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恺新

何香凝是中国近现代侨界的著名人物。作为民主革命活动家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早在晚清时期就与海外侨胞有着密切联系，曾经侨居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组织，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何香凝长期致力于女权运动，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后成为民革主要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香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侨务工作长达十年，为侨务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毛泽东曾高度赞誉何香凝“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值得一提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家危难之际，何香凝挺身而出，积极组织“国难救护队”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以实际行动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何香凝画的梅花

1931年何香凝在法国巴黎

悲愤填膺 毅然回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何香凝和儿子廖承志正在法国侨居。听闻事变的消息，何香凝“悲愤填膺”，毅然决定启程回国，与同胞共赴国难，她在《致上海友人函》中写道：“参加全国反日救护死伤工作，以尽个人责任。”表明了投身抗日的决心。

1931年10月3日，何香凝从巴黎写信给上海《申报》发表对日宣战的主张，指出：“如我国民全体奋发，对日宣战，则香凝虽已老病，不能奔逐疆场，然亦必誓随我民众之后，作救护死伤工作，以向日帝国主义致最后之死命。”

在巴黎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得知何香凝心系国难，准备启程回国的消息，为她举行了一次送别会。出席这次送别会的，有在巴黎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也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军队的人。在送别会上，何香凝问这些人：“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回国？”她还激动地批评他们滞留在异国的行为：“你们知道祖国现在的情形吗？敌人已经越过国境侵入到祖国心脏了。我认为拯救国家危机，正是爱国军人的职责所在。但是你们没有想到祖国的安危，还逗留在异国，把保卫祖国的责任诿诸他人，我对你们感到失望。”何香凝在说这番话时，因为过于激愤，甚至没有向大家召开这次送别会致谢，就回寓所准备行装去了。

1931年10月23日，何香凝从法国马赛乘邮船阿多斯第二号起航回国，经地中海、吉布提、新加坡、西贡、香港等地，于11月28日中午抵达上海。在船上，何香凝在客舱里会见了国民政府法律顾问、法国法学家乔治·宝道，由同船东归的留法博士凌其翰担任翻译。会见中，何香凝将谈话的重点放在抗日问题上，据凌其翰先生后来回忆，何香凝“一开始就慷慨激昂地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反共政策”，表示要“誓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做斗争”。

何香凝抵达上海后，不顾长途旅途的劳顿，立即驱车赴莫里哀路会晤宋庆龄，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两人畅谈很久。在何香凝到上海后第二天即11月29日的《申报》上，刊登了《廖夫人昨午到沪》的报道，称何香凝此次回国“于此宗邦急难之秋，敢忘匹夫有责之训”，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何香凝于11月29日和12月1日，在上海连续接见《民国日报》和国闻社等媒体记者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抗日救亡的主张。何香凝指出，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国家大难临头，救国“是我中国四万万同胞所同具责”，人人都应负担起来，揭露“国联”这一组织“实为一各大国宰割小国及分赃之集团”。何香凝认为，对付日本侵略不能依靠“国联”，她倡议“国人应速自救”，并且义正辞严地说：“余以一个国民资格，凡有利国家、人民及余个人力量所能办到者，即牺牲任何一切亦所愿也。”何香凝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懑，明确表示不愿卷入国内政治斗争中，公开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的拉拢。何香凝表示：“拟一星期或十日内举行书画展览会，然后即常驻上海，从事于办红十字会之救护事宜”，并决定将书画展览会“所售得之款全数捐助给红十字会”，为国家尽自己的一点责任。

义卖书画 奔走呼吁

1931年12月7日，何香凝发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并于12月11日发表《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号召书画界人士踊跃义卖，以募集抗日资财。在宣言中指出：“香凝海隅闻警，万里遄归，于兹宗邦急难之秋，敢忘匹夫有责之训，权衡缓急，一念转移，则兴学尚可稍迟，而救国不容或后”，特决定“将积存时贤墨宝，并香凝历年所作画件，举行展览会，悉数变价出售，即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

12月12日，何香凝组织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召开了征集作品茶会，邀请上海的书画名流热情赞助参与，慷慨捐献书画作品。与此同时，何香凝还利用自己在书画界的社会关系，致电北平、广州等地的书画家征集作品。十余天内，即征得书画等物品1500余件，何香凝、郑洪年、叶恭绰等20余人认捐款项17750多元。

在何香凝等人的积极筹备下，12月27日，“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二楼东亚酒店大厅开幕，展出国内各大名家书画两千多件，其中何香凝本人的美术作品可以说是其“平生精力，悉寄于是”。由于事先宣传到位，参观者纷至沓来，当天即达两千多人，上海各书画名家即席挥毫，观者如堵，很多军政界要人均来高价购画，以表示对何香凝义举的支持。当时著名诗人柳亚子题诗云：“健儿塞北横戈日，画客江南吮墨时。一例众芳零落尽，忍挥残泪为题诗。”再一次表明书画家以书画创作支持抗战的决心，同时也对在冰天雪地里与日军作战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予以响应。

