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兰

9月24日晚十点，26岁的内地青年Peter终于从酒醉中解脱，补发了一条朋友圈：“中秋快乐！”配图是前一晚和室友们到港岛中环一家KTV欢聚的场面。

这是Peter来香港后的第二个中秋。今年夏天，他从香港城市大学硕士毕业后，顺利拿到留港签证，成了一名保险新丁。

在Peter忍受酒精之苦的同时，大他一轮的耿春亚正载着家人，沿新界的城门河兜风。四岁的女儿提着灯笼，看着天边时隐时现的月亮，听妈妈讲嫦娥奔月的故事，难掩兴奋。

同样毕业于城大的耿春亚，现在在香港经营一家科技公司，也是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的主席。打拼了十几年，他早已拿到香港永居身份，换上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并在新界的沙田区买了房，还把安徽老家的父母接来同住。11月，耿春亚将和家人迎来第二个宝宝的降生。

据香港媒体统计，从2003年到2016年，约有16万像Peter和耿春亚这样的内地人，怀揣各自的“香港梦”，或通过就学，或由人才政策入境，踏上这片资本热土，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加。

但随着近年陆港经济地位差距缩小、香港内部环境以及人才政策的微妙变化，新老港漂们在异乡打拼中，又咀嚼出了些复杂的滋味。

从难到易

2001年暑假，经一位师兄介绍，还在清华读书的耿春亚得到去香港城市大学实习的机会。临行前，他找广东同学学了几句广东话，看了两遍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就提着一箱衣物和一箱方便面，坐上了南下列车。

家境不富裕，耿春亚本是冲着校方提供的7000港币/月实习补贴来的，但短短两个月内，耿春亚见识了“资本主义天堂和地狱”的两极，被这里迥然于内地的繁华吸引。实习结束回内地前，他特地跑到维多利亚港边照了张相，下定决心要再回香港。

但彼时，内地人到香港读书、就业都不容易。由于当时还未开放内地研究生自费来港，去香港深造必须经由教育部公派，即便是清华，每年也只有三十个本科名额和十个研究生名额。而为了来香港，耿春亚甚至放弃了到麻省理工深造的机会。

如愿來了城大后，耿春亚又立马为两年后留港创业的签证而忙活。

“那时候没有学生毕业签证，必须是雇主给你办签证，但手续太复杂，雇主不愿意办，所以很多人留不下来。”耿春亚向本刊回忆，那两年间，他参加各种商业比赛，结识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社会名流，为的就是日后那一纸签证。2004年从城大毕业后，他花了三个月到入境处反复提交各种资料——推荐信、担保信、商业计划书、媒体报道……“最后，入境处把我的签证作为一个special case（特别案例）来处理。”

就在耿春亚为留港奔波的同时，香港对人才流入的限制也在松动。

2003年7月15日起，香港实施“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取代了之前的“优才计划”和“内地专长计划”，首次不再限定专业与名额，旨在从内地吸引拥有专业技能知识的人才，弥补香港不足。

其后在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特区政府要更主动地吸引内地和海外精英前来发展”施政理念下，“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于2006年6月28日实施，获批准的申请人无须在来港定居前先获得香港雇主聘用。而且一旦获得批准，申请人可以偕配偶以及18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同时前往定居。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是一项‘工作计划，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是一项‘设有配额的移民吸纳计划，借以提升香港在全球的竞争力。”香港入境事务处如是解释其间差别。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陈丽君教授的说法则更加直接：“每引入这样一个人才，就可以给香港社会创造2.9个就业机会，因为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到2008年5月，香港政府进一步放宽限制，将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求职期限由3个月延长到12个月，而且往届已离港的毕业生也可申请回港就业。

Peter成了政策变化的受益者。他告诉本刊，若不是有无门槛的一年签证可拿，再加上对香港保险行业的前景看好，自己很可能会回家“过点小生活”。

创业热潮

赴港内地人越来越多，给不少港漂带来“自己人”身上的商机，比如住房。

刚到香港三个月，福建人辜淳彬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毕业后留在香港工作；第二，放弃与正在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就读的传媒专业相关的工作，从商。于是，他早早穿梭于各种面试场合，毕业后，顺利拿到一家投资基金的offer。

用两年积累经验和人脉，辜淳彬也有了创业的想法。因为平时就听说不少内地朋友租房碰到的糟心事，再加上受内地兴起的共居理念的启发，2015年，辜淳彬和朋友合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开办起了共居公寓“立方”。

