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2018-10-23栾祖香徐子恒孟杰

学理论·下 2018年1期

栾祖香徐子恒孟杰

摘要：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研究和应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乎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个发展理念”“五位一体”以及“四个全面”的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我国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马克思三大社会理论对中国经济的上层建筑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贯穿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始终。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形态；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41-04

通过对社会形态理论的探索，马克思把覆盖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层层迷雾一一拨开，从而科学地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来面貌。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除了为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不同来划分而形成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还包括马克思从“人”视角出发思考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被众多学者提出来并给予极大的关注。当前，进一步研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深度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一）最初萌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国内又称为《44年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在《44年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思考人类历史，着眼于人的发展，从源头开始“《44年手稿》的内容似乎是庞杂纷繁、动荡曲折的，这不仅是因为各种思想材料只是初次在这里得到综合，而且是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正在经历一个‘临产前的阵痛，它还是不稳定的，甚至概念、术语、表达等等也是兼容曲折的。”[1]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还将“主要内容按理论逻辑简要地区分为这样几部分一是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是以‘异化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三是以‘劳动——其原则是‘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2]马克思以人的本质——劳动是否异化为原则，因此人类历史被马克思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没有发生异化的阶段、已经发生异化的阶段以及扬弃了的异化的阶段。这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最初萌芽。但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唯物史观的彻底转变，也还没有发现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发展规律。因此，此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依旧占主导地位。

（二）基本雏形：《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并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已经不再纠结新世界观理论，并且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系统阐述，同时，在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对于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此时的马克思认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话了的并与之做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丝毫也不因此而减弱。”[3-4]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等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生产。他们着眼于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劳动工具，对分工状况、所有制关系状况等对于人自身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研究结果的特点，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他们认为“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5]由此出发，以社会的生产工具形态，生产关系，所有制，分工等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不发达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和分工等发展的不同阶段为特征，可称之为“自然形成的社会”；第二阶段以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发达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和分工为特征，可称之为“文明创造的社会”；只有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消滅了旧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分工之后，人类社会才能作为“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联合”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并“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使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3，6]。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有了对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比较明确的思路，最重要的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进行了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思想。

（三）正式提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相比较于《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前期理论准备而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年手稿》，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更加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3，7]这标志着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已经走向成熟。

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过程

（一）全面深化改革理论提出的原因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传统的经济发展弊端日益显现，主要包括：其一，在短时期内内需难以扩大。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内需，投资，出口。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总值50%以上来自于出口，虽然在近10年有所降低，但是并不是十分明显。其二，传统发展模式不能够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高耗能低产出，且产品主要是来自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新时代下，经济发展模式急需变革，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应建立以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为中心的中国创造。其三，资源短缺成为全球面临的问题。全球资源短缺，包括我们引用的淡水资源，用于工业和取暖的煤炭资源，用于燃料的石油，它们在短时间无法再生，用多少就少多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转变企业发展模式，探索新能源。其四，“后危机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古语有云“善谋局者必争先，欲争先者须图变”[8]。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要想抢占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因此，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适应新需要，新的发展问题，必须提出新的解决对策，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二）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成就

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统驭全局，部署谋划，在顶层设计之下分头攻坚突进，以破竹之势开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局面。改革落地之有力，行动之快，效率之高，让世人瞩目，让全党全国人民为之振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认真贯彻执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经过几年的时间，我党领导人民取得可喜的成果，从简政放权到金融改革，从自贸区推广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收入分配到户籍改革，从高等学校招生改革到央企负责人薪酬调整，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再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等短时间内，取得了几百项改革成果，改革呈现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景象，大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大喜。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再接再厉，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果。

（三）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挑战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刻都可能存在着危险，正所谓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9]。在国际的大环境下，基于我国目前发展的水平，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可能遇到如下挑战：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经济，而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关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因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调整相应的经济制度，来促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二，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在我国“雾里看花”的“对面不相识”的现象就是在形容雾霾，雾霾主要形成于废气的排放，特别在冬季的北方和重工业较多的地区更为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APEC蓝要在中国一直蓝下去。其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处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中，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其质量高价格低而遍布世界市场，各国为了保护本国进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例如贸易壁垒等。面对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丝毫不畏惧，在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攻克难题，一定能够实现“两个一百年”计划和和谐社会的目标。

