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珏玲

摘 要：作为近代首位到达远东的耶稣会士，沙勿略应当说是16世纪中叶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座颇为重要的桥梁。对东方而言，沙勿略通过其远东活动促进了更大范畴和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对西方而言，他的举措也客观上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总体而言，沙勿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取代的。

关键词：沙勿略；东西方文化交流；16世纪中叶

沙勿略（西班牙语：Francis de Xavier；英文：Francis Xavier ，1506-1552 ）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也是近代首位到达远东的耶稣会士。尽管在远东时间仅十年左右，但作为首位抵达亚洲的欧洲耶稣会教士，沙勿略却是16世纪中叶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座颇为重要的桥梁。他的到来，拉开了近代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崭新一幕。

一、从东方角度看沙勿略远东活动

沙勿略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的客观促进作用，始终是围绕其在远东的活动展开的。所以，在本题的探讨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挖掘沙勿略的远东活动来着手进行。而在沙勿略的远东活动中，涉及重要的两端，即作为沙勿略目的地的东方和作为沙勿略文化背景地的西方。首先，我们便从东方角度来看沙勿略远东活动对东西方文明起到的沟通作用。换言之，我们即是要首先探究通过沙勿略远东活动而促成的东方对西方文化认知的加深。

1542年5月，从里斯本出发的沙勿略一行到达了目的地印度果阿（Goa）。在果阿，沙勿略采取了因地制宜的传教方法，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删去一些拉丁文祷文，同时增加一些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教理条文，以此作为在当地宣讲教义的主要依据。由此，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在遥远东方的印度得到了一次大传播——在果阿，还不到半年，经常来听天主教教义的儿童已多达300人①。而且由于司教指示其他的教会也使用同样（的方法）传教，故沙勿略这种传教方法一直沿用了下来。到1549年8月，沙勿略一行抵达日本鹿儿岛，开始在日本传播西方天主教文化。到1550年8月末，从鹿儿岛出发的沙勿略一行到达平户，领主松浦隆信对他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允许他们在内地传教。沙勿略遂让逐渐会说日语的费尔南德斯布道，短短几日内就有100人左右入教。1551年4月末，沙勿略继1550年的短暂停留后第二次进入日本山口地区传教，到9月沙勿略离开那里时已经有约500人接受了天主教洗礼。②这样一来，西来的天主教文化便能直接经由本地信徒在日本得到传播，并且有了进一步繁衍的机会。

除直接吸收教徒之外，沙勿略还在传教当地培养了一批本地神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这批本地神职人员由于身份的本土性和适应性，在传播西方天主教文化时相较沙勿略等人而言受到的排斥性更小，因而能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间搭起一个媒介平台，也因而是有利于东方对西方文化认知之深化的。

1543年1月，以培养和训练葡属东方当地人司祭为宗旨的圣信学院在印度果阿建成。1549年耶稣会开始接手，此学院便更名为“圣保禄学院”。圣保禄学院招收的学生不仅来自于印度，還包括缅甸、中国等地的学生。该学院的学生除了接受“拉丁语以及神学教育以外，他们每周也要按各自民族组成不同的小组练习自己本国的语言和文字，这样他们可以保持流畅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③。自然，沙勿略希望圣保禄学院培养的本地人学生能够向自己的家乡人传教④。事实上，也确是这所神学院，培养了日籍天主教信徒弥次郎、中国籍信徒安东尼奥（Antonio de Santa）等了解西方文化的传教人才。以弥次郎为例，在果阿的圣保罗学院学习期间，弥次郎等人学习了葡萄牙语的读写与会话，受洗后又继续学习教理教义。回到日本后，弥次郎不仅帮助沙勿略将天主教教理书籍翻译成日文⑤，并且代替不懂日语的沙勿略等人亲自向家乡众人传播了天主教。因此，弥次郎就作为了一个中西方文化沟通的媒介，不仅自己学习了西方文化，还起到了向家乡人传播西方文化的作用。

