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黎明

摘 要：发生于1917—1918年的华北地区鼠疫有着深刻的自然与社会成因，其具有波及范围广、鼠疫烈度强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极深的特征，北洋政府为此采取了多元化且积极有效的防疫举措，尽管这些举措难以摆脱传统荒政体系的影响，但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防疫赈灾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鼠疫；北洋政府；防疫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62-02

鼠疫作为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1917—1918年华北地区地区发生了一场异常严重的鼠疫，此次鼠疫蔓延范围广，染疫人数上万，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目前对此次鼠疫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绥远、山西鼠疫流行状况和社会防疫举措，而对于此次鼠疫所进行的全国性传播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本研究将结合民国各类报纸资料对1917—1918年华北地区鼠疫流行的概况、产生成因及社会危害程度进行深入客观的论析，并进一步考察北洋政府对此次鼠疫所采取的多元化且行之有效的防治举措，深入探讨这些防治举措对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一、华北地区鼠疫爆发成因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1917—1918年这场由鼠疫引发的自然灾害，于1917年八月在绥属境内发现疫情，十二月从丰镇传入大同，然后沿铁路传入山西沿线乡村。与此同时，肺鼠疫从丰镇、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宁、京汉、津浦等铁路传播到直隶、山东、安徽及南京等省市，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1]。由于时令不正，冬季易成为诸类疫症高发期。加之1917—1918年京直地区爆发水灾，因有“盖水灾之后，必有疫疠，而人民因冻馁之故，必多体弱，最易感受疫气”[2]。《申报》也同样刊登了萨拉齐“发现传染症，其状似疫，与一九一一年冬季满洲鼠疫情形适同”的消息。北洋政府得此情况后，迅速组织医员前往疑似灾区重新察看，最后证实“观之绥远之有疫症，当为确信”[3]。由于年底传入晋北，随之华北地区鼠疫流行并不断向外蔓延，一月中旬“沪上天花及疫症业已发现”[4]。当时南北部分区域兵灾、匪患严重，又加上自然灾害不断，中国呈现出多灾并发的历史现象，出现天灾人祸并重的局面。由于气流异常、铁路运输、人口流动及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且普遍体质虚弱，外加社会、气候环境的长期恶化，政府和民间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采取迅速有效地措施减灭疫情。由此，这场长达数月的华北地区鼠疫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最终迫使北洋政府采取多元化且行之有效的防疫计划和办法以应对此次灾害。

二、北洋政府防疫举措及其影响

面对1917—1918年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华北地区鼠疫，北洋政府能够采取诸多防治措施，主要是受当时内外交迫的复杂形势而促成。外部因素在于驻华外交团顾及在华利益，极力敦促北洋政府进行防疫事宜。内因在于国内自然灾害不断，政局混乱不堪及社会民众人心浮动等，威胁着北洋政府的统治根基。因此，在当时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迫使北洋政府采取多元化的防疫策略和举措，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当良好的防疫效果。

1.设立防疫机构。设立各类防疫机构是一项重要的防治措施，其中包括防疫委员会、防疫局、检疫所、隔离处和防疫医院，这些机构各染疫区均有设置，为消减鼠疫危害，发挥的作用很大。防疫委员会是民国七年初专门防治华北地区鼠疫的官方组织。华北地区发生鼠疫时，北洋政府在外交团的压力下，内务部迅速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特派江朝宗为防疫督办（后为防疫委员长），任命医官伍连德、陈祀邦、何守仁三人为防疫委员，该会主要负责处理各项防疫事务。后晋绥境内发现疫症蔓延，于是内务部派员检验预防，并“加派委员十人携带专款随同陈何两委员分任丰镇大同两处，认真防检”[5]。防疫委员会还在各地镇守使的协助下，于部分染疫严重区域和交通主干处设立防疫机構，主要包括检查所、隔离所和地方防疫局，严查过往人口和商货，以防疫菌向外传播。江朝宗时而亲往染疫区视察疫情，勘察地方上报疫情是否属实或想方设法阻止鼠疫蔓延。总之，防疫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的协调防疫在这次鼠疫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中外医员合作防疫。由于鼠疫危害甚大，北洋政府物力、财力有限，外国政府考虑自身在华利益，二者便此采取联合防疫手段。外国成立的万国防疫会曾经议定“中国发生恶疫时，各国分派医生协助，此次日法等国，即系履行此项议案”[6]。华北地区鼠疫呈现不断蔓延的趋势，迫使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前往内务部谒见钱部长，商讨防检鼠疫计划与协议。法国驻京公使署则“派定医官德瑞拉前往丰镇协同中国医生实行检验云”[7]。而日本芳泽代表公使“特托满铁公司敦请大连医院鹤见博士来京，协同中医防检鼠疫”[8]，内务部还从日本购买一批防治鼠疫的专药，之后，日政府为援助晋省鼠疫起见，又派遣“北里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北岛博士及内原内务技师前来北京襄助防疫”[9]，日本的援华医官先后还参与了重大的防疫会议和协助中国医官前往各疫地考察。中外共同防疫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检鼠疫传染，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此次防疫活动中，表现的最为积极，确有“某日人谒北京内务当局，对此次百斯笃蔓延，愿与北京政府缔一合同，以若干之代价，承以若干日之期限，扑减此毒云云”[10]，但遭内务部以中国内政不宜外人干涉而婉辞谢绝。

