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燕

[内容提要]分析精准扶贫的研究与发展现状，对于规范精准扶贫具体内容，提升精准扶贫创新能力，实现精准减贫工作成效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价值。文章通过整理、归纳和剖析国内外精准扶贫的研究现状，综合比较并评价了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文章结尾部分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推动研究顺利展开。

我国政府肩负着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2008年至今，中央财政用于扶贫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见图1。精准扶贫作为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工具和核心理念，近几年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被越来越广泛的推广和应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他在考察时指出，扶贫工作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明确了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文件中从改进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机制等方面对精准扶贫的工作模式做出了明确规划，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的重要主张。

提高扶贫工作成效，降低贫困人口数量，努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随着全国各地扶贫工作的逐步展开，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可否认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中多数问题的产生与扶贫精准度不够密切相关。对此，国家和政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逐渐将“精准扶贫”思想上升为专门的国家扶贫政策，精准扶贫机制由此产生。精准扶贫机制作为我国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突破点，日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分析精准扶贫机制的研究与发展现状，对于规范精准扶贫机制具体内容，提升精准扶贫创新能力，实现精准减贫工作成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价值。

图1 中央财政用于扶贫的资金投入及所占比例情况统计图

一、国外扶贫研究现状

由于精准扶贫的提出时间相对较晚，国外学者直接涉及精准扶贫相关研究的相对较少，他们对该领域的研究更多是从扶贫方面入手的。笔者分别以“Poverty alleviation”、“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等为关键词，对web of science外文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时发现，即使是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扶贫”和“扶贫机制”，国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依旧较少，文章数量十分有限，参见图2。笔者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对扶贫的关注点更多的体现在对扶贫经验的总结、扶贫模式的探讨、扶贫理论的研究以及扶贫机制的构建等方面，见表1。

表1 国外有关学者对扶贫的研究情况统计表

(一)扶贫经验的总结

Tassone,V.C.; Van der Duirn,V.R.(2008)[1]通过分析2003-2006年期间17个科学期刊发表的与社会科学相关的一些文章，讨论并研究了旅游、减轻贫困和自然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总结出了一条旅游扶贫的发展路径。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往往与贫困密切相关，Srivastava,Sanjay K. (2009)[2]基于对印度在灾害管理领域利用空间技术减轻自然灾害、缓解农村贫困这一典型案例的深入考察，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印度灾害治理和减贫的扶贫经验。Sheppard, DonnaJ.;Moehren-schlager,Axel;Mcpherson,Jana M.(2010)[3]等人基于对西非加纳稚内社区河马保护区的系统研究，总结出了一种有效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社区治理经验。研究同时发现，这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轻赤贫作用十分显著。Mokgadi,J.Fikile; Oladele,O.Idowu(2013)[4]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农业项目可持续发展对于南非扶贫的重要意义。Nesengani, T. J.; Mudau, M. J.; Netshandama, V. O.(2016)[5]等人的研究亦是以南非扶贫为主题进行展开的，重在探讨粮食安全项目对南非林波波省社区扶贫的贡献。Zembe-Mkabile,Wanga; Surrender,Rebecca; Sanders,David(2015)[6]则从现金转移的角度探讨了现金转移计划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Banda, Collium; Van der Merwe, IJ(2017)[7]更加注重对城市中心独特背景下扶贫战略的研究，并基于对津巴布韦城市贫困现状的细致考察，指出可以指导城市中的教会对城市贫困作出有意义的回应，由此突出了教会在减贫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图2 web of science 以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为主题的文章数