二、从西方角度看沙勿略远东活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沙勿略的远东之行涉及重要的两端，即东方和西方。沙勿略的远东活动，一方面促进了西学东渐，加深了东方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作为外来人的沙勿略几乎难以避免文化碰撞的问题，为此不得不去接触和了解东方本土文化。在此问题上，归结起来大致有两个主要途径：其一，沙勿略等人通过对东方宗教的直接观察和对异教徒的接触来认识东方本土文化；其二，沙勿略等人借由他们所培养的本地神职人员来作为其认识东方文化的一个便捷窗口。但无论通过何种途径，沙勿略等人在远东事业中所造就的一个客观结果便是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关于印度的婆罗门教徒，沙勿略在1545年1月于柯钦写给欧洲耶稣会士的一封信件中描述了自己与他们的接触：“在走访信徒的村子时，发现很多的宝塔”，有一次看到的一座宝塔，“住了200多个婆罗门僧人”⑥。这说明在16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沙勿略代表的西方对东方的婆罗门教文化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还很浅显，但无论如何，有所认识便已经是一种前进了。毕竟对一件事物的认识总是经过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过程的。关于日本的佛教，经过1551年9月的“山口辩论”⑦，天主教与日本禅宗得以实现了初步的对话与互动。此外，1551年10月费尔南德斯在写给沙勿略的信中还记录了一段关于日本佛教知识的见闻——费尔南德斯等人向日本僧人询问成圣之道，而日本僧人答曰不存在圣人，因此没有追求那条道路的必要。⑧由之，通过这种种与日本佛教徒的辩论和接触，沙勿略等西方传教士对东方的佛教文化有了一定的认知。

另外，我们也已经提及，沙勿略在传教当地培养了一批本地神职人员，他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之间的一个媒介平台。而这个媒介不仅是有利于东方对西方文化认知之深化的，反过来看，它同时也能作为西来的沙勿略等人了解东方文化的一条捷径。为了完整地说明本地神职人员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媒介的双面性作用，我们同样以弥次郎为例来看这个问题。1548年4月，沙勿略在把弥次郎送入果阿的圣保罗神学院学习的同时，还委托当时的神学院院长尼古拉·兰恰诺特（Nicolao Lancilloto）在教化弥次郎的同时收集日本及整个东亚的情报。这些由弥次郎叙述、兰恰诺特记录并不断增补的报告即后来的《第一日本情报初稿》、《第二日本情报》、《第一日本情报二稿》和《第一日本情报三稿》。若概而言之，这些报告涉及日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现状，也包括了不少关于中国的内容。但在此处，这些报告不是我们的主题，故不再多言。仅是通过上述情况，我们能得以看到16世纪中叶时西方对东方认识的逐步加深。

16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沙勿略西来传教，由此引起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一场碰撞。而这场文化间的碰撞不仅促进了西学东渐，加深了东方对西方文化的体认；也造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认知深化的客观结果。

三、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异文化观

沙勿略在远东时期，实际上还逐渐形成了一种异文化观。他的这种异文化观，乃是一种在对待与己相异的文化时的观念和态度，有着强烈的文化适应性。关于沙勿略异文化观的体现，在这里我们主要谈两个较为显著的方面，即沙勿略对于传教地语言的因地制宜态度和沙勿略的文明吸引策略。

首先来说，语言障碍是沙勿略遇到的一个极大难题，给他带来了难以回避的麻烦——在通常情况下，当地人难以听懂沙勿略讲的教义与文化，而沙勿略也无法理解当地人的语言。处于这样的困局，沙勿略采取了一个很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尽可能地融入和利用当地人的语言。沙勿略曾在1545年1月给罗马耶稣会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所有城镇和村庄，我都把基督教的教义用此地的语言写下来”。⑨如此一来，沙勿略便很好地避开了一些语言障碍，从而使当地人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到天主教的教义和文化了。另外，沙勿略还曾亲自学习过传教地当地语言。比如在1549年8月抵达鹿儿岛后，沙勿略就曾花了一年时间来学习日本的语言和文化。⑩但是或许是由于传教事务实在繁忙，沙勿略自身的语言学习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就。但在沙勿略的督促下，跟随沙勿略的传教士恩里克以及费尔南德斯等人不仅习得了当地语言，还取得了不少成果。恩里克在渔夫海岸传教50多年，在泰米尔语的语言学、教理等领域都有所成果，同时他还促进了泰米尔语的出版事业的发展。1578年历史上最初的泰米尔语铅字书籍《基督教要理》被印刷出来，恩里克由此也被印度人尊称为“泰米尔出版之父”。费尔南德斯则着手编写了日本文典等，这成为了日后《日葡辞典》与《日本大文典》的编撰基础。本是语言不通的东、西方两端，但沙勿略为了适应当地语言文化以服务传教事业，而主动命人学习传教地语言，从而维系了天主教文化与东方本土文化的交流。

