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明代“君主专制加强”问题

2018-10-23孙熙隆

学理论·下 2018年1期

孙熙隆

摘要：有关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问题。从现行教材和教学现状来看，目前高中阶段教师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教学依然没有摆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历史教学内容。对此，笔者在梳理明代中央政治权力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明神宗时期的君相权力矛盾为例，对“明代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观点进行质疑和重释。笔者认为，明代皇帝始终掌握中央政治权力，但皇权也依然受到来自内阁、六部、司礼监等政治权力的限制，明代相权依然存在。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史发展脉络的再释，启示中学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需提高自身历史逻辑和实证意识，同时，应加强对学生实证、辨伪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君主专制；明代政治史；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55-04

有关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问题一直是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①现行中学教学中，人教版教材（必修1）有一章四节专门讲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该版教材引言指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1]3。

那么，我们不仅质疑：明代君相权力究竟如何发展？明代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史上处于怎样一种发展阶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明代内阁的权力的发展变化，分析“后張居正”时期内阁权力衰弱的原因，对明代“君主专制加强”的结论进行再认识，从而试图补充和重释现行高中历史教材中关于明代政治史的表述。

一、明代君相权力关系的总体变化情况

（一）朱元璋废中书省与内阁雏形的出现

明朝建立之初，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以左右丞相协助皇帝处理政事②，但明太祖对皇权的受限大为不满。洪武九年（1376），裁汰中书省平章政事、参知政事[2]1733。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又以丞相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将丞相及中书省一体废除，分权于六部。其后，他又以“密勿论思不可无人”[2]3944为由，建立了四辅官制度，不久却又将此职废置。洪武十四年（1381）十二月，他又命翰林、春坊官考驳诸司章奏[3]，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他们只是一批儒臣，却获得了协助皇帝“断大事、决大疑”的权力。

明成祖夺位后，诏命解缙、胡广等人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不仅如此，这些文臣还兼掌部院大权③。学界多认为，明代内阁辅政体制此时已见雏形④。

（二）明代内阁权力的发展变化

1.票拟与内阁权力的上升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仁宗即位，提升了阁臣如黄淮、金幼孜、杨荣等人的品秩，还先后赐给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五人“绳愆纠缪”银章各一枚，并赋予他们秘疏言事的特权[5] 。到明宣宗时期，内阁又掌握了票拟权，获得了协助皇帝处理章奏的权力[5]。

宣德十年（1435），明宣宗病逝，即位的明英宗年方十岁，由宣宗张皇后和“三杨”①共同协助皇帝处理朝政，这时，内阁的票拟权被制度化[6]1484。至此，内阁正式获得了处理章奏的权力，成为明朝皇帝不可或缺的顾问团队。

2.首辅与群辅：内阁权力的合法化

天顺到正德时期，司礼监逐渐跻入明代权力中枢，内阁逐渐受到司礼监的掣肘与压制。尽管如此，阁权依然能够基本超越部院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天顺年间，李贤受命“掌文渊阁事”[2]4675。所谓“掌事”，显然与仁宣时期的那批儒臣“入直文渊阁”的说法有所不同，这实际上表明，李贤成为首辅，权力居于其他内阁辅臣之上。首辅与群辅的区别，说明了内阁权力的进一步合法化。

3.嘉、隆、万时期：内阁权力发展的巅峰

经过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内阁的权力进一步扩展，因迎合明世宗而备受宠爱的张璁、桂萼等大臣先后入阁参政。嘉靖六年（1527）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掌都察院事，他还仿效明仁宗赐印的故事，请求世宗也授予他密疏言事的权力[2]5177。到嘉靖中后期，阁臣之间争斗也日益激烈，内阁首辅如夏言、严嵩等，俨然如一朝丞相[2]1730。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大学士高拱兼掌吏部[6]4120；次年三月，阁臣赵贞吉又兼掌都察院。至此，内阁收拢了外廷、言官的最高权力，高拱更是“以吏部为凤池，至进首辅亦不忍舍，出而斥陟，入而执允”[6]1730，俨然一副丞相做派。

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去世，仅仅二十天后，首辅高拱被罢免[8]，接替他出任首辅的张居正从此登上了内阁权力的顶峰。在罢免高拱的次日，刚刚即位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就在平台召见张居正，并且对他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8]，授予他极大的权力。

在张居正执掌内阁的十年里，他不仅以帝师身份②常摄大政，还内结司礼监，并以慈圣皇太后为后援，擅罢朝臣。③此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示如属吏”[2]5917。而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风波，更是将张居正推到了帝国权力的风口浪尖。且不说围绕夺情上演了多少场政治闹剧，就算是最后张居正不得不归家居丧期间，神宗仍然命吕调阳等内阁其他辅臣，“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7]