(二)扶贫模式的探讨

Warr, Peter(2008)[8]着重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方法研究农村道路改善对老挝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文中充分肯定了农村道路改善带来的贫困减少的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也指出了该种扶贫模式存在成本较高的不足。Daw,Tim; Brown,Katrina; Rosendo,Sergio(2011)[9]等人在研究中引入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并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构建一种适当的生态扶贫模式。de Koning,Free;Aguinaga,Marcela; Bravo,Manuel(2011)[10]对生态系统和扶贫关系的论述与前几位学者十分相似。Verma,Madhu;Negandhi,Dhaval(2011)[11]的研究则更加具体，主要是从湿地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论述其与扶贫之间关系的。Abubakar, B.M.(2013)[12]文章中考察了公共图书馆在降低尼日利亚贫困率方面的战略作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尼日利亚公共图书馆积极的发挥减贫作用，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共图书馆扶贫模式。Pinho,Patricia Fernanda; Patenaude,Genevieve;Ometto,Jean P(2014)[13]等人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探讨了热带地区的生态系统与扶贫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巴西经济发展的生态扶贫模式。García Horta,José Luis; Zapata Martelo,Emma; Valtierra Pacheco,Esteban(2014)[14]等人对扶贫模式的关注则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研究视角入手，探讨了小额信贷模式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Suich,Helen; Howe,Caroline;Mace,Georgina(2015)[15]等人则对生态扶贫模式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研究指出，生态系统服务虽然有利于防止人们变得贫穷，但几乎没有证据佐证他们对减贫的贡献，更不用说消除贫困了。

(三)扶贫理论的研究

DeClerck, Fabrice; Ingram, Jane C.; del Rio, Cristina M. Rumbaitis(2006)[16]等人重在探讨生态理论与实践在扶贫和环境保护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对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生态学家可以运用生态学理论和工具帮助提高扶贫绩效的方法。Monem, Mobasser; Baniamin, Hasan Muhammad(2010)[17]等人则突出强调了治理理论在减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基于对孟加拉贫困现状和治理经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指出，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善治都是孟加拉消除贫困议程的核心。R Gau;E Ramirez;ME Barua;R Gonzalez(2014)[18]等人的研究利用资源优势理论来探讨社区举措作为自给自足市场扶贫途径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举措在减贫工作中取得的成功是由于市场导向目标和共同理念二者的结合。Haushofer, Johannes; Fehr, Ernst(2014)[19]运用心理学相关理论以及贫困循环理论分析了贫困发生和持续的机制，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扶贫计划。Barrett,ChristopherB.; Garg,Teevrat; McBride,Linden(2016)[20]运用贫困陷阱理论指出贫困陷阱的产生是由于穷人的均衡行为及其潜在机制而自我强化贫困的结果，因而，制定援助穷人的政策和干预措施至关重要。Lade,Steven J; Haider,L Jamila;Engstrom,Gustav(2017)[21]等人的文章也对贫困陷阱理论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目前旨在“推动”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陷阱的财政或技术投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意外地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后果，在某些局部或特定时期甚至加剧了贫困程度。

(四)扶贫机制的建构

A Bhatia,M Banskota,TS Papola ,J Richter(2000)[22]等人基于对南亚山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背景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指出建立参与式森林管理机制是南亚山区实现减贫的有效途径。Brown,Douglas R.; Dettmann,Paul;Rinaudo,Tony(2011)[23]等人的研究从清洁发展机制的视角对扶贫和环境恢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探索，充分肯定了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对于减贫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Dirix, Jo; Peeters, Wouter; Sterckx, Sigrid(2016)[24]的研究也从清洁发展机制入手，旨在对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和减轻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Turner,Will R.;Brandon,Katrina;Brooks,Thomas M.;(2012)[25]等人通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轻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双赢协同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有效的财务机制可以增强这种协同效应，实施上述举措可以有效地减轻贫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林业权力下放作为一项有利于减轻贫困的政策，在全世界热带地区得到广泛的推广。Adam, Y. O.; Eltayeb, A. M.(2016)[26]通过将效率、问责、公平和可持续性等论点应用于林业部门，探讨林业权力下放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应忽视在森林分权与森林收入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Constance Gunhidzirai, Pius T. Tanga(2017)[27]等人通过对津巴布韦将非正式创业作为一种减贫机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指出，该机制只能在较小的程度上减轻家庭贫困，很难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实质性改善。

