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逸飘 张卫国

摘要：基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地区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以及不同参与能力水平农户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远低于非贫困农户，且参与行为有着明显的能力依赖特征，导致低能力水平的贫困农户存在参与不足的情况。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参与的农户比没有参与农户的贫困发生几率低10.11%。基于不同参与能力农户的进一步比较发现，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作用有着明显的“益弱性”特征，同时对于低能力水平农户又有着一定的“门槛”约束。

关键词：参与能力；特色农业；减贫效应；熵值法；倾向得分匹配法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4-0071-09；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有7亿多农户成功摆脱了贫困。然而，粗放式的扶贫开发不仅造成了扶贫资源的浪费，同时也造成了贫困识别的失准，导致贫困农户与贫困工作的对接产生偏误。因此，近年来扶贫工作的重心转向为以实现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的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为主。精准扶贫的要义是瞄准到户到人，体现以人为本、赋权提能、参与合作的反贫困思想（王介勇等，2016）[1]。在此背景下，农户参与是扶贫项目实现减贫目标的前提条件，尤其贫困农户的积极参与是保证扶贫效果的基础（李兴江、陈怀叶，2008）[2]。目前，利用特色产业开展精准扶贫，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通过不同的扶贫模式使不同情况的贫困人口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各自加入到特色产业中，实现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王碧宁，2016）[3]。但在实践中，农户的参与动力不足、参与异化以及参与障碍多元化等问题较为突出（赵光勇、陈邓海，2009）[4]，导致其他参与主体对项目资源的分配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降低了贫困农户的参与积极性（黄文宇，2017）[5]。并且，产业扶贫规划由于难以切实反映贫困群体真实需求和意愿，导致贫困农户的参与动力不足；由于扶贫目标设置模糊难以契合贫困地区长远发展，导致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不高；由于扶贫主体地位失衡，导致扶贫长效机制难以建立（纪丽娟、裴蓓，2015）[6]。为此，在接下来的扶贫工作中需要提高扶贫措施的有效性，核心是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特色农业便是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农业产业，与常规农业相比，特色农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和效益优势，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张卫国等，2017）[7]。因此，在依托特色农业进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探讨不同能力的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的减贫差异，对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特色农业是依靠区域内优势资源发展起来的特殊农业，能够依托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和效益，促进农户的收入增长。“组织化+标准化+品牌化”是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徐秀英等，2009）[8]。组织化经营通过推动规模化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降低了农户的风险，有利于农户增收（薛凤蕊等，2012）[9]。标准化生产不仅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提高了农业产业的素质和水平，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与农户收入增长（王芳等，2007）[10]。品牌化发展能够为特色农产品带来基于原产地的品牌效应及竞争力，进而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增加农户的收入（谢向英，2011）[11]。可见，特色农业能够通过减少生产成本、降低生产风险、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等途径增加农户的收入。但在依托特色农业推动精准扶贫的进程中，只有贫困农户主动参与扶贫过程，变被动扶贫为主动扶贫，才能有效解决贫困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精准扶贫方能取得好的成效（庄天慧等，2015）[12]。在这个过程中，农户的学习行为和参与行为对扶贫项目绩效具有显著性影响（帅传敏、巩冰，2012）[13]。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有利于农户脱贫。

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是除技能（教育或在职培训）和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以外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李晓曼、曾湘泉，2012）[14]。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对个体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黄国英、谢宇，2017）[15]。而非认知能力同样可以显著影响个体的工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行為，甚至超越了认知能力对其的影响（Heckman和Rubinstein，2001）[16]。人们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主观评价可以体现出个人的自尊。能力和努力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当个人对其能力不确定的时候，努力的程度就会下降，较高的自尊会带来更多的努力从而影响收入（Drago，2011）[17]。

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及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产业扶贫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周常春等，2015）[18]。信息获取能力体现了农户从不同渠道获得信息的能力水平，若信息渠道闭塞，农户的生产经营过程只能靠以往的经验来进行决策和判断，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这势必会对农户的经济效应带来不利的影响（卢敏等，2010）[19]。农业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是农户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风险应对能力的高低能够确保农户参与行为的持续性，进而有助于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生产经营能力是农户行为选择的基础，较高的生产经营能力能够更快地适应生产方式地转变。就目前而言，贫困农户的问题主要在于内在发展动力不足和发展机会缺失，使其无法参与到政府实施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处于完全被动地位，缺乏参与的能力和主动性（胡振光、向德平，2014）[20]。但是，扶贫开发仍然具有“趋害疏利”的特征，能力越差的农户越可能参与扶贫项目，农户对扶贫项目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参与活动，同时还体现出农户参与意愿与扶贫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刘林，2013）[21]。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会因农户的参与能力差异而有所不同。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同时，为了解决农户选择性偏差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PSM方法来进行分析，其核心思想是在未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农户中，为每个参与的农户挑选出一个或多个相似的农户进行匹配，这些匹配成功的农户之间除了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选择决策不同之外其他特征均相似。这样通过匹配后得到的估计结果能够减少因农户选择性偏差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用上述方法首先需要获得每个农户的倾向得分p（Xi），并将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农户与跟自己得分相近但未参与的农户进行配对，用控制组的农户贫困状况来近似替代已经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农户贫困状况。通过对比匹配成功的农户估计值，便可计算出处理组农户的ATT值，如下式所示：