尽管得到皇帝支持、手握强权使张居正较为顺利推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但他也为自己逐渐上升的权势感到担忧。万历八年（1580）三月，他连续两次上疏皇帝，请求致仕[7]，皇帝不允。至此，内阁权力发展到了有明以来的顶峰。

二、万历朝“后张居正”时期君相权力关系的发展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明神宗亲操权柄，在此期间，内阁成员鉴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教训，不敢再对皇权发起有力的挑战。自此，明代内阁再不能独立发挥政治效应。与内阁并称“内外相”的司礼监，其首领冯保由于与张居正的密切关系，在皇帝“倒张”的浪潮中首当其冲，被贬至南京，自此，终万历一朝，司礼监再无权阉的出现。万历六年（1578）春正月，慈圣太后李氏还政[8]，自此以后，后宫再没有出现一位可以主导皇帝发号施令的后妃。而值得注意的是，据史料记载，自万历十四年九月以后，朱翊钧本人也“久不视朝”，并且以自己头眩为由罢免了日讲，开始了漫长的怠政时期。④

这样，明朝廷看似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然而，“后张居正”时期的万历朝廷，文治武功却并未废置，反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修订国史、“三大征”等。我们不禁疑惑：既然明代君主专制已经发展到顶峰，而皇帝如果真的不理政务，那么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实际上，虽然明神宗“怠政”，但并未影响他对帝国权力的掌控，皇权仍然以谕旨、票拟批红等形式牢牢握在他的手中。那么，皇帝是否上朝、是否參与经筵日讲对明代君主权力的运行而言也就无关紧要了。

三、万历朝内阁权力趋弱的原因

万历朝内阁权力的衰弱，其原因一是朱翊钧本人的有意压制，二是鉴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的下场，内阁诸臣不敢再对皇权发起冲击，其三，根本原因则在于内阁权力实际上只是皇权的让与。总而言之，阁权的衰落就成为必然。

（一）“垂拱而治”：明神宗的个人性格与其对内阁的压制

朱翊钧压制内阁权力，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同他成长于藩邸，又被偶然拥立为帝的祖父明世宗不同，朱翊钧四岁就被父亲明穆宗立为太子，即位后，处理军国大政的权力又都长期交给了母亲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负责，这段时间，朱翊钧除了参加例行的事务以外，几乎没有独立处理政务的经历。他既不能像自己的祖父那样“章奏批答疾如风雨”[8]，又“耻为臣下挟制”[8]，不甘像自己的父亲那样“端拱寡营”、放任“柄臣相轧，门户渐开”[2]258，因此，只能以奏疏留中、诸司缺员不补的手段，来实现所谓的“无为而治”。《明神宗实录》对这位皇帝有这样的评价：“上仁孝圣神，■绝千古，享国愈久，圣德弥隆。无挽近综核之烦，而自臻治古几康之理。海内沐浴玄化几五十年，国祚灵长，永永无极，所培毓远矣。先是，因秉轴者惩操切之过，不无稍剂以宽大。而上明习政事，乾纲独揽，予夺进退，莫可测识。晚颇厌言官章奏，概置不报。然每遇大事，未尝不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中外振耸，四封宴如。虽以忧勤之主极意治平而不得者，上独以深居静摄得之。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未足况也……庙号曰神，殆真如神云。”[8]虽然把朱翊钧和周成王、汉文帝这样的圣王相比有失妥当，但承认他虽然表面“怠政”，但每遇大事，都能“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使得“中外振耸，四封宴如”，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符合“后张居正”时期明神宗所作所为的。此外，《实录》的编修者更进一步点明，“后张居正”时期，内阁、部院、言官权力的全线衰落，是神宗“深居静摄”，有意为之。张居正对明神宗严苛的管教和对皇权的长期代理，引起了神宗对臣下的极大不信任，这是导致皇帝压制内阁权力的直接原因。

（二）“威权震主”：江陵秉政的前车之鉴

“后张居正”时期的阁臣，几乎都经历了张居正内阁权力的风云变幻。可以说，张居正专擅到最后的凄凉结局，给其后的阁臣以极大的震慑，更提供了政治借鉴。申时行就曾经指出：“自江陵柄国，以刑名一切痛绳海内，其治若束湿，人心嚣然……海内苦操切久矣。”[9]对于张居正“痛绳海内”，无视君上权威的做法，申时行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隆古圣哲，都俞一堂，龙云类从，鱼水交契，故能翼宣至理，跻世熙平”[9]，就是说，君臣关系应该像鱼水一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治平。张四维也认为，内阁实际上就是“古丞弼之司”[10]，是辅弼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决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王锡爵也在给皇帝的上疏中称：“臣等猥承张居正擅权之后，侍皇上久御练事、至圣至神之主，兢惕万倍。纵胆智包身、奸雄盖世，安能颐皇上之手口，借以处人？”[8]