二、国内精准扶贫研究现状

从研究成果数量方面考虑，笔者选取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分别以“精准扶贫”和“精准扶贫机制”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发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14年以后,并且从2014年开始呈现直线型增长趋势，见图3和图4。具体到研究领域，笔者通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学者目前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识别机制、瞄准偏离机制、协商机制、管理机制、进入和退出机制等几种机制上，并且相较于精准扶贫的其他机制而言，精准扶贫贫困人口识别机制的研究成果居多，见图5。

图3 2009-2016年国内以“精准扶贫”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时发文情况统计图

图4 2009-2016年国内以“精准扶贫机制”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时发文情况统计图

图5 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不同机制研究情况统计图

(一)贫困人口识别机制

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是有效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然而，由于贫困现象与致贫原因具有时间变异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特点，再加之扶贫主体和扶贫对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精准扶贫政策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差别较大等多重原因，致使地方政府在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的过程中基于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阻碍而难以做到精准识别，既有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中问题重重，急需对此进行修正和完善。

对此，王国勇、邢溦(2015)[28]指出在具体的扶贫工作中容易出现贫困对象识别不清、致贫原因分析不清、帮扶机制构建不清等问题，因此需要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细化管理，构建科学有效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而汪磊、伍国勇(2016)[29]则更为直接的从信息维度、政策维度、方法维度以及识别标准等方面对既有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分析，并在文章结尾部分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精确人口识别的对策建议。汪克高(2016)[30]充分肯定了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对于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并基于贵州省2014年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村抽样数据，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随机森林方法以及AdaBoost算法构建出了贫困户识别模型。陈辉、张全红(2016)[31]在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基础上也构建出了多维贫困测度模型。黄英君、胡国生(2016)[32]主要是从心理账户理论的角度入手，认为只有建立横向和纵向的联动机制，才能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陆玉(2016)[33]则从社会排斥的视角深入挖掘了目前精准识别机制存在的社会排斥问题，并分析了其产生的理论根源，进而希望通过从政策到制度，从实施到监管的不断完善，建立科学合理的精准识别机制，保障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龚迎春(2016)[34]文章中更为明确的指出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可以从贫困类型、构建贫困评价体系和明确识别程序三个维度展开。

(二)瞄准偏离机制

伴随着我国扶贫工作向纵深方向推进，以往的以县为单位的扶贫瞄准机制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扶贫工作的发展，迫切需要将瞄准对象从之前的以县为单位向以户和以个人为单位转变，实现精细化瞄准。精细化瞄准机制能否落实对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意义重大，然而，精准扶贫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却存在大量的基于权力寻租造成的瞄准偏离现象。

李群峰(2016)[35]的文章重在阐述为什么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会发生偏离的问题，并结合精准扶贫的微观社会基础进一步分析了瞄准偏离发生的作用机制。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等人(2015)[36]认为贫困农户识别的政策和技术困境、乡村治理现状、贫困农户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扶贫政策本身的制度缺陷是造成当前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发生偏离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并未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建议。柳德新(2014)[37]指出为避免瞄准发生偏离，需要在对贫困人口准确识别的基础上建档立卡，实行信息化管理，“量身定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崔赢一(2016)[38]根据实地调查瞄准识别机制的地方实践模式，指出瞄准识别机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实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优化基层政府瞄准识别机制的对策建议。王俊(2016)[39]充分肯定了扶贫瞄准机制对于提升扶贫资源投入的准确性和扶贫实际成效的重要意义，并以湘西州为典型案例，研究其扶贫瞄准机制的变迁、运行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和完善机制的对策建议。庄天慧、陈光燕、蓝红星(2016)[40]则基于34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数据，通过构建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对象瞄准缺口指标、扶贫项目贫困人口瞄准精度指标和扶贫资金瞄准时序指标等，构建出了扶贫主体与贫困对象有效互动的参与式县级扶贫瞄准机制。