2.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6年7月和8月课题组对武陵山区依托特色蔬菜种植作为扶贫项目的村组和农户展开的入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式，抽样地区为武陵山区范围内湖北、湖南、重庆和贵州所属区县，数据采集方式为“一对一”的入户访问调查。共发放村级问卷30份，农户问卷750份，回收村级问卷30份，回收率为100%，回收农户问卷687份，回收率为91.6%。为了避免调查数据因缺失或异常值对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了不符合要求的农户问卷83份，最终获得村级有效问卷30份，农户有效问卷604份。

在变量设置上，本文主要关注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其中，用“是否参与特色蔬菜项目种植”来表示农户的参与行为。用收入贫困来表示农户的贫困状况，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贫困标准，以2010年价格每人每年2300元作为贫困线，超过这个标准的农户为非贫困，低于这个标准的农户则为贫困。此外，在实证模型中还加入了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成员专业技能等农户禀赋特征和村庄环境与村庄地理区位两个区域特征控制变量，各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现状

1.农户参与能力测度

参与能力是指个人参加或介入某一行为的能力，Almond（1965）从政治学的角度将参与能力划分为了主观参与能力与客观参与能力[22]。其中，主观参与能力是指公民對自己影响和参与决策能力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客观参与能力是指公民参与决策的实际能力。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主观能力是客观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仅有客观能力而不具备主观能力，公民参与的行为就无法产生，而如果仅有主观能力而无客观能力，则公民参与的行为及参与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王彩梅，2006）[23]。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两个维度评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构建了包括能力认知、参与认知、资金获得能力、信息获取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和生产经营能力在内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在评价方法的选取上，为确保对各指标赋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采用熵值法通过数理运算来获得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出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在此基础上，为了更直观地刻画出农户参与能力的分布特征，进一步利用核密度估计法来考察不同类型农户的参与能力差异。图1展示了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均呈现“单峰状”的分布特征，不同的是贫困农户有着右拖尾的特点。另外，贫困农户的峰值较高，并且宽度较窄，而非贫困农户的峰值较低，并且宽度较宽，说明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的分布更为集中，非贫困农户的分布较为均衡。此外，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分布密集区大致处于0.4—0.6之间，属于中低水平区域，而出现右拖尾的特征说明仍有一部分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属于较高水平，这部分贫困农户主要得益于其主观参与能力水平较高。非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分布密集区大致处于0.58—0.92之间，属于中高水平区域。此外，在非贫困农户当中也有少量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属于低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这部分非贫困农户的客观参与能力水平较低。

2.农户参与行为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有254个参与了特色蔬菜种植项目，所占比重为42.05%，参与比例相对较低。从不同类型农户的对比来看，贫困农户中有57个参与了特色蔬菜种植项目，所占比例为41.91%，而另有58.09%的贫困农户均未参与其中。但非贫困农户中实际参与的农户数量达到了197个，所占比例为42.09%。可见，非贫困农户的参与比例远超于贫困农户，一方面，非贫困农户在认知和思维方面更优于贫困农户，使其能够果断地做出行为决策。另一方面，非贫困农户拥有更多的资源，使其能够更加满足特色农业项目的要求。

为了分析不同能力农户的参与差异，本文把样本农户按照参与能力高低平均分为了5组，由于样本总量为604户，为了方便分析，将中等参与能力水平组设定为120个农户，其余4组均为121个农户。其中，低能力组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在0.353到0.571之间，中低能力组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在0.572到0.677之间，中等能力组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在0.678到0.749之间，中高能力组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在0.750到0.825之间，高能力组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在0.826到0.956之间。每组农户参与特色蔬菜种植项目的情况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参与特色蔬菜种植项目最多的是高能力组农户，数量为82个，所占比例为36.61%。参与数量最少的是中低能力组农户，只有11个，占比4.91%。而低能力组、中等能力组和中高能力组农户的参与数量依次为24、32、75，呈递增的趋势。这说明农户参与特色蔬菜种植项目与参与能力有着密切联系，能力越高的农户越容易做出实际的参与选择。但是，低能力组的农户参与数量超过了中低能力组，这是因为特色农业作为贫困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其关键任务是要促使参与能力较低的贫困农户参与到产业发展当中去，通过自己的能力积累和发展来摆脱贫困。因此，政府在产前和产中环节往往会提供相应的物质和技术，让这些参与能力较低的贫困农户能够更容易地参与进来。

