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龙龙

摘要：贵州省属于2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省份之一，同时也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问题最为复杂、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本文以六枝、水城、西秀、普安、金沙、播州和印江七个县的1061户贫困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地关系理论，从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三个不同尺度对农村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多、收入低、贫困程度深；农村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低，社会保障机制体制不健全；同时，因病致贫目前是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农村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和“五个一批”脱贫措施；继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投入；继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体制。

Abstract： Guizhou province is one of the 22 key provinces in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province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the most complicated poverty problem 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is paper， 1，061 poor households in the seven counties of Liuzhi， Shuicheng， Xixiu， Puan， Jinsha， Bozhou and Yinjiang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land relat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poverty was analyzed from three different scales： poor county， poor village and poor population.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Guizhou ha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oor， a low income and a deep poverty level； Rural poor people suffer from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lack of impetus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Rural medical and health level is low，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system is not perfect； At the same time， poverty caused by disease is now the main factor of poverty of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five one one batch" measures to alleviat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We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nd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關键词：贫困人口；人地关系；精准扶贫；脱贫

Key words： poverty stricken population；human-land relation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out of poverty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8）33-0075-05

0 引言

贫困是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对区域的环境保护、社会稳定均会产生负面效应[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扶贫成绩和脱贫成效让世界瞩目。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全面实现小康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也是目前举国上下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按照现行的扶贫标准，截止目前我国仍然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分布于中西部22个省份和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尤其集中于中西部落后的农村地区。

贵州省属于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全省“大扶贫、大生态”、“1+10”等政策的落实，全省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问题逐渐解决。但截至目前，全省依然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70多万人口，加上长期落后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的制约，导致了农村地区贫困问题长期存在，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始终没有解决。鉴于此，本文将对贵州贫困人口家庭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农村贫困人口现状、贫困的地域特征、贫困成因和农村脱贫的路径，旨在为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提供参考。

1 贵州省农村贫困现状

1.1 贫困县

1.1.1 分布状况

全省共88个县市区，其中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50个、有68个长征县和46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县。从地形地貌条件上来看，贵州省地形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4种类型，其中山地和丘陵面积占比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贵州贫困人口则主要居住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和武陵山等“六山”为代表的边远山区[2]。贵州自然环境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崎岖的地形和复杂的地貌条件限制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分布上来看，贵州省贫困县分布于除贵阳市外的8个地级市（州），具体分布为：遵义市11个、安顺市6个、铜仁市10个、毕节市8个、黔东南州16个、黔西南州7个、黔南州12个、六盘水市3个。总体上来看，贵州省贫困人口具有分布广、贫困面积大且分布呈集中连片的区域特征。从地域分布上看，全省66个贫困县中有40个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地区、有15个县位于武陵山区、有10个县位于乌蒙山区，总共有65个县位于我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占全省贫困县的73.86%。

1.1.2 贫困发生率状况

贫困发生率，指的是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该方法首先由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于1901年提出的。其公式为：H=q/n，其中，H为贫困发生率，q为贫困人口数，n为全部人口数[3]。根据贫困发生率可将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情况表现出来（图1）。如图所示，从县级层面来看，贫困发生率低于5%的县市主要分布于贵阳市、息烽、开阳、修文以及遵义红花岗区和六盘水钟山区；贫困发生率高于22%（深度贫困）的县市主要分布于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和毕节织金县、黔南罗甸县以及安顺的关岭县；而从分布地域上来看，贫困发生率在5%-20%之间，贫困程度较深、贫困人口较多的地方主要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和武陵山区。

1.2 贫困村

1.2.1 数量与规模

贵州省88个县市区共计有行政村19705个，按照国家现行的扶贫标准计算，截止目前贵州省共有贫困村7500个，占行政村数量的38.06%；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的深度贫困村2760个，占全省行政村数量的14.01%，占贫困村数量的36.8%；全省贫困人口490万人，并且贵州80%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于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2.2 分布的区域差异

贫困村在个市州分布比例差异比较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贫困村数量最多的是黔东南州、毕节市和铜仁市，分别占行政村数量的52.48%、47.62%和50.4%，贫困村数量最少的是安顺市422个，占行政村数量的15.78%；而深度贫困村数量最多的是黔东南州、毕节市、黔南州，分别占行政村数量的30.81%、14.29%和15.48%，深度贫困村数量最少的是遵义市20个，占行政村数量的1.09%。综合来看，目前贵州省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市州主要黔东南州、毕节市、黔南州和铜仁市，四个市州共有贫困村5625个、深度贫困村2235个，分别占全省贫困村和深度贫困村数量的75%和80.98%。