辜淳彬坦言，如今内地在港创业的港漂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圈”。比如他的合伙人之一张权，还经营着香港一个小有名气的餐饮品牌，也是港漂交流平台“港漂圈”的创始人之一。“然后同时我还认识好多比如说做其他餐厅的、自己设计珠宝的，各种各样的创业朋友。”

相较之下，香港本地年轻人中的创业氛围似乎要寡淡一些。“我相信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现实）考量。”辜淳彬觉得自己相比之下，“没有那么多负担，一个人来香港闯、拼，输了大不了从头来 过。”

“港漂圈”创始人赵磊来自黑龙江，他分析，香港年轻人的这种普遍的保守态度，或许与外部因素有关——香港楼市高企，年轻人创业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且香港在2000年初曾经历过一场科网股泡沫爆破，令本地人至今仍心有余悸。“（本地人）更了解香港，但他们不了解内地，他们更愿意去做医生、做律师、做金融。”

回内地去

耿春亚说，从他毕业到现在，其实内地学生留港率并不高，只有两三成。他分析，以前少，是因为就业签证手续复杂，门槛过高；最近几年，虽然手续越来越简便，但与内地相比，香港本身的竞争力在下降。

2016年从港大商学院本科毕业的涵雨荷也有这样的感触。她向本刊回忆，同届近400个内地生，六成选择继续深造，绝大多数都去往欧美国家；一成回了内地；只有三成选择留港直接就业。但两年过去了，又有些人选择离开，她彻底成了留在香港的少数。

“选择回内地的一个可能是家人或者家乡的原因，比如北京上海的同学，就体现得比较明显。其次，科技公司、创业公司等，这方面香港真的是不太行。”涵雨荷分析道。

也确实有人始终难以适应香港的生活环境。涵雨荷回忆，初到香港，由于无法适应这里的速度、效率和压力，自己也曾经历过一年“痛恨香港”的阶段。她原以为语言是融入的障碍，但广东的同学告诉她，哪怕会讲广东话，他们也和香港本地人存在饮食习惯、思想文化的差异。

那段别扭的时光过去后，涵雨荷不再要求自己一定要融入本地人的圈子，“比如说印度人、韩国人、马来西亚人，他们也没有说一定要融入香港人，对不对？”她还发现，如果潜意识里一直强调“香港人、内地人”的观念，反而分歧更大，不考虑这些标签，倒能跟他们玩到一起，“因为其实很多本地人也都在国外长大或者上国际学校，他们也没有那么的香港。”

内地的发展也被香港人看在眼里。涵雨荷回憶，刚来香港时，当地人常常会问她：“从内地来香港读书应该会视野开阔，更加增长见识吧？”而如今，这类让她哭笑不得的问题越来越少了，反倒是不少到内地企业参观或实习的项目，日益受香港学生欢迎。

甜蜜蜜

“现在香港的很多事情，越来越脱离市场经济的规律了。”耿春亚以自己所在的科技行业为例说，大量香港公司不做研发，靠做外包维生，不用说内地的科技人才找不到饭碗，本地青年也无利可图。但换个角度来说，这恰恰是内地人来创业的机会。不过，在他看来，港府的人才政策还是过于保守了。

事实上，香港政府也在谋求改变。今年5月，香港创新及科技局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以简化本地科技公司输入人才的申请程序。

赵磊告诉本刊，除了拨款推出了专门的创业创新的基金外，香港政府还提供了如创客空间这样的配套设施。相较于他创业之初，如今港漂和香港年轻人的创业势头都高涨很多，“（香港）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在倡导创业创新”。

和早早换了香港护照的耿春亚不同，虽然已经待满七年，赵磊至今没有拿香港永居身份，“我在内地也有公司，而当前以香港居民身份持有内地公司股权的话，政策上还是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香港就是我的家，我从第一天就认同这个地方。”老港漂耿春亚反倒没有一点含糊，他说香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一定有它的价值、前途和未来”。

他计划未来要拍一部《甜蜜蜜Ⅱ》，讲述“九七后”来港奋斗的内地人的故事。

剧本或许会从耿春亚的21岁写起：从1000港币一月的上铺爬下，推开劏房房门，钻出那座没有电梯的老旧唐楼，从底层聚集的深水埗向繁华的九龙塘走，“看到高尚住宅区又一居，看到繁华的又一城，看到闹中取静的香港城市大学，我又觉得人生还是充满希望的。”

一样是住深水埗的老楼，为七八平米的房间支付每月5500港币的房费；公司也在九龙塘……十六年过去了，Peter的港漂故事有着与耿春亚相类的开头，而他想的是，“就试一下，反正失败也不要紧，回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