由于各界人士踊跃认购，这次展览会取得很大成功，共筹款两万多元。何香凝对此感到莫大欣慰，她认为“这是中国人高度的爱国热情的胜利”。何香凝在上海了解到东北义勇军自发抗击日本侵略的义举后，心情十分激动，她得知上海一些大学的学生热诚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便联络新加坡爱国华侨，将新加坡爱国华侨捐赠的抗日救亡款项转交给上海高校学生们购置抗日物资运往东北前线。何香凝还于1932年1月24日分别致函蒋介石、孙科和吴铁城，晓以大义，要求国民政府大力资助东北群众抗日运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奋起抗战，淞沪抗战爆发。何香凝不顾体弱多病，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活动。何香凝积极组织前线救护和慰劳工作，并亲自赴前线劳军。她不止一次冒着炮火深入到前线，目睹官兵们负伤不下火线后感动得留下热泪，她勉励前线战士们说：“你们好好作战，保卫国土，我回去一定为你们筹备救伤。”在太阳庙前线慰问时，何香凝遇到复旦大学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他们请何香凝讲话，何香凝有感而发，含着热泪激动地说：“中国不会亡！中国没有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们的老百姓都爱我们的国家！”她勉励青年学生们要为国家争气，向十九路军将士学习。

何香凝与宋庆龄在一起

日军进攻上海后，何香凝除了联合宋庆龄等人建立伤兵医院外，还创办了妇女救护训练班。这一时期，何香凝发挥自身的影响，先后组织了前线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护队、国难战士慰劳救护会等，并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统一领导这些组织，有力支援了淞沪抗日。然而，国民党当局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的抗日佳绩被无情地出卖了。何香凝闻讯后十分气愤，除了联络民主人士呼吁外，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

国难救护 支援东北

1932年5月，鉴于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何香凝结束了上海几处伤兵医院的工作，将尚未痊愈的伤兵移交给红十字会治疗，她将大量精力转向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活动中。由于“东北各地交通不便，义勇军饷糈支拙，以致伤病遍地，救护乏人”，何香凝遂联络老友柳亚子和郭琦元等，发起组织“东北义勇军国难救护队”，准备奔赴东北进行战伤救护。

郭琦元是著名医学家，是上海东南医学院的主要创办人和校长，他积极支持何香凝的义举，并表示将发动东南医学院师生参加国难救护队。柳亚子作为社会活动家，主动承担为国难救护队筹措经费的重任。

国难救护队的启动资金是由何香凝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的存款中划拨的，最初拨了5200多元，加上国难战士救护慰劳会的捐款500元，后来何香凝又给南洋侨胞发出许多信件，共募得捐款2540元，共计8200元。由于救护任务繁重，何香凝另成立了一个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由何香凝任主席，柳亚子任副主席兼会计主任，办理向海内外募捐及后方有关事宜。何香凝的义举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响应，身在新加坡的南洋爱国侨领、有“万金油大王”之称的实业家胡文虎，在接到何香凝电报后，立即给何香凝汇款1万元，还捐赠虎标良药10万包，派人运往东北赈济难民。

经过筹划，1932年6月13日晚，由何香凝发起组织的东北义勇军国难救护队的首批队员正式启程开赴东北。这批队员共14人，由队长杨庶誉带领，大多是有丰富医护经验的在职医师和护理人员，他们在东南医学院数百名学生的悲壮欢送声中乘火车北上，抵达北平后于7月20日转赴热河省。

这支国难救护队在到达热河后又进行了分组，上海东南医院医师龚继长在辽西抗日前线设立了裹伤所，及时抢救义勇军伤员；吴絮峰等多人被派往设在朝阳县肖家店的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在总监朱霁青的直接指挥下开展战伤救治工作，先后在朝阳县、义县一带救治伤病官兵数十人，特别是在1932年10月的义勇军攻打义县战斗中，吴絮峰等救护队员亲临前线抢救伤员，避免了抗日义勇军有更大人员伤亡；陈铸陶等人到位于绥中县的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郑桂林部工作，先后驻于鲍庄子、石岭、花户庄一带，救治遭日军飞机炸伤的将士及难民300多人。这些救护队员，凭着爱国热忱和献身医护的精神，爬山涉水，经历了千辛万苦，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他们是“都抱着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不归”的决心，紧张地进行救护工作，受到抗日义勇军官兵和爱国民众的称赞。

在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异常艰苦的时期，1932年11月17日，由何香凝组织的国难救护队第二批队员共20人，由队长黄健率领，从上海出发，先至蚌埠，与该队第二中队队员近80人会合后，共92人一起开赴东北，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救治伤兵工作，以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

很多抗日义勇军将领对国难救护队投身战伤救治给予了大力支持。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司令郑桂林专门派出一些义勇军官兵保卫救护队的安全，在出现供给困难时，总是优先保证救护队员的饮食。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朱霁青专门腾出好几间房屋供救护队开展救治工作。

然而，“东北义勇军国难救护队”属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护组织，并未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救护队的经费开支，主要靠何香凝等民主人士通过卖画、募捐而得，难以支撑长久。1932年10月8日，《实业日报》发表《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募捐启》，其中写道：“救护队尚须为长期之继续，非预筹巨款，决难放手进行。为此由本会议决，向海内外各界募集捐款。素仰诸君子热心仁术，慷慨为怀，务恳予以援助，则感戴者不仅香凝等个人已也。”募捐启事发表后，虽然也收到少量捐款，但仍难以做到长久支撑救护队在辽西地区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12月，国难救护队撤离辽西。此后，何香凝利用社会影响，继续为东北抗日救亡奔走呼吁，1933年初，何香凝还致信国民党中央，建议特赦全国在押的政治犯，交何香凝率领北上，从事抗日救护工作。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建议最终只能是石沉大海。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心系国难，以实际行动支持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不辞劳苦奔走呼号，这些义举同她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一样，值得人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