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蕊

摘 要：中西文化形态的边界相对比较清晰，主张个体本位的西方文化，自从人类进入商品经济以来，一直是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性文化。而中华文化体现出的社会本位，它是人类在自然经济时期最伟大的一种文化形态，创造了人类在这个阶段最光辉的成就。在两大文化差异比较的基础上，探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

关键词：中华文化；西方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66-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经济体制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运用于同一市场机制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结合，以道德滋养法治，让法治使道德成为一种自觉。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作用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文化源于人口生产

人类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作为生命物种的延续史。物种延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人口生产。恩格斯曾指出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13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生产包括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有的将其扩大为三种生产，即人口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是两种不同的方式，精神生产可以以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为载体，精神生产表现为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只说两种生产而不说三种生产，是因为学界提出的第三种生产可以融进前两种生产之中。

为了实现人口生产，过去的人口生产方式实际上演化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人口生产力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另一种是以人口生产关系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所谓人口生产力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就是人类人文精神的英雄主义，主张个体的创新发展。那么以人口生产关系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人类生产关系上的集体精神。西方文化是以人口生产力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文化，而中华文化则是以人口生产关系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文化。导致人类共同体之间有先进落后差别，从可能性上讲，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把这种差别归因于不同民族的先天禀赋，往往按照这一角度分析会走向种族主义。但这种合理性不是决定意义上的合理性，在寻找不同民族之间发展水平差距时不能完全排除种族先天禀赋上的某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先天禀赋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证明民族的差异性。在考察人类不同民族的发展水平时，一个是民族自身生理方面的差别，另一个是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前面一个原因如果不足以提供解释人类不同民族发展水平差别的话，那么地理环境差别就变得重要了。

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不是在人类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一样，要予以历史的维度对地理环境的作用进行审视。在人类自然经济的时候，地理环境会发挥直接的作用，在商品經济时期，尤其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虽然仍然存在，但不会直接起决定作用。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必须区别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越是早期的社会地理环境导向作用越明显，越是后期的人类社会发展中地理环境的作用越是间接。过去自然经济时代土地就是一切，领土问题看得很重要，寸土必争。过去地理环境决定论被模模糊糊地否定，有它的合理性，按照今天的发展状况来看，也有深入研究的地方。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历史维度

中华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占有的特殊的土地环境有着内在的关系。首先中国土地相对封闭，这是针对自然经济发展时期的状况来说的。这一地理环境造就了两个特点：第一，中华文化走出去困难；第二，外来文化走进来也相对困难。中华文化内部还有一个动力机制，在一个相对广阔的文化圈里，长期存在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斗争。在两大不同文化的长期斗争中，农耕文化占了主导，它内在地存有忧患意识。农耕时节是较长的时节，但是收获的季节却很短。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局面：一年的忙碌所获取的财富可能很快失去。所以农耕文明将“安天下”看作是常态的需要。

虽然中国长期存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却以农耕文化为主导。两种文化的对峙不是一种均分的局面，而是一种主副的关系。农耕文化最具标志意义的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上升到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把国家管理与家族治理一体化。这种管理模式把伦理原则政治化，“忠”和“孝”一体化，既节省了管理成本，又使好多矛盾都化解在家庭这一最小的细胞里。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把管理的责任下沉到家庭里，使得社会管理模式微型化。在自然经济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是脑力劳动者没有进入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知识搁浅在管理领域，为数不多的脑力劳动者从事的是社会管理工作，正因为这一点，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变成了生产力增长的基本要素，社会管理方面的成本减少了，相对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了，中华文化成为人类自然经济时代走在前列的文化。

中华文化强调整体协作，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图强。中华文化附着在人口生产关系上，它包括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体现为性别差异的质的差别，亲子关系体现在年龄差异的量的差别。差别有序的整体协作构成了和谐运行的整体。西方文化在竞争意识的推动下探求个体图强。“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从无序走向有序只有通过法制前提下的竞争才能实现”[2]19。它与中华文化生成的环境区别十分明显。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来看，西方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开放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大的文化圈，让任何伦理的东西很难发挥作用。道德伦理的实现需要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靠的是主体的稳定性。西方文化的主体在地域上流动性较强，所以西方文化崇尚法治。中华文化是伦理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体系，而西方文化是法治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体系。法治具有理性的特点，伦理依靠主体的稳定性。“法”不针对具体的人，只针对具体的客观事件。西方文化成长为以法治为特征的文化形态，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开放的地理环境，人口流动性强。社会管理有效的运行，必须依靠法治手段。法治方式的载体只能是个体，关注的是自然人，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因法治的规范而规范。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式显著地适应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提供的发展环境就是资源的频繁流动，配置的高度灵活，所以西方文化选择了个体本位。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态中不再直接发挥文化生成机制的作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突破地域限制，进入“地球村”的空间。因此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明交流，发扬各自的文化优势，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路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视角解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它承认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和暂时性。所谓共同富裕就是确认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统一起来，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关照下，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个体图强。

马克思主义发源于西方文化，它是西方文化自我扬弃的一种文化，在追求集体利益中实现个体价值与人的解放。“马克思没有因倡导集体活动方式而忽视个人行动的自由，相反，马克思是把集体组织方式作为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3]12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扮演这一角色，它将西方文化的法治与中华文化的德治运用于市场运行中，使中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社会本位理念与社会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理念存在着互通之处。中华文化对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当接受人类解放的价值观念时展现出自然和从容的态度。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不仅找到了运用中华文化伦理原则注入市场经济的时机，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引领人类去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引领人类去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政府作用的环节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吸收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国改革走到今天所展示的逻辑前景表明人类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新的发展选择。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把“中国模式”提出来，并且强调了中国改革具有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孕育的中国模式之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继承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要素结构是市场作为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权力在西方文化的话语里处于隐性的地位，即便是接受凯恩斯宏观调控主张，也通常只发生在出现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它不允许因掌控政治权力去谋私，去破坏个人努力与个体图强。“在法治之下，防止了政府采取特别的行动来破坏个人的努力”[4]95，尽可能地将政治权力在市场中的活动范围限制到最小领域。在社会本位的语境下，“在填补市场留下的缺口或管理私人活动方面，政府有着必须执行的职能”[5]72，政府权力可以发挥引领社会整体发展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表达的是将个人的人生目标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人民的福祉一致起来考虑。中华文化的基因里包含着社会本位的成分，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运作方式，在于中华文化具有这样的禀赋。中华文化可以将政治权力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工具运用到市场经济，通过这一工具可以制衡自由竞争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状态。

人类通过理性可以化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个矛盾。西方文化把人类引领到今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繁荣的物质世界，与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发挥主体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功不可没。但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状态，恶化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做到马上消除这种现状，但从逻辑上可以展望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资源来自中華文化的德治与西方文化的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彰显的是从法治原则中寻找普遍个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博采中西文化之众长，结合中国国情探索而成的中华新文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余金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解读[J].科学社会主义，2009（2）：17-23.

[3]王力.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哈耶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英]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