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云河

魏晋时期社会政治腐败严重，嵇康重拾“正名”话题，提出“正名号”理论。嵇康提出“名以标识”、“越名任心”和“弃名任实”三个方面的论题，将人对私欲的追逐与名教的本来意义和功用相剥离，把名教从功利和工具性的藩篱下拯救出来。

一、名以标识

嵇康要正的“名号”，开始于对“物之自然”和“性之自然”的分析。

《声无哀乐论》云：“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语言并不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事物，不同的事物有着它独特的名号、称谓，只不过是为了区分别类给它们各自称名罢了，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便于认识和辨异，所谓“因事与名，物有其号”。所以说，异域的语言也遵循着它本身的“自然之理”，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违背自然规律行事。

由此，嵇康得出结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我们的内心情感和外界事物有着不同的属性和功用，不同的名号其功能也不可混同。声音自然应以好坏论，而跟哀乐情感无关；哀乐的自然情感是内心情绪激发而出的，和声音也无关系。“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如果我们不加辨别，则名实无当，人物不分，“染太和于欢慼，缀虚名于哀乐”，就会产生“声有哀乐”这样的荒谬论断。

二、越名任心

嵇康的“正名”理论是以“心声二物”的分立为出发点的，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区分两种自然存在物的自然属性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使其并行而不相害。联系嵇康的现身政治处境，他希望名教回归，阴谋去位，自然本性得到张扬。作为世修儒学的名望，嵇康自然也满怀憧憬希望看到名教敦世化俗的现实效果，可它却异化为野心家谋求权力、世人博取名利的工具。

有感于此，嵇康提出了还原“名教”自然本位的观点，“名教”是当世以虚名私利为主的“伪名教”、“伪道德”，“自然”是“名教”当有的自然发用的状态，“越名教”并非“毁名教”“弃名教”，更是要进行“正定名教”“唤醒名教”，这才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深层意蕴。

其实，嵇康的“名教”并无那么强烈的反对世俗礼教的色彩，而只是对人的自然情感的不合理或过度的发用造成的一种“好名之心”，“越名教”就是要超越或摒弃这种“好名之心”，“任自然”就是要“显情”，“无措”，“智止于恬，性足于和”，以规正那种“神以丧于所惑，而体以溺于常名”的社会现实状况。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对应的是“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我们所处的贵贱地位和事物的实际情状不应源于和取决于私欲的流动和智巧的发掘，应“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即人自身的真性正欲（“性之自然”）和失性私欲（“自然之失”）的关系与人情（“性之自然”）和物情（“物之自然”）的关系，进而达到“越名任心”，“物情顺通”。

三、弃名任实

嵇康对“名”与“实”的关系更为清晰表达是“收情以自反，弃名以任实”，“弃名”就要“收情”，“任实”就要“自反”。“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为恶”，摒弃自是之心，还原事情真相，隐匿则有私，无措为大公。只有“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才会得到“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的效用。

嵇康对当时“滥于名实”的状况是痛心疾首的，故而他对“名”基本上持鄙弃的态度。“知名位之伤德”，名位伤身伤德，需“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守之以一，养之以和”。“欲与生不并立，名与身不俱存”，患在不知足。要懂得“自反”，即“守一养和”，“遗贵忘富”，知足常乐，物归本性，这个才是“实”，才是事物存在的本来状态，也就是“自然之理”。

“正名”是面对世俗流弊和僵化的体制机制，“名教”丧失或者说偏离了它原来敦世化俗的客观作用，嵇康就是要将人对私欲的追逐与名教的本来意义和功用相剥离，把名教从功利和工具性的藩篱下拯救出来，唤醒它的独立个性，重新以之来规正人的活动，只不过这种规正可能更多的是任其自然，顺其自然之势而动，这属于“正本”的过程；而“弃名”则是抛掉那些异化了的、原不属我的名利的虚壳，将加诸名教的泛滥的情欲和不合理的诉求涤除洁净，使名教继续发挥其原本的（虽然是弱化的和隐性的）效用，使人的（最本真的和纯洁后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得到合理的释放和找到适当的归宿，这属于“清源”的过程。所以，“正名”和“弃名”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根本上是不存在抵牾的。

四、“正名”与“弃名”的对举

《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意为抛弃名教回归自然的观点的有力佐证，因为六经是反人性的，而人欲才是应当效法的准则。就《难自然好学论》整篇的行文风格来讲，它都是比较激进的，也很具有彻底性，似乎很能反映出嵇康与世俗礼教相决裂的态度和决心。但是我们参照嵇康其他重要的文章，细读发现，其实本篇流露出的思想态度过于激愤，反让人有突兀、失真之感，其中的某些表述与他文也多有龃龉之处。

《难自然好学论》：“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这与《太师箴》中所讲的“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厥初冥昧，不虑不营”的原始状态显然有着极大的分歧，而《太师箴》的叙写似乎更为切实中肯，令人信服。而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对比《太师箴》中第一阶段（“人伦肇兴”）的“宗长归仁”、第二阶段（“爰及唐虞”）的“先王仁爱”、第三阶段“大道沉沦”后的“攘臂立仁”，“仁爱”的观点在《太师箴》里出现于各个阶段。况且，《太师箴》中即使是“大道沉沦”后的“仁”，嵇康也都给予它合理的地位，并言其主观动机是为救世之用的（“惧物乖离”）。再者，“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名分成了规范检点人的外部表现的统治工具，但在《声无哀乐论》中，“制名”却是为了做出一个客观的“标识”，并无明确的感情偏好或伦理内涵。接着，“六经纷错，百家繁炽”，似乎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都成了追逐功名利禄、夭丧自然本性的罪人，这也明显是过于修饰和夸张其词。

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出发，我们仍然可寻其端倪。面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政治高压，嵇康首先树起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旗，表面看来是在和名教作不妥协的斗争，其实他真正敌视的对象是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和虚伪的礼教外壳。所以，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里讲的“名分”是被阉割过的“名分”，“六经”也是经过两汉时期经学神学化后逐渐僵化和教条的“六经”。至于“百家”学术，嵇康本人就是自小浸染，受益于斯，成长于斯，要想突破窠臼必然也要颠覆于斯，恐怕嵇康想要颠覆的“百家”也是已经固化缺乏活力的虚名罢了。

其實，嵇康很注重自己的表达方式的推敲和使用，比如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不说“六经以抑引为首”，只能说明现世的“六经”“主要”是“抑引”的，而不能说“六经”本来就是“抑引”的；他也区分了“仁义”与“理伪”，只不过现世的“仁义”以“理伪”为“务”罢了，并没有说“仁义”本就是“伪”的，这也为我们全面深刻地去理解嵇康的思想留下了一个缺口。

（作者单位：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