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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地里的『教书匠』

2018-10-11王湘蓉

教育家 2018年36期
关键词:门源玉龙学校

本刊记者 / 王湘蓉 实习记者 /

门源离西宁有150公里,开车穿山越岭要三四个小时,坐动车半小时就到了,也不过沏一杯奶的工夫。作为青海贫困县,门源回族自治县没有想象中的贫乏,这片古老的土地是“丝绸之路”的辅道,是青海省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文明早期发祥地和传播地之一,自古以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此融合,丝绸之路、甘青通衢在此交汇,回、蒙古、藏、汉、土、撒拉等20多个民族杂居于此,多民族文化在此交融。近年来,风景如画的门源,已成为旅游的好去处。8月,当油菜花茫茫伸向白云缭绕的青山脚下时,我们用脚步丈量了门源的乡村教育。这里的老师们踩着泥巴的教书生涯,安静而不黯然,生动得如吹过青稞的风,散发出乡野的脉脉温情。

金辉:我是山村里长大的老师

金辉是我们此行采访的第一位藏族老师。在门源,学校有最美的风景,有最好的建筑。金辉任教的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西滩乡寄宿制小学就建在西马场村边。田野上的学校,门前视野开阔,远处群山环绕。初来乍到,我们眼中的风景,已经融入了金辉的平常生活。高原上太阳毒,48岁的金辉,皮肤黑黑的,两鬓有风霜拂过。“我话少,喜欢静,普通话讲得不好。”这是金辉第一次接受采访,他有些局促,紧张时会把头扭到一边,又转过来,颇不好意思地冲我们笑笑。

他对小山村有割舍不掉的感情

金辉从青海省海北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四所村小任过教。“开始,在沙沟脑小学教过两年,那是山沟沟里的小学校。”刚毕业时穷,连辆自行车都买不起,金辉就住在学校,一个月回一次家。当时学校地处偏远山区,冬天金辉吃饭取暖用的是火炉,没有煤,只能烧当地的炭。“学校经费紧张,我自费到炭矿买炭,烟很大,味道很刺鼻,毒性也很大,晚上睡觉要开着门,冷也要受啊,生命第一。”门源冬天零下二三十度,高原上风寒刺骨,经常大雪过膝,而在金辉的嘴里却是云淡风轻。“那时学生走读,晚上没事就看看书,停电了就点着蜡烛看,中专毕业嘛,要自学考大专,后来我又自学考本科。”金辉爱看书、爱琢磨的习惯就是打那会儿养成的。夜幕下的山色浓黑,虽有满天星光,烛光摇曳,可那不是浪漫,灯光下的身影有些孤单。

后来金辉调入县城工作,两年后,他又主动申请回到了农村教书。“在农村习惯了,我本来就是来自农村,上学还是在小山沟上的,对山村小学有感情。”金辉喜欢乡野的环境,喜欢农村孩子的淳朴,对乡土文化有天然的认同。“国家支持大,青海的扶贫政策好,这几年水泥路断断续续都修好了。”条件逐渐好了,交通工具也由原来的老伙计自行车变成了汽车,从县城调回到西滩小学后,只要不值班,金辉一般都回家。

“在乡村教书更为辛苦一些 ,每天早上8点上课,7∶40到校,下晚自习后到家要9点多了;值班的时候,遇到孩子发烧,不管下雨下雪,都要连夜送往县城医院。”冬天高原上下雪的时候多,有时候,很厚的雪,还是要开车。冰雪覆盖的田间小路,车内是胆战心惊,车外是飞雪肆意,金辉平淡的人生多了几分感慨和不易。“现在的路比以前好走,北方人习惯在雪地上走,也不怕。”在乡村教书比留在县城教书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但金辉对现在的状态挺满意,他始终对小山村有割舍不掉的感情。做一个乡村教师,拥有充实而单纯的教学生活更合金辉的心意。

◎金辉参与学生小组讨论

乡村老师也有新理念

互联网时代,人手一部智能终端,信息可以无差别地到达每个人,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加上山东对口支援门源,经常安排教师过来支教,金辉的学习视野广了,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一点不落后。“这几年我一直教数学。”金辉教过小学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社会实践和体育,是名副其实的“全科教师”,到了西滩小学后金辉教的课算是固定了下来。金辉教学采用小组互助学习的方式,4~6人一组讨论交流,“教学不能一味地照本宣科,还是要以学生为主,我让学生先讨论交流,不知道的再提问,让学生思考总结后,我再给学生答疑。”