三、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意义

（一）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往往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或者联系起来，而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等同或联系起来，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结果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姓“资”、姓“社”的问题的争论，使经济改革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为了使经济改革顺利进行，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了详细科学的解释说明，提出了“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论断。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大社会形态对应于自然经济社会，第二大社会形态对应于商品经济社会，第三大社会形态对应于产品经济社会。第二大社会形态为第三大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因此，各國各民族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本民族的实际情况选择社会经济制度形式，跨越一种或者几种社会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情况是允许存在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直接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跨越整个“商品社会形态”的所有形式，直接进入“产品经济社会形态”[11]。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总体的规划和把握，深刻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小康生活。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和谐社会。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下建立起来的。

（二）对全面深化改革中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的影响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物质生产生活极大丰富，进而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应了那句“衣食足而知荣辱”。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利益原则又导致人的“致富欲望”空前膨胀，因此有些人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也导致在某些领域的社会规范缺失而违反伦理道德的现象屡屡出现，直接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成为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告诉我们：使人异化的市场经济，又能够产生对人有益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能力。人的全面发展和市场经济之间是一种既联系又矛盾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市场经济的灵魂就是社会主义原则，也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因此我们既要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又要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不仅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建设好物质基础，同时还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让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经济基础。特别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礎作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四、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与全面深化改革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建设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目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带领下，我国对原有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逐步转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发展商品经济。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更加注重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来一系列的经济战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应如何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长期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发展与创新[10]。改革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不适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部分，使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我国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和谐和全面深化改革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和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重新认识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与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12]。有人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像一条大河，公有制经济是这条河的源头，控制着这条河的命脉起主体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就像这条河的支流，使河流有了生机并以自己的力量造福社会，所以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

第二，明确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主要有“两只手”在发挥作用，其中“无形的手”指的就是市场，它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之适应的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竞争、有序的良好的现代市场秩序体系。例如，市场决定价格机制，主要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等。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内在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市场难以解决宏观总量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难以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容易引起垄断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诸多问题[13]。要有想效地克服市场经济的这些不足和缺陷，就需要“有形的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须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其他手段为辅对市场进行有计划的调控，使市场和计划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要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相关制度。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明确指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蓝图。

第三，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由“引进来，走出去”到“四个面向”，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虽然只有几字之差但对于国民经济却是由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放眼望去，现在世界的发展处在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一个国家发展了其邻国也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反之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可能会波及几个国家甚至影响全球的经济发展。典型的实例就是中国的高铁和“一带一路”，两者分别代表的是中国的高新技术对世界各国发展的影响以及战略性经济政策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有益之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在改革中开放和在开放中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发展。随着APEC和G20在中国的召开我国充分地发挥了大国风范，并在世界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表率作用。

（二）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也应该随着全面深化的推进而不断地调整，以适应更高层次的经济改革，因此，上层建筑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作为现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政治上提出更切实际的民主，使得人民民主专政得到最广泛的实践，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实施。因此，国家必须从制度上保证人民能够行使参政、议政权利，以及对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具体来说包括：其一，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的有和人民利益切实相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评议与民主监督机制。其二，要形成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对于权力要辩证地对待，在法律范围内的权利是造福人民，滥用权利也是害己害人，因此对权力的制约极其重要而又必要，所以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从严治党。其三，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4]，防止因决策的随意性而导致决策失误，进而导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无法合规律、合目的实施。

第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在当今社会民主得到广泛发展，要想使全面深化改革得到更好实施，就必须实行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以抓好党内政治生活和抓好党内监督为基点和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书写了从严治党的新篇章，开创了从严治黨的新局面，也把党的制度建设提高到了新水平，新的高度。

第三，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及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用实际行动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长足发展。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阶段的需要，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时期、新的变化、新的历史任务，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全局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当时社会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实行的国家高度集权的领导方式，体现为党通过国家权力“对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的全面干预和直接管理”[7]。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的高度集权的领导模式不再适用，要求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直至今天，在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理念依旧为我国经济服务，而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和世界的经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贸易零关税”等政策，不仅对本国的经济有利，更是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真真.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J].学理论，2015（7）.

[2]赖恩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D].上海：复旦大学，2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3，4，13，19，23，40，45，46（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72，1972，1962，1963，

1972，1982，1979，1985，1979.

[4]张丽红.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J].学理论，2011（16）.

[5]胡为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我国现实社会的属性[J].新视野，2008（3）.

[6]焦存朝.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系统研究的力作——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生成与当代价值》[J].党史博采（理论），2014（4）.

[7]邓小平文选：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93.

[8]刘尧.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路径[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5.

[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13（22）.

[10]戚书平.社会形态演变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