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茜金

摘 要：1945年8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决定，设立美、英、苏、中、法五国外长会议，准备讨论战后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芬兰五国缔结和约问题。中国在参加会议前希望各大国以道德观念来和平解决五国和约问题，同时，中国代表团也在一些特别问题上有自己的打算。首先，民国政府希望借此时机收复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的香港和澳门。其次，积极倡导同苏联和美国达成商议，以解决日本赔偿问题。最后，中国希望敦促法国以保证让印度支那人民取得自治。但第一次五国外长会议最终由于大国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而没有取得实质成果，王世杰及民国政府代表团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

关键词：伦敦；第一次五国外长会议；中国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69-02

1945年8月，随着德、意、日法西斯的崩溃，战时团结合作的各大国对于战后世界安排方面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依靠共同的斗争目标结合在一起的苏联同西方的戰时合作，看来即将瓦解”[1]86。所以，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决定，设立美、英、苏、中、法五国外长会议，准备讨论战后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芬兰的和约问题[2]79-80。1945年9月11日，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缔结五国和约问题。民国政府对此次会议抱有巨大希望，在参加会议前，便制定了多项有关未来发展的政策，希冀能在会上提出并得到解决。但是，在此次会议期间，由于美苏两国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到10月2日会议结束时，五大国之间没有发表任何文件。毫无疑问，中国在与会前的所有的打算也均没有实现，王世杰对欧洲和平的热切期望也最终破灭。以下我们将着重探讨中国在这次会议上的准备，以及具体的实施和最后结果的事与愿违。

一、中国在会议前的准备

1945年8月2日，苏美英三国《波茨坦议定书》中规定，设立苏、美、英、中法五大国外长会议，中国表示赞同并参加。当时的国民政府十分重视此次能参加讨论国际事务会议的机会，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王世杰就曾回忆道“予初意拟电顾少川出席，自己则不参加。一因中共问题方在谈判，我适负谈判之责，不宜离渝；一因中苏新关系方在建立中，东三省收复等问题，在需外交部之主持。嗣因外长会议与通常国际会议不同，似不可派人代理。且因对日问题有提出会议讨论之可能，乃决计不避长途跋涉，赴伦敦一行”[3]730。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是决计在本次外长会议上提出并解决一些中国当时所迫切关注的问题的。

1945年9月9日，王世杰便提前抵达伦敦，为参加此次五国外长会议做准备。他与顾维钧、宋子文碰面，三人全面检查了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并打算在此五国外长会议上提出并予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香港问题。王世杰和宋子文都渴望对英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有更多的了解，他们都表示希望在会议期间可以向英国提出这个问题。其次，王世杰还希望在此次会议上能收回澳门。在赴伦敦之前，蒋介石就曾指示他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能确实将其收回。再次，便是国民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对日索赔问题。中国提议必须防止在中国领土上或中国即将收复的领土上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财产，而当时中国最担心的就是苏军可能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在东北的财产和工厂。最后，有关中国关注的问题还包括：中国反对英国想要澳大利亚成为对日管制委员会中第五大国的建议以及苏联飞机将炸弹投在新疆境内引起国民强烈关注的事情，还有中国很想敦促法国发表一项声明，来保证印度支那人民自治等[4]576-57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中国参加此次会议，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的，希望把这些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能以一种圆满的方式解决。

二、中国对所关注问题的外交结果

（一）香港、澳门问题的外交努力

就有关中国深为关注的收复香港和澳门问题，王世杰曾于9月14日会晤了英国商务大臣克利浦斯，但对方认为香港问题目前不宜商谈。因为当时伦敦政府正全力加强它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做任何使新政府难堪的事都将是不明智的。面对英国政府这一态度，中国代表团则认为英国政府对香港问题有特别的态度和感情，英国人实际上是愿意将香港归还中国的。不过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移交计划，有许多事务细节必须商定，以显示英国政府并非马马虎虎的移交香港；而葡萄牙对于澳门的看法与英国对待香港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中国代表团一致认为外长会议并不是提出这种问题的合适场所，并且如果过早地在会议上提出香港和澳门问题，那么必会让代表团一事无成。因此，王世杰和顾维钧便决定不再在正式的会议期间提出此类问题。

（二）对日问题

首先，9月10日，王世杰到达英国后，便立即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进行了会晤。并询问他对日处置问题是否应该在此次会议上提出，而贝文认为此事应先征询美国的意见。次日，王世杰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贝尔纳斯告诉他，如果在会上提出日本问题，则“英方或苏方或将提出盟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其结果可能减削麦克阿瑟之权力”[3]731，所以建议不要提出。得知美国有此考虑，代表团为了顾及美国排斥苏英两国以独占日本的需要，而不得不放弃了在会上提出对日处置问题的打算。这样，国民政府代表团最关注的处置日本问题也没能得到各大国应有的重视，其伦敦之行也就显得徒劳无益了。

其次，会议期间，因无法在会上提出处置日本问题，国民政府代表团便打算能在私下与苏联协商解决日本战后在中国东北的财产归属问题。9月15日，王世杰主动去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重申此前曾对苏联官员说过的问题，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任何公私产业必须作为其对华侵略赔偿的一部分，并请苏方赞同。而莫洛托夫却只是对此问题表示同情，并称尚未详细研究对华赔偿这一问题。但事实上，苏联早在进入中国东北后就开始了全面收缴、转移日伪财产的行动，而且也从未打算将之前控制下的财产完整地移交给国民政府。可见，莫洛托夫也只是以政府尚未讨论这一借口来搪塞王世杰，中国的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