课堂上金辉浑身都是幽默细胞,带着学生猜谜、唱歌、做游戏。金辉爱用一些小互动调动学生的兴趣,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枯燥的说教打动不了这些小娃娃。”虽身在僻静乡野,金辉不守旧,爱琢磨,敢创新。考虑到孩子小,他融合了自己多年来多学科的教学经验,自创了铅笔简笔画,形形色色的动物童话故事,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乐趣。乡村的孩子是黏着大自然长大的,对乡野环境天然熟稔,虽然没有城市里先进的教学设备,但金辉带着“土腥气”的教学,更贴近在泥巴地里奔跑的娃娃们。

“孩子那么小,不在父母身边,看着心疼呢。”寄宿的孩子远离父母,金辉是最肯花心思、花时间陪伴孩子的人,陪着孩子听夜色里灯下虫鸣,陪孩子们观看电影中的山外天空。看着孩子们成长,他眼中有浓得化不开的爱。在校长王官却眼里,金辉是很受欢迎的老师:“他教学成绩好,是学生们心中‘超厉害’的老师。”毕业时,学生们抹着眼泪哭作一团,还一个劲地往金辉怀里塞小礼物,他想拒绝都拒绝不了。毕业留念时,金辉身边的位置总是最抢手的,连平时不爱说话的同学,都争着挤过来要和他挨在一起。每逢节假日,毕业的学生拎着一大堆零食和酸奶,三五结伴地回来看他们的数学老师。农村学校的学生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家里只剩年迈的老人。闲聊时,金辉还是反复向学生提及孝顺长辈。尽管金辉已经不再教他们,学生还是像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听金辉“絮叨”。

采访过程中,金辉虽然话不多,但他的教育观鲜明而冷静:“小学6年主要培养学生做人,其次是传授知识。”金辉认为永远不能把教师的价值和学生的功课成绩无情地捆绑在一起,学生成绩的高低不是评判教师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一味地追求优秀率、升学率,缺失对学生心理、精神方面的有效辅导,就会产生大批“高分低能”的辛勤学子,学校教育应该走出这个误区。

散文里乡野生活过成了诗

金辉的散文充斥着原野勃勃的生命力,像茫茫白雪下覆盖着的绿洲,春风一过,满地盎然。深植在乡野的根吮吸着泥土的养分,滋润着守望乡土的人。读金辉散文,常常被金辉笔下温婉多情的文字惊艳到。“夕阳晚归,霞光迷离着我们的双眼,树荫婆娑,摄取一帧帧孤独却依恋的影子。”金辉是高原上柔情的汉子,把乡野泥土上的教育生活过成了诗。

“我希望娃娃们都能走出大山,有出息。”乡村的孩子走出小山沟,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做生意,只要成人成才,金辉都倍感欣慰。他的散文里多情地记录下了年复一年的四时变化。“桃李芬芳满天下,雨露滋润笑春秋。”学校尚贤亭上的这副对联,见证了他对学生悉心培养的日日夜夜。“我的学生就是我徒弟。”金辉骨子里始终浸着匠人的精气神。

带完这届学生,金辉就真的离退休不远了。“去饭馆吃饭,结账时,老板娘说有人帮你买单了,我知道肯定是我的学生。这种情况很多的。”做老师的辛苦和幸福交织在一起,让金辉对“退休”的想法更为复杂,他期待年轻的老师接班,但又舍不得可爱的学生。喜欢摄影的金辉为他的学生拍了很多照片,做成了一个电子相册。照片里孩子们闹啊笑啊,幸福和快乐洋溢在脸上。金辉说,这些记忆,在十年、二十年后,是所有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好好珍藏。

刘建生:我是一个吃过苦的教书匠

刘建生任教的泉口镇寄宿小学坐落在旱台村,从门源县城出发到学校大约二十分钟的车程。远山黛墨,近水清流,青稞泛黄,一路风景如画。等候在校门口的刘建生头上戴着棒球帽,黑黝黝的脸上笑容憨厚,对我们此行的采访显得很忐忑。