五、实证结果分析

1.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减贫的总体效应

在进行估计之前，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由于多重共线性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先对各解释变量进行VIF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平均VIF值为1.27，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为了避免异方差的影响，故使用稳健标准误来进行估计。此外，为了考察不同能力水平的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差异，同样把样本农户参与能力水平按照从低到高排序进行分组比较。由表5可知，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效应为-0.4313，说明农户通过参与特色农业项目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和促进自我的发展，进而实现减贫，假说1得到验证。进一步考察不同参与能力农户的情况可以看出，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在不同参与能力的农户中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中等能力和中低能力水平农户的减贫效应最大，其次是高能力和中高能力的农户，而低能力水平农户的减贫效应最小。可以看出，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在不同能力水平的分布上有着近似“倒U”型的特征。即随着农户参与能力的提升，其参与特色农业的减贫效应将会逐渐增强，但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其减贫效应又会逐步减弱。原因在于能力较低的农户往往受困于要素获得的限制，会将全部的要素资源投入到特色农业的发展当中，因此能够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而能力较高的农户则在要素配置上有着多种选择，并不会将资源集中于在某一个项目当中，因而这部分农户能够通过多样化的发展来实现脱贫增收。至此，假说2也得到了验证。

2.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减贫的净效应

下面进一步考察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减贫的净效应，本文利用自助法获得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减贫的标准误差，自助抽样次数为200次。并通过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估计获得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首先，利用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值，并进一步对匹配结果进行共同支撑检验与平衡性检验。图2展示了匹配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分布趋同，且共同支撑面积增大，说明匹配效果较好。同时，表6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中，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误差小于10%，且与匹配前相比标准误差也有不同程度的缩小，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农户个体特征差异得以消除，总体来看匹配效果较好。

由表7可知，在消除选择性偏差之后，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仍然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以最近邻匹配方式为例，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总体减贫效应为-0.1011，说明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农户比没有参与农户的贫困發生率低10.11%。半径匹配与核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与最近邻匹配相近，验证了结果的稳定性。但同时，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平均处理效应明显低于前文的估计结果（-0.4313）。这说明，农户在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过程中还需要其他主体在政策和资源等方面的扶持，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特色农业的减贫作用。

表8列举了不同参与能力水平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减贫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由表可知，基于最近邻匹配方式，除低能力水平农户以外，其他能力水平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伴随着能力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逐渐减弱的特征。其中，中低能力水平、中等能力水平、中高能力水平和高能力水平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比没有参与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低14.38%、11.47%、6.63%和6.49%，说明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 “益弱性”特征。但同时低能力水平农户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说明通过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实现减贫对农户的参与能力有着一定的 “门槛”要求，只有当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实现减贫。主要原因在于，低能力水平农户在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过程中一方面比其他农户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而投入到产出又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随着参与的深入也会促使农户认知态度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这个能力积累过程对资源的挤占将会削弱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贫困农户内部而言同样存在瞄准失误和精英俘获的现象（胡联、汪三贵，2017）[24]，进而导致低能力水平农户难以获得足够的发展资源。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武陵山区特色蔬菜种植村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构建了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农户的参与能力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且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参与能力农户的减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远低于非贫困农户，且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行为有着明显的能力依赖特征，因而导致低能力水平的贫困农户存在明显的参与不足。（2）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基于最近邻匹配的ATT估计结果显示，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农户比没有参与农户的贫困发生几率低10.11%。（3）参与能力水平越低，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作用越明显，中低能力水平、中等能力水平、中高能力水平和高能力水平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比没有参与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低14.38%、11.47%、6.63%和6.49%。随着参与能力水平的提升，ATT估计值呈现递减趋势，表明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有着明显的 “益弱性”特征。（4）低能力水平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不显著，对于低能力水平的农户而言，其通过参与特色农业实现减贫有着一定的能力 “门槛”约束。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第一，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应当努力提升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尤其是低能力水平的贫困农户，使其能够跨越门槛限制。第二，在特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制定有利于贫困农户的利益分享机制，增加贫困农户的收益，使其在“能力积累—有效参与—收入增长”上形成良性循环。具体而言：一是要引导农户的思维观念转变，增强农户的参与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变农户的思想意识，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树立农户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加强精准扶贫政策和特色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宣传，提升农户的主动参与意识。二是要加强农户的资本积累，提升农户的客观参与能力。其中，通过积极培育新职业农民，提升农户技术能力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帮助农户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拓展资源获取渠道来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进一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金融服务创新，增加农户的资产保障来促进物质与金融资本的积累。三是要完善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农户参与的可得利益。需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的引导作用，着重保护贫困农户的主体地位，规范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的行为，监督参与特色农业发展的各方严格执行契约合同的约定内容，保障贫困地区农户的根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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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lping th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ject is the main wa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ecise.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this paper uses the PSM metho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poverty reducing effects of farmers participate i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j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or farmers participation level is far lower than the non-poor famers， and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has obvious ability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leading to low ability of the poor farmer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Farmer participate i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ject has a significa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poverty occurrence of farmers is 10.11% lower than that of farmers who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ject. Based on the further study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participation abi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armers has obvious “wea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are some “threshold” constraints for low level farmers.

Key words：participation ability；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entropy method； PSM

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