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军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当面向中国的现实，关注当今的时代，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不能成为毫无意义的经院哲学式的纯逻辑演绎和思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地在欧洲，有着自己的来源和传统，我们必须解决其理论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使其具有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从而解决中国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38-03

从范畴到范畴，从概念到概念，只是一种在象牙塔中的徘徊而已。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放逐”问题，萨特在批评苏联模式时曾经指出：“在它之中发生了一种真正的分裂，把理论扔到一边，把实践扔到一边……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直接的针对性，才能使中国化的理论变得丰富、生动，具有历史感和说服力。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者和理论家们不断开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瞿秋白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具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把理论转化为可应用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复杂的世界局势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要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转换为一种方法，去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又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用于解答中国的问题，从中发现原创性思维和内容。

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写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自1919年开始，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史和哲学发展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1919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件不能被忽视的重要事件，为了反驳胡适主张“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立场，李大钊在1919年8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旗帜鲜明地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写道：“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认为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主义”的，不能把两者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指出了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对于一个有着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来说，通过改良的方式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对于当时各个方面都腐朽落寞，整体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国社会来说，必须用革命的方式，对社会问题做一个彻底根本的解决。

在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表明自己“主义”的宣言书，阐明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研读，李大钊成了中国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完整表述的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真正标志着李大钊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篇文章中，李大钊结合当时中国的历史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进行了思考。

在1915—1924年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始终是一个有着巨大作用和影响的中心人物，他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在1919年之前，陈独秀倡导的“人权”“民主”理念，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干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非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促使这一根本性转变产生的因素，是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经历这两次运动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出现很大变化，开始把政治要求诉诸无产阶级。1919年12月，陈独秀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表明他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陈独秀便在上海着手建党的工作，在南陈北李的共同推动下开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李大钊主要是结合历史学对唯物史观进行介绍和阐释，而陈独秀则结合政治哲学开展对唯物史观的介绍阐释，这是两者不同的特点，他们共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瞿秋白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因为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中国形式和中国原则，进而针对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况，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道路，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始终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瞿秋白在他的理论活动中始终坚持两点：一是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二是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瞿秋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极为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环，他的思想在之后经过了李达、毛泽东的继承、改造和发展，不断成熟进步。

蔡和森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理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他第一个完整把握和准确介绍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本思想，他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一书中系统地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了介绍。从人类学古史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和阐释，进入了当时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尚未涉足的一个新领域，有着独特的理论贡献。除了介绍恩格斯的思想之外，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对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的主要思想也做了介绍和阐释，成为中国人认识和了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除了对人类学古史的研究，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对中国的古史也进行了论述，虽然叙述较为简略，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也不多，但这是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开端，在此之后李达的《现代社会学》、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等书，都是在这一方向的深入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二、建党之后党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是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李达由于其承担的实际领导工作较少，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理论研究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卓越的理论贡献。

在李达的青年时期，处于列强侵略，清朝将灭亡的历史时期，少年的李达积极参加当时的爱国学生运动，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立志复兴国家。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救国之梦的破灭，不知出路何在的李达，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使他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历次的示威请愿游行被镇压后，李达认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科学技术救国也是没有用的，只有走革命道路，推翻反动政府才是出路，于是李达便弃理从文，奔赴日本，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期间，李达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同时还翻译了很多书籍，向国内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和李大钊、蔡和森等同志并肩战斗，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进行了论战，在论战中传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0年，李达从日本回国，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工作，担任《共产党》刊物的主编，是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嘉兴南湖上的那条船，就是李达和夫人王开悟女士设法租到的，“一大”决议成立中央工作部，李达担任宣传主任。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第一个出版社，李达担任出版社的主持人，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大量的书籍。1921年开办的上海平民女学，李达任学校校长，领导《妇女声》杂志的工作，推动了党的妇女工作。

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名著《大众哲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河。艾思奇力图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是《大众哲学》最直观和显著的特点。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第四版代序中说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的课堂里去。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这样的大饼，在吃草根树皮的广大中国灾民，虽然已经没有能力享受，但形式粗俗，没有修饰剪裁，更不加香料和蜜糖，‘埋头在学院式的读物里的阔少们，自然是要觉得不够味的。”艾思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方向，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学习和借鉴意义。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张东荪和革命变节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的论战中，艾思奇批判了他们的哲学思路和思维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艾思奇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中并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艾思奇指出：“中国化绝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的，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艾思奇的这一思想对今天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从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書体系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出了知识论化的倾向，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僵硬的教条，禁锢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就是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进行深刻反思的著作，他认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关心人的生存，给人以智慧，要体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冯契指出：“对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不能够迷信它，哲学研究不能一磅门户，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各派哲学都应持有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该如此。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思考、自由讨论，经过分析比较，做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的赞成它，要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哲学家如果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冯契在《智慧说三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要“个性化”和“中国化”。哲学的个性化，是指哲学家的思想创作体现着哲学家的个人生命存在和心路历程，在哲学史上，哲学的个性化本来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并不成为一个大的哲学问题。但是在哲学史上的某些特殊时期，哲学的个性化也会出现失落，而成为一个大的哲学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就存在着哲学个性化的失落与重建问题。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哲学的强烈政治化倾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哲学也像现实政治一样实行大一统，从而导致了哲学个性化的失落。这样一来就把哲学理论视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使哲学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内在价值，使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变成了为现行政治、政策的合理性作论证。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空间的开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个性化失落的困境才终于成为可能。关于哲学的“中国化”冯契认为要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哲学史领域，利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范畴、命题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贡献

毛泽东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身边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经过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的筹划准备，于1918年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当新民学会的一批批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则选择留在中国，这一选择的原因，可以在毛泽东写给老同学的一封信中看出，他在信中说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在杨昌济、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去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工作，由于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毛泽东通过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到湖南之后，在引领湖南的学生运动同时，主持创办了《湘江评论》，在湖南以及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刊物中的文章明显地反映出了李大钊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在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特殊贡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件比较困难和复杂的工作，因为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作为先进的思想出现的。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他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美国学者莫斯那指出：“对‘生产与劳动结合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主义思想的特点。”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只会读洋课本的人不可能解决，只关注中国精英文化的也不可能解决。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取，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性。

参考文献：

[1]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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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14.

[6]艾思奇.艾思奇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38.

[7]冯契.冯契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