(三)协商机制

精准扶贫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着上级与下级、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尴尬局面，导致扶贫工作难以有效推进。而协商机制则指的是运用对话和磋商等方式方法，通过增进交流双方或多方信息沟通来达到彼此信任、协商合作的共赢目标。毫无疑问，协商机制的运用可以最大限度的增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

吴晓燕、赵普兵(2015)[41]充分肯定了协商机制的重要意义，认为应将精准扶贫与协商机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发动与参与、对话与沟通、反馈与纠错、原则与变通等多重协商机制的有效运用从而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运行。赵晓峰、邢成举(2016)[42]二人亦对协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应通过协商机制对国家财政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农民合作社和普通农民的有效对接，从而推动精准扶贫目标得以实现。胡春艳(2016)[43]基于对广西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协调机制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进一步从从强化协调主体职能、明确协调原则、明确各协调主体责任，促进政府内外协调等角度提出了完善政府协调机制的相关建议。黄承伟、覃志敏(2015)[44]指出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着帮扶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未能最优匹配，帮扶资源动员非制度化，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的制度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协商机制和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来协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有序开展。许奕锋(2016)[45]则从乡村协商民主建设的角度对协商机制和精准扶贫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具体阐释。王文彬(2016)[46]主要是以协同治理的视角来论证政府、农民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建立协商合作机制对于精准扶贫的优化作用。而牛宗岭、刘秀清、刘泓(2016)[47]则主要是从预防型治理模式的角度阐述沟通协商机制的。

(四)管理机制

研究与分析精准扶贫管理机制，对解决贫困问题具有促进作用。从实践层面进行考虑，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管理机制运用正确、恰当，可以极大的帮助精准扶贫工作有序推进。

对此，庄天慧、陈光燕、蓝红星等人(2015)[48]提出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以及利益联结、社会动员等方面入手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实施。而李彤(2015)[49]则更为明确的从精准扶贫管理系统的角度，对扶贫人口管理、扶贫政策管理、扶贫项目管理和扶贫资金管理进行了相关论述。赵世军、段国锋(2015)[50]二人以通渭县为基础，从具体的建立民情日记调阅制度、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建立定期汇报制度、建立考勤公示制度、建立述职评议制度、建立包片负责制度六个方面对通渭县健全完善精准扶贫驻村联户管理机制相关举措做了简要论述。王敏、方铸、江淑斌(2016)[51]等人针对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在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应采取扩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范围、完善资金使用配套措施、加大基层政府和目标群体参与扶贫项目决策的力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创新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方式的交流机制，及时推广先进经验，降低扶贫治理模式的探索成本等措施以保障扶贫资金使用的精准有效。赵曦、赵朋飞(2016)[52]针对我国传统农村扶贫机制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和障碍提出必须要科学设计以健全精确识别机制、强化目标管理机制、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完善信息交流机制、优化监督评估机制与拓展社会参与机制为主体的农村精准扶贫机制体系，全面推进农村精准扶贫战略。李成威(2016)[53]针对当前部门扶贫存在的缺乏战略规划，打乱仗、精准度低、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提出部门精准扶贫模式应以战略管理模型为基础，明确部门扶贫相关主体责任，探索多样化的部门扶贫方式与途径。吴炜(2016)[54]则主要以资金管理为研究视角，从对扶贫资金的分配、对扶贫资金的使用、对扶贫资金的监管三个方面对精准扶贫过程中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具体阐释。

(五)进入和退出机制

对贫困人口进入和退出机制把握得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精准扶贫减贫工作能够有效完成，其影响重大而深远。所谓贫困退出机制指的是通过规范的，可操作性强的退出标准、退出程序和后续管理措施，按照既定程序对贫困对象实行有序退出、动态管理的工作机制。