由此可见，万历朝“后张居正”时期的内阁阁臣，鉴于张居正内阁的专擅及其结局，不敢再对皇帝的权威发起实际上的挑战，只能牢牢的依附皇权，其结果也就必然为皇权所制，最终走向衰落。

（三）内阁权力的实质：皇权的让与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认识到，正是明神宗有意为之，才造成明代“后张居正”时期内阁权力的弱化。但笔者认为，这只是表层原因，内阁权力逐渐弱化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内阁权力实际只是皇权的让与。

即便是内阁权力发展巅峰的嘉隆时期，内阁的权力也依然只是皇帝的授予，夏言曾经在奏疏中辩解说，“拟议虽自臣下，一经御览即系圣断，非臣下所敢轻与者”[11]。对于权势熏天的张居正，史书也这样记载，“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2]7802；而张、冯二人“所以胶漆如一人者，仅以通慈圣一路耳”[12]233。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凭借慈圣太后和冯保所代表的皇权，张居正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对明朝中枢权力的操控。

万历四十一年（1613），时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更是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内阁权力的本质：“（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亦止于票拟。其委任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则势固必败……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然也。”[8]

在政务运行过程中，皇帝谕旨的决策作用远远超过内阁票拟的作用，票拟之于皇帝而言，始终只是一个参考文件，这更说明，明代内阁的权力实际上只是皇权的授予。除了直接控制内阁权力之外，就连阁臣本身的任免也完全由皇帝掌控，这是目前史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笔者不再赘论。

鉴于内阁权力的这种实质，加之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13]的前车之鉴，万历朝“后张居正”时期的阁臣便更加紧密地依靠在皇帝周围。无论是张四维、许国、张位、朱赓，还是“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2]5768的沈一贯、方从哲等人，无不是凭借明神宗的信任，才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作为。“世间再无张居正”[14]89，内阁从此再无力与皇权抗衡，其权力走向衰落，也就是必然的趋势。

四、如何认识明代“君主专制加强”的结论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们梳理出这样一条线索：有明一代，皇帝始终主导国家权力，朝会、经筵日讲只是形式，皇帝是否参与这些仪式与是否主理政务无关。另一方面，明代内阁权力虽然来源于皇权的让与，但其类似于宰相辅弼天子、引领诸司的作用却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废止。

（一）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但并没有废除宰相制度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宰相制度的废除”的说法[1]16并不成立。洪武年间，朱元璋废除的是中书省，而六部取代了中书省实际执掌了宰相权力，内阁设立后，宰相的部分权力又由内阁、司礼监共掌[15]52。清代学者夏燮也认为，明代内阁“实则宰相，惟品秩无一定耳”[16]8。从上文来看，明神宗怠政数十年，很难算得上勤政，但明帝国的朝政却并未因此废止，由此可见，明代皇帝并不是所谓“独夫”，相权虽然受到极大限制，但依然存在。因此，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说法有待商榷。

（二）明代君主专制较元代加强，但并不能算作达到顶峰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禁绝任何一个机构独掌相权，相比元朝，明代君主专制可称加强。但明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20]，“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17]29，综合了历代的典章制度。明代的内阁行政体制，与隋至唐前期的三省六部、宋代中书门下体质相比，很难说哪种体制下的君主专制更强，因此，明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观点，亦有待商榷。

（三）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应以发展的视角去看待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发展和君相权力的此消彼长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仅明代不同于秦汉、隋唐、宋元，从上文的梳理来看，就是有明一代，十六位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和相权关系的发展仍然各不相同。因此，不能笼统地认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一直处于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应该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古代中央政治史的演变。

（四）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启示

普通高中历史教学，上承义务教育历史教育，下启高校学习阶段的基础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史发展脉络的再释，笔者认为，中学教师在日常历史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需提高自身历史逻辑和实证意识。史学固然需要一定的合理想象，但实证、求真仍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核心和灵魂，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在于说明全部真理”[18]250。因此，作为历史教学的主体，教师应该提高自己辨别史料真伪的能力，另一方面更要提升自己的历史逻辑思維，不仅要将历史事件、历史观点客观地传授给学生，更要授以还原事件和支撑观点的史料和方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向他的学生们讲的，“不要向我喝彩，并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19]76。

2.日常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实证、辨伪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能完全依赖、背诵教材，而是对教材中的观点提出合理质疑。在此基础上，应引导学生学会收集、辨别史料，合理通过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独立分析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养成史必有书、书必有证、证必合理的严谨学术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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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明世宗实录[M].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影印）.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