没想到还能重新拿起粉笔

“70后”的刘建生,经历有点丰富,还有点曲折。从青海省海北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适逢政策调整,中师生不再包分配了,怀揣“教师梦”的他,只能回到家乡一所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代课,每月150块钱的工资,连正式老师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生活窘迫的刘建生不得已只能另谋生计。他到外地打了几年工,全是体力活,吃了不少苦。在门源的邻县祁连县的石棉矿厂加工石棉,干了一年多后,因为粉尘大,容易患矽肺,刘建生转到砖厂拉土坯,后来又干起了农田里的活。六七月雪山草绿的时候,刘建生背上行囊,翻越近4000米海拔的大板山到祁连,加入挖虫草的大军。山上风雪变幻,气候恶劣,危险就在眼前,刘建生体会到了生活的不容易。

人生的转机总会在不经意处。刘建生本以为自己的“教师梦”就此结束,从没想过自己还能拿起粉笔。2002年,峰回路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教师生涯重新开启了。刘建生话到此处,幸福和满足写满脸上,和我们的交流也放松了许多。“很珍惜当老师的职业,来之不易,相比而言,当老师的辛苦和打工的辛苦要小很多。”他经历的那些苦日子让他更加珍惜做教师的时光,也成了他常常拿出来教育学生的生动案例。

◎刘建生和学生在田野上做游戏

刘建生喜欢做老师,缘于他幼年求学时遇到的一位民办老师。那位老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平时在学校加班加点地给学生补课,周末回家还要负担沉重的农活。农忙的季节,妻子找到学校和老师吵架,让他回家帮忙,而他心里装的都是学生。这位民办老师无怨无悔的付出打动了刘建生。1995年,在他报考师范学校填写志愿的那一刻,刘建生郑重地选择了小学教育专业。

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走出大山

刘建生曾在四所乡村小学任教过,他笑道:“阴雨连绵的天,在泥泞路上骑5公里的自行车才能到学校。”后来他又主动调到了比较艰苦的牧区教学点工作,和当老师的妻子吃住在牧区,一起守护着牧民人家的孩子。寒来暑往,牧区单调的岁月,刘建生把它过得有滋有味。

撤点并校后,刘建生调到了泉口镇小学,从事语文教学。但他又不仅仅是语文老师,他所在的小学开设了20来个兴趣社团,刘建生是彩绘、书法、刮画、二胡社团的“团长”,忙得不亦乐乎。“教师待遇提高了,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在刘建生眼里,他在乡村学校所做的一切谈不上奉献,就是本职工作,“学校有什么需要我就去做什么。”刘建生毫无怨言。

刘建生对孩子倾心付出,孩子们也非常依恋他。“这何止是我的学生,这是我亲生的一群孩子啊!”刘建生动情地说。学生考出好成绩,毕业的学生回来看望他……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故事让刘建生体会到做老师的幸福。“我也是农村出生的,我知道农村孩子苦,能多培养几个就多几个。”被问及教育心愿时刘建生说。

刘建生多才多艺,却也有自己的小遗憾,那就是没能上美术专业学校。他制作的《多功能识卡器》在青海省第六届中小学教具评选活动中获得二等奖;他的毛笔字和国画都很有功底,书法毛泽东诗词《咏梅》和国画《报春图》曾获得过第十九届“共创美好家园”青海省青少年儿童及教师美术书法摄影大赛银奖和铜奖。可他认为自己只是个“教书匠”。“没有渊博的知识当教授,只有基本的教书技能,好好教书育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娃娃。”

刘建生还担任班主任工作。寄宿制学校每天工作一般都是十多个小时,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事无巨细都得操心、照顾。班主任工作虽然繁重,但他说:“班主任对家长,代表着学校,肩上扛着责任;对学生,代表着家长,双手履行义务。”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可以为每一位学生付出一颗爱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出应有的奉献。当他得知自己的学生藏族姑娘才仁卓玛今年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时,他兴奋不已。因为他期待有更多的老师扎根乡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看看外面广阔的天地。