最后在外长会议议程后期，苏联出于想改变由美国单独管制日本局面的目的，便提出由英美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这一建议。莫洛托夫率先征求王世杰意见，希望这一明显对中国有利的提议能获得中方的支持，并在会中能共同向美方提出。但中国由于国际地位特殊，无法违背美国意愿。所以当9月24日和25日，莫洛托夫在会上连续两次提出这一要求时，中国也不得不追随美国而拒绝这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建议。王世杰还提出了一份明显追随美国的备忘录，他在其中讲道：“我们不反对将此事列入本次会议议程，但仔细考虑或许在下次会议中提出更为适宜；此外，麦克阿瑟将军一直在艰难的条件下执行解除日军武装的工作。此时提出共同管制日本的办法，未必是适当的，不如遵循月前美国所提出的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式，以后再斟酌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应该改订此项办法[5]379-380”。王世杰的这份备忘录在会上得到了美国人的喝彩。这种美国所坚持的排斥包括中国在内的主张却得到了中国的积极支持，不禁使苏联大为失望。之后，苏联也认识到在与美方的对峙和较量中，中国国民政府是难以指望和争取的力量。最终这也使得国民政府所期待的日后苏联政府在对日索赔和收复东北等问题上给予的协助和支持，就更加不易达成了。

（三）其他关注问题

外长会议期间，国民政府代表团还就本国所关注的一些其他问题与各大国积极交流，但结果都是差强人意。9月18日，王世杰曾在中国大使馆的会客室中向法国皮杜尔暗示中国对印度支那的关切，但皮杜尔却未作反应。而有关这一问题解决的关键仍在美国手中，宋子文和王世杰都曾和贝尔纳斯详谈过，但贝尔纳斯只是奉劝代表团把此事暂时搁置。贝尔纳斯认为，在法国大选之前，法国政府出于震慑海外各殖民地的需要是不会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的。之后，国民政府代表团仍对这一问题抱有侥幸心理，仍给贝尔纳斯送去了两份可供选择的要向法国提出要求的声明，即或者印度支那由国际托管，或者准许印度支那在十年之内独立。但贝尔纳斯却让他的代表邓恩告诉代表团，两个声明他都不能接受。他说美国只愿使法国采取一种较开明的政策，加速印度支那走向自治的过程。最后，王世杰关于此项问题的外交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

三、中国在会议中的作用

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而在1945年6月26日，随着《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6]。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王世杰在其外交部部长任内，也想利用抗战结束后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时机，力争与西方国家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伦敦外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此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缔结和约。会议期间，国民政府首先取消了意大利在中国攫取的特殊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利益；其次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得到的经验也是有趣并令人开阔眼界的，为中国积累了处理与大国之间关系的外交经验。

但这次会议也是令人泄气和沮丧的，因为我们在会议前对特别关注的问题均没有取得成果。在伦敦会议期间，由于中国一直保持缄默，使中国成为日后莫罗托夫提议改变程序的最大受害者，致使中国被排除在缔结和约之外，陷入了一个相当难堪的处境。而究其原因是代表团团长王世杰在对待苏美两国的建议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表现的如此进退两难，则是由于他在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曾指令他既要避免让苏联代表团觉得中国是同英美站在一起的，而且还要试图培植同苏联代表团的友好关系。所以，王世杰在这一指示下，在面对代表团成员們强烈敦促他发表本国意愿时，依然不为所动。这种总是使敌对的美苏两国都满意的心理，使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一次次地处以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最终使美苏两大国皆对其失去信心。

此外，虽然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地地位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也绝对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大。众所周知，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实力，而当时中国地位的上升，主要靠的是两点：即美国的支持和抗战的声誉，而美国的支持又是最主要的。但一旦到了涉及本国自身利益的事件时，美国也就无暇顾及中国。如在此次会议上，当王世杰提出对日处置问题时，贝尔纳斯为了维护麦克阿瑟的权力，而建议暂时把此提议搁置。可见，如果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真的达到五大国地步的话，那么再此次外长会议上，中国就不会一再地为了顾及其他四大国，而不得不将所关注的问题一一搁置。

总之，在伦敦举行的五国外长会议，使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去参与讨论国际重大问题。作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本应发挥重大作用，但却未能取得实际成果，这使我们感到遗憾和失望。此外，在世界大家庭里，中国应享有适当的地位，也应对维持和促进世界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积弱的国力，并没能获得自己在世界上大国的地位，致使其伦敦外长会议之行也似乎只是一场匆匆而逝的梦幻。

参考文献：

[1]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2]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条约集（1945-1947）[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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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TheU.S.DepartmentofState，ed.，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FRUS”asabbreviation），DiplomaticPaper，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5，Vol.2，General：politicalandeconomicmatters（1967）.

[6]石源华.王世杰：中国跻身“四强”的见证者[J].世界知识，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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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仕民.王世杰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交[J].文史精华，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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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田小惠.试析战后五国和约的缔结及影响[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