1.3 贫困人口

本文通过抽样调研的方式对六枝、水城、印江、播州、普安、西秀和金沙七个县区的1061户贫困户3542个贫困人口进行问卷调查，深入分析贫困户家庭人口特征和致贫原因。

1.3.1 贫困户收入情况

由调查数据可知，每一个调查县贫困户的收入情况都存在差异，六枝特区、西秀区和金沙县的贫困户家庭总收入相对较其他几个县要高，户均家庭总收入在1.6万元左右，而印江县、播州区、普安县和水城县的户均家庭总收入则相对较低，在1.1万-1.3万元左右。从收入来源上看，工资性收入是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七个调查县贫困户户均总收入为13444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56.3%，贵州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大多都会选择到本地打零工或者外出长期务工；家庭经营性收入占17.47%，主要靠种植作物和养殖牲畜家禽；转移性收入占23.85%，随着贵州“大扶贫、大生态”理念及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提出，农村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明显提高，主要包括退耕还林补贴、良种补贴、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财产性收入是家庭总收入中占比最少的，仅占2.38%，财产性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即为土地租金，部分外出的农户将自己的土地转租给其他农户进行农业生产。

1.3.2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

农村贫困人口素质及文化程度的高低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户素质和文化水平则体现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本文对七个县的1061户农户的户主受教育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結果发现：七个县1061户贫困户中有817户农户户主的文化水平为小学及以下，占调查农户的77%；初中学历的户主有167人，占调查农户的16%；高中学历的有65人，占比6%；而中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主人数只有12人，占比1%。综上，贫困县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接受教育的年限短，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1.3.3 贫困人口住房情况

通过对七个县1061户贫困农户的住房结构、房屋修建时间以及房屋等级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七个县1061户贫困户中，房屋结构为其他类型的有32户，占全部农户的3%，目前32户农户中无房户有19户，这19户农户有三种类型：第一是长期在外务工，在户籍所在地没有住房，全家居住于工作所在地；第二类是户籍与其父母或者子女分开，但实际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第三类是长期租房居住的农户。除了19户无房户外，其他的13户农户房屋结构主要为彩钢结构、活动板房等，这类房屋主要于2010年后建成。1061户贫困户中房屋结构为钢混的有41户，占比4%左右，钢筋混泥土房屋主要在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尤其在2010年以后也开始越来越多。调查农户中砖混结构的房屋最多，占比52%，从图4中可以发现：砖混结构房屋在1990年后出现，但数量比较少，砖混结构房屋在2001年到2010年间数量最多。另外，对于砖木结构和土坯结构的房屋目前占比越来越少，尤其在2000年以后，砖木结构和土坯结构的房屋几乎不再被大多数农户所接受，只能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气候和文化的影响，还会出现数量相对较少的砖木结构房屋。

1.3.4 贫困人口年龄结构

本文对1061户3542个贫困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年龄结构上来说，七个县区的16-60岁阶段的人口占比较大，七个县共有1725人属于该年龄段，占总人口48.7%；而0-16岁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相对较少，合计占比51.3%；从劳动力情况来看，各县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六枝、普安和水城县的16-60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分别占了总人口的55%、58%和50%，相对于其他几个县来说青壮年人口较多，劳动力较为充足，家庭负担相对较轻；虽然整体上16-60岁的人口相对较多，但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口并未全部从事家庭生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未能给家庭带来收入。这类未能承担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人口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为学生，他们仍然在接受教育，虽然他们具有劳动能力，但是他们并不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第二类就是农村弱势群体，由于农村长期医疗水平和科技水平的相对落后，在农村家庭中存在一部分残疾人，他们大多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即使少部分未失去劳动能力的，他们也只能帮助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最后一类是长期在外流动人口，这类人口中大多数为青壮年，他们常年在外四处奔波，虽然说是出去打工，但是他们在外只能养活自己，无法给家庭或者父母带来收入。综上，其实16-60岁阶段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实际上真正的劳动力数量并不是很多，因此目前来说农村贫困人口的家庭负担依然很重。

2 贵州省农村贫困成因

2.1 贫困户致贫原因

2.1.1 单因素致贫

调查样本中单因素致贫的农户有759户2546人，占七个县总人口的71.88%。致贫原因比重依次为因病﹥缺技术﹥缺资金﹥缺劳力﹥缺土地﹥因学﹥因残﹥缺水﹥其他﹥因灾（见图6）。单因素致贫农户中，因病致贫农户占比最大，占比32.33%，有246人，根据调查，贵州省七个县贫困农户患病几率较高，尤其是地方病以及常见的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患者较多，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病致贫农户是患有长期慢性病，这类农户患病原因与吸烟、喝酒以及不好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农村公共医疗设施缺乏、疾病预防和控制的能力较弱、各种医疗保障不足，贫困户承担医疗费用支出较高，从而导致了因病致贫农户数量相对较多；缺水、因灾和其他因素致贫的农户相对较少，合计占比约4%。

2.1.2 多因素致贫

抽样调查农户中总共有302户996人属于多种原因致贫，多因素致贫农户占贫困户总人口的28.12%；多因素致贫中包括两种因素致贫的289户959人和三种及以上因素致贫的13户37人。多种因素致贫的农户中，占比较大的一次有因病+缺劳力、因病+缺技术、因病+缺资金、缺资金+缺技术、因病+因学等，这几类贫困农户数量为241户，约占多因素致贫农户的79.8%。综上，因病、缺技术、缺资金、缺劳力等几个因素是导致农村贫困人口致贫的主要原因。