唐丽霞(2016)[55]认为贫困县的评定从来都是利益争取博弈的结果，精准扶贫工作之所以在具体的制度和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的原因在于贫困县基于附着于贫困县之上的大量丰富的扶贫资源而不愿意“摘掉”贫困的帽子，所以为了推动基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有必要对贫困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严加限制。李瑞华、潘斌(2016)[56]在文中指出贫困的原因错综复杂，在原有的贫困县制度下，由于扶贫范围太广和受扶贫资源十分有限的约束，因而在扶贫工作中很难对贫困户或贫困人口区分不同的致贫原因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导致扶贫效果一般，所以必须研究建立扶贫县退出机制与扶贫开发效果评估体系。刘司可(2016)[57]基于对农村贫困退出机制实地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的农村退出机制存在着退出机制不灵活，缺乏动态管理；贫困退出机制实施主体缺乏有效监督；退出机制实施过程中民主评议和公示环节容易被忽视等问题，因此应基于实际扶贫情况构建科学的贫困退出机制，维护精准扶贫的公平性。晏澜(2016)[58]充分肯定了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重要意义，提出应以脱贫实效为依据，以群众认可为标准，建立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机制。李忠峰(2016)[59]指出当前的扶贫工作中存在着退出机制缺失、手段单一、资金监管弱化、考核机制对减贫的正向激励不足等问题，以致于“年年扶贫年年贫”，因此需要完善扶贫的体制和机制，建立退出机制，提高扶贫精准性。柳瑞(2016)[60]则认为精准扶贫的退出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摘除贫困的。为了确保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性，必须在全社会内广泛引起其他力量的参与，相互结合，为实现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有效开展出功出力。

表2 国内有关学者对精准扶贫不同机制的研究情况统计表

三、研究成果评价及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综述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已经对精准扶贫机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国外学者也对扶贫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尽管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但是不可否认现有的研究成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研究上的盲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外学者并没有完全涉及精准扶贫机制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更多的从研究领域相对较为宽广的“扶贫”方面入手的，研究的聚焦点更多的体现在对扶贫经验的总结、扶贫模式的探讨、扶贫理论的研究以及扶贫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并没有直接涉及中国精准扶贫方面的相关研究，更不用说对精准扶贫机制做出探讨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时间较晚直接相关，国外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也与国别和研究的主客观阻碍因素密切相关，由于“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中国贫困人口较多的社会现状而言的，国外得益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建立的高投入、广覆盖式的福利国家制度，贫困问题并不像中国表现得这么严重，以至于国外学者在对本国问题进行研究时很难用到“精准扶贫”相关思想，而对中国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时又因处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诸如实地调研难度大、资料难以获取、语言不通和文字阅读障碍等现实性的阻碍研究的主客观因素，以上这些综合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关注度和重视程度都相对较低，以至于研究成果十分匮乏。

相比较国外学者而言，国内学者对于精准扶贫机制的研究虽有直接涉及，但不可否认，研究成果依然十分有限。通过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我们发现即使在对精准扶贫机制有限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聚焦点依然集中在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瞄准偏离机制、协商机制、管理机制、进入和退出机制等几种扶贫机制的论述上，且以贫困人口识别机制的研究居多，除此之外对于精准扶贫其他机制的研究则很少有人涉及，诸如对于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机制的研究就特别少，在研究领域方面呈现严重的不均衡性。从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区域来看，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14年以后，这与“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时间较晚直接相关，国内学者对于精准扶贫机制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研究体系。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进行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精准扶贫机制的研究以定性研究居多，或停留在描述性、经验性的层面，诸如对精准扶贫机制现状的分析、对问题及产生原因的探讨、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等，缺少实地调研和第一手数据资料，缺乏以实证的方式对每种机制的运行原理和发生机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索，以及每种机制对于精准扶贫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研究的广度有余，但深度不足。

针对以上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存在的盲点，笔者认为自己以后的研究可以从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机制的构建和评价方面入手，以实地调查的方式深入扶贫第一线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而且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为保证调查的信度和效度、确保搜集到更真实的调查情况，可以考虑采用长期跟踪参与式调查法，将之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所忽视的动态化研究视角加入到研究中来。通过对所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构建不同的评价指标和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模型，继而运用SPSS和STATA统计分析,对某地的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做出客观的评价。文章最后，期待笔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能够取得一定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