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锐

任正非反腐态度十分坚决。

“华 为‘蓝血十杰之一滕鸿飞因受贿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京东3C事业部生活旅行业务部运营人员樊龙涉腐被警方传唤带离”……十八大以来，在各级官方发力反腐的同时，更多民企也以大刀阔斧的姿态向“内部腐败”宣战，主动清理“门户”，自揭“家丑”。

民企反腐的困惑和问题也引起更多关注。今年6月22日，在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2018年年会上，企业代表分享“企业反舞弊的难点、痛点、发力点”时，台下数百家企业反舞弊部门代表聚精会神屏息聆听，静得听得见针掉地上的声音。

有专家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将近年来民企掀起的反腐热浪概括为“嗨点”与“痛点”齐飞，“热捧”共“唱衰”一色。“大写加粗”的喧嚣背后，大有门道。

掌门人的态度是关键之关键

上述专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近年来的民企反腐，经历了从自发粗放到渐成规模的过程。特别是十八大后，大小民企效仿官方反腐，通过建强机构，加强惩处、发力公开、借力科技等手段，初步打响了民企反腐狙击战。

圈内曾流传一个故事。某公司因形势所迫，计划

撤回各地分支机构。谁知收缩战略刚宣布，高管團队立马瓦解：有人开着公司的车扬长而去，有人带着单子另立山头，有人将商业机密卖给竞争对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过苦思，老板认为责任在己——“虽然知道他贪，但业绩不错，一时找不到替代者”，“他是一起打天下的，抹不开情面”，“我也有把柄在他手里，不想搞得鱼死网破”，忘了唯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方能涅槃重生。

“民企要真正反腐，关键就是掌门人要下决心，明白这也是在给他的基业上保险。”近年来，这一点在民企几乎达成共识。

一般而言，民企负责人有更强的反腐意愿。马云放话，“如果阿里任何人和企业之间存在经济贿赂，我都想活煮了他”；任正非表态“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华为公司前进，唯一能阻挡的，就是内部腐败”；有的企业负责人反腐不惜代价：“你贪十万，我花一千万也要把你查出来！”多家中小企业老板也在内部开起“廉洁大会”，对腐败“誓师宣战”。

延聘专业人才，将反腐败机构配强，使其更加独立、权威、高效，是各类民企负责人近年来关注的重点。

“我是2016年从上海市检察机关过来的，曾在上海闸北区检察院、上海市检察院二分院工作，做过公诉，也做过管理。”饿了么廉正中心高级总监姜新维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此后，饿了么与上海检方开展了持续合作。

百度则设立了职业道德建设部，核心成员均为从事过企业内审、检察官、警察等职业的专业人士。该部还被赋予其独立性——在进行腐败案件调查时，该部不必报相关业务部门领导即可展开调查，直接向最高管理层汇报工作。

据记者了解，在企业老板力推下，目前许多民企一边成立党委和纪委，一边建强配齐反腐败行政机构。在机构命名上，除了以往的审计、稽查、内控等，以“监察”冠名的越来越多。

机构建起后，培训和联络少不了。今年6月和8月，分别由万科、阿里及京东、联想等发起的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阳光诚信联盟先后举行峰会，累计至少有70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派员接受了反腐败与监察理论和实操培训。

查案不留情面，民企反腐也搞“公开曝光”

近年来，民企还学习十八大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做法，注重惩处，公开曝光，查处多起腐败案。

2017年1月，华为公司发布“反腐快报”，仅旗下消费者业务集团就有6名前员工被批捕。12月，该集团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腾某又因涉嫌受贿，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今年8月，京东集团发布反腐败公告，披露了16起员工腐败事件，对涉案员工予以辞退，情节严重者亦被公安机关刑拘。

“通报是个杀手锏，既可提醒员工坚守廉政底线，也向外界展示腐败零容忍。”知名学者彭新林说。而根据多起案例看，犯事者主要是高管及业务干部，涉腐领域涵盖了可能产生利益输送的各环节，涵盖面甚广，小到评分刷分、刷单骗补，大到物资采购、业务外包、财产管理、职务消费等，方式则有行贿、职务侵占、挪用公款、“靠山吃山”等。

相关方举报，成为腐败现形的主要途径之一。2016年11月，百度副总裁李明远因违反公司规定引咎辞职，导火索即是其遭到举报。华为则鼓励经销商举报，据报道，凡存在华为员工收受好处费等，经销商实名举报的，不追究其民事责任，也不影响与其合作。