除了直接命人学习当地语言外，沙勿略还根据当地语言和文化习惯编译了天主教教理书，尤其还灵活性地提出和使用了音译原则。这些新编的教理书，基本上是沙勿略从当地实际出发，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编写的。且更为重要的是，沙勿略将这些教理书根据不同的传教对象译成了不同的语本。1542年，沙勿略将简短公教要理书翻译成了泰米尔语版。其后，他又分别于1545年和1549年将简短公教要理书译成了马来语版和日文版本。另外，在日本时期，沙勿略为了方便让日本人接受天主教，先是使用了日语中的“大日”一词来表示天主教中的天主，但随后却发现“大日”这个词实际上并不能等同于“天主”的涵义。最后，沙勿略便创造性地使用了拉丁语中“Deus”的音译来表示天主的概念，以此在融入当地语言的同时保持住天主教教理文化的本义。

另外，在面对异己文化时，人们通常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天主教文化对远隔西方的东方人来说也不会是个例外。在这一点上，沙勿略为了消除这种排斥感也曾采取了一些灵活的做法，此即利用当时西方先进可见的物质文明来吸引传教地所在的人们，其中又尤其是传教地的领主等显贵，以此赢得他们的好感和支持。据记载，在1550年来到日本山口地区后，为了消除此地对天主教的排斥和取得领主的支持，沙勿略“挑选了赠送给王的十三件贵重礼物。它们是巨大而精巧的时钟，三支带精美枪神的燧石枪……这些礼物他从未在这里示人”，而山口的领主大义内隆见到这些礼物后也表示了极大的友善，命令他的家臣“不得向神父们施加任何烦恼，并送给神父及其从者一座寺院用以栖身”。通过这种与异文化相接触的办法，沙勿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传教地对天主教的排斥，从而打开了天主教文化在此地传播的局面。这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到1551年9月沙勿略离开山口时已有约500人接受了天主教洗礼。

其实时至今日，沙勿略的这种在处理不同文化间碰撞时因地制宜、灵活的异文化观，对于文化间交流仍具有颇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试想沙勿略如果在印度、日本照旧坚持采用他在欧洲传教的那一套，那么他会遭到何种程度的抵触？想必当时已在进行中的东西方文化间的沟通恐怕也难以继续下去。

四、小结

作为耶稣会创始人之一和首位到达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以其远东传教活动对16世纪中叶之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尽管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难免也存在着很多文化间的冲突现象，但在整个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链条中，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沙勿略到达印度和日本后，不仅将彼时先进的西方文明带到了这些地方，也传播了西方天主教文化，还把他以及其他传教士对东方文明的认知通过书信等形式记录和传到了西方。这对早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来说可谓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了。而且，沙勿略在傳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其它文化的灵活适应性，对今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而言仍然是具有借鉴意义的。这一点应当说是沙勿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课题上所作出的长远贡献。

注释：

①Francis Xavier：To the Society at Rome， Goa，Sept，18，1542， From Henry James Coleridg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Vol.1），p120.

②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页.

③顾卫民.《16—18世纪印度果阿耶稣会圣保禄学院》，《史林》2015年第6期，第177页.

④Francis Xavier：To the Father Master Ignatius of Loyola， Goa，Oct，18，1543， From Henry James Coleridg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Vol.1），p135.

⑤邢永凤.《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以沙勿略的中国—日本认识为中心》，《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年第4期，第92页.

⑥沙勿略.《沙勿略全书简》，第117页.

⑦1551年9月沙勿略离开山口后，留在山口的费尔南德斯等人与佛教诸派的僧侣以及当地百姓发生了几次辩论，历史上称为“山口辩论”.

⑧岸野久.《沙勿略与日本一天主教开教期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224页.

⑨Francis Xavier：To the Society at Rome， Cochin， Jan，27，1545， From Henry James Coleridg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Vol.1），p281.

⑩Monsignor Robert Sheeran，S.T.D： Saint Francis Xavier， “The Christian Ulysses”：A Traveler from the Past，a Teacher for Today，《文化与宗教的碰撞：纪念圣方济各·沙勿略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澳门： 澳门理工学院，2006年，第11页.

参见戚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89页.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均译，上海：中华书局，1995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