2.2 农村贫困原因

贵州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省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和武陵山等“六山”为代表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导致贵州省贫困村致贫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问题多。自从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以来，贵州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较少，农村地区大量的贫困人口充分利用国家和省市的帮扶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并逐步走上致富道路；但因为贵州经济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长期落后以及贫困人口基数大，目前贵州省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截止2016年年底，全省农村地区还有贫困人口372.2万人，且这些贫困人口大多是长期生活于农村偏远地区的老弱病残者，文化水平低，自生动力不足，脱贫难度极高。

第二，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贵州省大部分地区属于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區，全省88个县市区中就有65个县市区位于滇黔桂石漠化区、乌蒙山区和武陵山区，占全省88个县总量的73.86%；截止2016年年底，全省仍然有183.8万贫困人口生活在滇黔桂石漠化区、乌蒙山区和武陵山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较差，交通条件相对较差，机械化水平低，农民从事各种生产生活的投资大、收入低，加上贵州气候复杂多变，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条件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文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是体现个人或者家庭内源性发展能力和抵御各种社会风险能力的重要因素[4]。截止2016年，全省6岁以上未上过学的人口占比9.7%，高中及其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91.2%，而具有大专或同等以上学历的人口只有8.8%（见表3），由此可见，虽然相比过去，受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得以提高，但目前来说贵州省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文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依然低，具有高知识水平的人才十分紧缺。并且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农村人才或具有技能的劳动力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留在农村的大多为受教育水平低、知识能力不足、无劳动能力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以及残疾弱势群体。这类人口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接受外来信息的能力弱，脱贫难度大。

第四，医疗卫生水平偏低，社会保障机制亟待完善。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农村地区各种大病和慢病治疗费用大幅度降低，新农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慢病签约等各种形式的医疗救助让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有了一定保障；但目前农村地区各种医疗卫生设施仍然不足，尤其是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设备极为少见；另外农村地区目前虽然有了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签约等服务，但相比城市或者其他地区，目前贵州农村贫困地区的家庭医生签约以及慢病签约等服务尚未建立机制和体系，在签约服务过程中，患者和医生之前依然存在较大的对接上的问题。除医疗保障外，农村低保、五保、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机制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3 贵州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路径

3.1 加大农村科技投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大农村地区科学技术的投入，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业科技的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贵州处于典型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加之复杂的地形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极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收入水平严重低于全国水平。首先加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科技投入势在必行，在农村贫困地区建立农业合作社，发展乡村生态农业和立体农业，正确引导农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另外，建立和完善农村各项奖励机制，采取真正行之有效举措去和策略鼓励有知识有水平有思想和有发展能力的人才进入贫困地区，不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促进农村振兴和发展[5]。

3.2 异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恢复生态环境

中国的生态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严重不足，造成一方水土不能养育一方人，将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出去，无疑是一种帮助他们脱贫的有效方式[6]。贵州省属于喀斯特高原山地地形地貌区，同时地处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和武陵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多变，严重制约着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实施科学有效的异地扶贫搬迁，解决搬迁人口医疗、教育和就业等问题，将能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又能恢复农村生态环境，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

3.3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提高人口素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脱贫是脱贫攻坚工作中极为关键的举措，发展农村教育，提高贫困人口文化水平和人口素质是实现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然选择。首先，继续加大农村地区教育资金投入，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软硬件设施建设，改变贫困地区教育环境；其次，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断提高农民职业技能。使之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农村各类资源利用率和社会劳动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最后，加大农村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地区教师待遇。

3.4 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确保特殊群体共享社会资源

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都从不同层面加大了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农村出现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各种社会资源和扶贫资金源源不断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用于扶贫的资源和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和优化组合，部分地區存在“滥用”和“乱用”的现象[7]。真正实际需要扶贫资源和资金的贫困农户或家庭却没有机会和能力获得社会资源和扶贫资金。如果要彻底解决扶贫资源“滥用”和“乱用”现象。首先应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建立特殊贫困群体利益共享机制，给贫困特殊群体更多获得扶贫资源的机会；其次应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对扶贫资源“滥用”、“乱用”行为进行惩罚，确保扶贫资金和资源获取通道公开透明；再次应建立残疾人和特殊贫困群体就业指导中心和利益共享平台，让其特殊群体获得资源的同时能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赵莹，刘小鹏，郭永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度量及动态演变——以宁夏西吉县为例[J].宁夏大学学报，2015（03）.

[2]张玉玺，庄天慧.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变化趋势及其扶贫政策启示[J].贵州农业科学，2011（01）.

[3]苗齐，钟甫宁.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

[4]韩雪峰，王春宇.农村贫困人口走出贫困的路径[J].辽宁经济，2009（05）.

[5]岳秀红.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思考[J].农业经济，2006（10）.

[6]王晓毅.易地扶贫搬迁方式的转变与创新[J].改革，2016.

[7]崔霞.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研究[J].观察思考，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