3.制定防疫卫生条例。1918年1月底，为了北方染疫地区能够共同防疫，中外医士齐聚大同召开会议，研究疫情并制定了北方各地相关检疫规则及办法。此次防疫会议意义重大，为后面防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方案。此后，各地防疫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众多重染疫地也被划区防疫，各地各部门协同治疫。当京汉铁路出现疫情时，便制定“本路防疫各办法，如站上车上检验及择地设立隔离所、临时防疫医院等事宜。业经拟具细则草案四十二条呈报在案，并已先后分别施行”[11]。同时，京师警察厅也于二十九日颁布医院各类新规，与此同时，京师教育部通令各公立学校注重卫生，要求置备防疫药品，对各教室、各讲堂隔日泼洒消毒药水。2月初，京汉路局防疫委员会会议制定了防疫草案，主要对居民染疫防治、车票预售及各站检疫办法进行规定。自始至终，部分督军和都统也制定了相关防疫措施，晋督阎锡山表现最为突出。总之，各类防疫方案在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加强交通阻断。北洋政府实施强制措施来阻断染疫区域交通，以防止人货流动而引起大范围的疫情传播。当华北、张家口及山西各处发现鼠疫时，政府就已拟定“在丰镇、杀虎口等处设局防查，并拟杜绝交通云”、且“以长城为区域，以资防止病菌外染云”[12]。由于晋陕鼠疫渐次南下，各地都统连呈急报，内务、交通两部遂于一月中旬实行交通停行办法，先暂停京张铁路其张丰一段，后大同染疫严重，又拟断绝正太铁路，同时中国政府依照公使团的声请“从本日（一月十号）起，停止京绥铁道之运输。”[13]交通部又令各铁路管理局协助防疫医员，严格实行检疫办法，设置检验处所，进行车厢消毒以及扣留查验东来客货。一月底，查实张家口无鼠疫，先行通火车，并规定“车头及车上职员在中途更换货物抵北京后，应在日光中曝晒两日，方能提取云”[14]。二月初，随着疫情不断扩散，京津地区的重要交通开始被遮断，京汉铁路首先设所检疫。月底，蚌埠、济南出现鼠疫状况，津浦路线沿岸车站先后设置防疫场所。三月以来，宁沪地区由于疑似鼠疫出现，逐使“津浦、沪宁即有酌停，附近各站行车消息，已见各报。”[15]四月中旬以后，疫情开始消减，京张、正太、京绥及沪宁铁路先后恢复原状。至此，北洋政府阻断染疫区域的主要交通往来，严格实施各项检验防疫措施，以防止鼠疫恶性传播，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忽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和医疗防护。

诚然，这场由北洋政府主导的华北地区防疫活动，尽管还保留着传统的荒政模式，但从其本身所采取的预防方法、防疫方式和技术以及筹款手段来看，有别于传统的重在医治、隔离、焚烧疫尸等防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近代化的防疫赈灾雏形。北洋政府采取的多元化积极防疫措施，为中国近代的各项防灾减灾事业和新型赈灾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参考价值。因此，这场危害至深、影响广泛的华北地区鼠疫，最终在北洋政府采取一系列相当积极有效的措施下趋向消减。但由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且传统荒政中存在诸多弊端和理论缺陷，又会限制新的赈灾体制发展，并长期干扰甚至左右着社会各阶层的防疫救灾行为。

三、小结

1917—1918年华北地区鼠疫流行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影响甚大的一次自然灾害。而又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一方面是几千年来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破环层累叠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自然界本身大范围周期性变化的产物[16]。而1917—1918年的华北地区鼠疫与当时国内的混乱政局和频发的各种自然灾害错杂交织在一起，进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时代危机。由于此次鼠疫蔓延范围之广、社会危害之深及和影响之大，外加人祸横行，业已严重削弱着北洋政府的统治力量，威胁到帝国主义在华侵略权益，从而迫使北洋政府采取了多元化且行之有效的防疫赈灾举措。尽管北洋政府存在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其防治方法也难以脱离传统荒政体系的窠臼，但在此次鼠疫中的積极表现与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为近代新型救灾体制的构建进行尝试与实践，为后世防疫赈灾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社会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56.

[2]直隶防疫谈[N].申报，1918-01-13.

[3]华北传染疫病之续闻[N].晨钟报，1918-01-6.

[4]华界亦亟宜防疫[N].申报，1918-01-16.

[5]华北地区疫讯续志[N].晨钟报，1918-01-11.

[6]华北地区疫讯三志[N].晨钟报，1918-01-12.

[7]华北地区疫讯续志[N].晨钟报，1918-01-11.

[8]华北地区疫讯三志[N].晨钟报，1918-01-12.

[9]华北地区疫志七志[N].晨钟报，1918-01-16.

[10]防疫消息集志[N].民国日报，1918-01-15.

[11]关于防疫之要电[N].晨钟报，1918-01-30.

[12]华北地区疫讯三志[N].晨钟报，1918-01-12.

[13]东方通信社电[N].民国日报，1918-01-11.

[14]关于防疫之要电[N].晨钟报，1918-01-23.

[15]宁沪防疫之真相[N].晨钟报，1918-03-24.

[16]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