岑玉龙:见证孩子的成长我很开心

门源县海拔最高的乡村是仙米乡,两座不知名的山之间坐落着仙米乡寄宿制小学。2015年,县教师考试面试第一的藏族小伙岑玉龙被分配到这里教书。仙米乡离岑玉龙的家乡有200多公里,但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青海的地图上有这样一个村落。当他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6个多小时后,看到眼前的乡村小学时,内心涌起了一股情绪:从大山走出来,现在,又走进大山了。一周后,给家里人打电话时他说挺好的,其实心里有点委屈。

教师并非想象中“舒服”

岑玉龙教的是体育课,操场上常常回荡着师生的欢声笑语。岑玉龙有着与众不同的教学方式。他不喜欢一上课就“老套”地做准备运动,而是按年级给学生分类,低年级的学生引导他们学,高年级的学生搞分组比赛,培养团队精神和集体意识。岑玉龙一边教一边总结,虽然是新老师,但教得好,不光本校的老师时常过来观摩,还被外校邀请去讲课。

作为入职刚三年的新教师,岑玉龙思维活跃,在扬州培训看到不少学校跳韵律操,他就开动脑筋给自己的学生编了套《小苹果》,课间伴着欢快的节奏,孩子们跳得很开心,岑玉龙特别有成就感。他又琢磨着再编一套《礼仪操》,把安全知识也编进去。孩子们跟岑玉龙特别亲近。下课路上,离得老远就有学生打招呼;正和其他老师聊天时,冷不防就被学生拍一下,几个学生嘻嘻哈哈跳到他面前:“谁拍你啦。”亲密得连旁边的老师都“吃醋”。

◎孩子们在乖乖地听岑玉龙讲课

门源一年供暖时间长达8个月,冬天风雪交加,岑玉龙的课堂是空旷的塑胶跑道,在外风吹日晒是常态。与其他老师相比,或许他是最辛苦的,但他不觉得有什么,“陪孩子们长大,见证他们的成长很开心。”

“戴着眼镜,教很多学生,还能和他们一起玩。”在幼年岑玉龙的眼中,老师是“舒服”的,他打心底渴望当老师。直到被人叫“岑老师”的那一刻,他才发现,教师并非想象中那么“舒服”,“身上肩负着孩子的明天呢。”岑玉龙对“老师”的称呼有了自己的理解,刚到学校时的“委屈”也渐渐淡去。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所有责任都是我们的

寄宿制小学的教学周期是以轮计算的,每轮一连上八九天的课再放四天假。“学生吃住都在学校,没有闲着的时候。”当我们问到他课余生活时,他有点答非所问,“刚上学的孩子想家,哭得鼻涕眼泪收不住,得挨个地哄。”学校每晚固定时间用小喇叭放半小时的睡前故事,学生们听着安然入睡,是岑玉龙一天中最安心的时候。要是遇到学生生病,山区信号不好,很难马上联系到家长,岑玉龙只能自己开车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家长把孩子送到这,所有责任都是我们的。”岑玉龙目光坚定。

有一次,一个孩子因发烧抽搐昏迷,需要马上送县城医院,漆黑的夜里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岑玉龙二话不说开着车和值班老师一起送孩子赶往县城。山路上车颠簸得厉害,泥石流随时可能爆发,岑玉龙顾不得危险,冒着暴雨赶夜路。到了县城医院,孩子逐渐恢复正常后,他们才等来了孩子的家长。这时,时间已经指向凌晨三点。因为第二天有课,岑玉龙和值班老师又摸黑回到了学校。

这个将近而立之年的小伙子,不喜欢大城市快节奏的脚步,把家安在了学校的旁边。在这里,他中午能慢慢吃饭,偶尔还会散散步。“当了老师后就能看到一辈子,就在这个岗位上平平淡淡地教书吧。”他告诉我们,那些年在外地读书,感觉天总是灰蒙蒙的。山清水秀的仙米乡留住了岑玉龙的心,傍晚,他一抬头便是满天星光。

在大半个中国的乡野,像金辉、刘建生、岑玉龙这样的老师很多,他们懂农村孩子走出大山的不易,为了田野上的读书声,甘愿一辈子平凡忙碌,支撑着乡村教育的天空。他们的世界不局限,虽然脚踩泥巴地,心中却装满星辰大海和娃娃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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