在世界各国的办事机构，及时了解和掌握战略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方面发展动态的重要资讯，为能否进行安全投资提供重要的信息参考。

2.联手专业咨询机构建立风险评估平台。无论是承担战略使命的出境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往往难以全面、精确和深入地获取所需信息，就是基于所获信息，也往往缺少专业的分析人员和分析工具进行有效的风险预测。因此，政府和相关企业可以以出资的方式，借助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比如全球著名的麦肯锡、罗兰贝格、埃森哲咨询公司等，联手打造信息采集、筛选、汇编和系统分析的投资经营风险评估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地为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出境企业提供分析报告，并为他们规避各类风险提前做出预判。

3.为政局动荡、战争风险投保。由于政治與战争因素引发的风险，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发性，比如：军事政变、宗教极端主义的派系冲突等，即使出境企业预先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但囿于能力的有限，出境企业不可能把所有的危险因素都纳入到考虑和应对的范畴中来，因此，要想降低政治与战争风险带来损失的一个最有效方法便是：利用现代经济的保险机制，为境外企业的资金安全投保。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展这类业务的保险公司有很多家，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有：伦敦劳合社旗下的辛迪加、AIG、美亚保险等，他们承保的政治风险涵盖了战争及政治暴乱、征收、汇率限制等等，我国中信保险公司也推出了类似的险种。

结 语

承载民族复兴，成就美好中国，推动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自发起、推动、实施至今，取得的初步成效已令世界瞩目，但战略风险和所遇困难也十分显著。目前，能否有效防范倡议风险、破解倡议困难，将成为倡议能否顺利向纵深维度发展的关键。相信睿智、坚强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边、多领域的融通与合作，通过建立有效的战略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消解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障碍，突破倡议困局，让“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共谋人类福祉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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