部分民企还与官方携手。如京东与检察机关联手，共同开展反腐培训；新希望集团则秉持“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理念，要求审计监察人员签订《“六不准”工作纪律承诺书》。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兴起，引入大数据也成为民企反腐突破口。

为避免招标、采购领域产生舞弊，海尔准备了“秘密武器”——尝试建立招标风险预警平台。海尔集团诉讼及反舞弊部总经理杨德赋告诉记者，平台包括事前搭建招标风险智能预警，事中利用37种在线监测手段，预警引擎自动触发，事后6类风险报表做出解析，尽量减少招标风险。他透露，去年底以来，已自动挡住了不合格供应商300多家。到今年5月，已给集团节资7000万元。

“通过大数据，我们还从被动办案，变为主动发现线索。可能100个线索中查实的只有10个，但另外90个也很重要，有助于预防和警示。”杨德赋说。

廉洁文化及廉洁制度建设方面，近年来民企亦用力甚勤。

某民企监察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员工被查，家庭遭受重创，也让斥巨资、耗时间培养他的公司深感痛心。只有培养起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营造诚信、宽松、向上、敢说的企业文化，发挥廉洁文化浸润人心的作用，强化制度建设，纪律才能挺在前面，实现抓早抓小。

“故意虚假报账”“收受回扣”“违法乱纪行为”……在腾讯，每一名员工在入职第一天，都会被告知这六条高压线。信条一旦违反，轻则免职，重则移交公安和司法机关。

成都某医药企业总经理周彬告诉记者，他们的理念就是清白做事，诚信经营，健康生活。“年轻人很认同我们‘付出必有回报的价值观，工作热情很高，不会去走歪门邪道。”

直面三大不平衡：“要么系统滚蛋，要么你滚蛋”

“管理严重滞后，制度建设不到位，市场人员腐败风险高防范不足……”说起民企腐败的风险点，某企业反腐败负责人滔滔不绝。而放到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民企反腐才刚刚起步，面临更多的“不适应”“不平衡”。

最突出的就是民企数量众多、体量不一，反腐部门设置与作用发挥存在巨大不平衡。大企业反腐往往风生水起，但一些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别说设置反腐败专业部门，连专业人才都无法保证。大部分和审计部门合署办公，多以内审、外审来代替专业反腐，其发现和查处腐败问题的能力亟待提升。

另一方面，多名企业界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非公企业及“两新”组织加强党建，不少民企增设了纪委，但在个别企业，纪委主要精力放在廉政宣传和廉洁文化打造上，偏离了监督的主责主业。

对不少民企而言，反腐机构建起来了，实际地位和人才现状与形势发展相比也面临考验。一家民企监察部负责人吴兴福向记者介绍，其部门共8人，要完成日常监督，还要讲廉政党课，筹备签订廉政承诺、警示教育等事宜，每天忙得像陀螺。但他也深知，部门在监督和查处上作用发挥不够，查处的人员级别偏低，有些貪腐案则是媒体曝出，网上举报或老板发话要严查后，部门再跟进的。“我们的信息还有些闭塞。”

另一家民企监察部负责人则认为，部门人员本应既懂技术和业务，又善于搞监督。但实际上，由于部门新建，分流到或对外招聘的个别人员，会监督的不懂主营业务，懂业务的不懂监督，懂业务、又会监督的又上了年纪，用不惯电脑，看不懂大数据……

企业反腐部门工作方式，与飞速发展业务间的不适应，在一些知名企业也存在。今年6月在被问到当前反腐痛点时，顺丰集团审计部负责人刘国华便坦承“业务风险变化快、审计系抽样审计面临风险、被动接收投诉举报线索、个体依赖程度高……”

此外，民企内部反腐还面临民企广大高管、职工乃至老板对反腐认知不平衡的问题，不少陈旧观念需要打破。

多家企业监察部负责人向记者坦承，他们开展工作时遇到了许多阻挠。有人认为民企监察部门是“玩虚的”“吃闲饭的”。更典型的是，当要履行监督职责时，许多人说：“大家都是打工的，你为啥管我管那么细？老板都没说啥，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一家民企监察部负责人马军对记者回忆，他在民企推行网上举报，以及在业务前端、中端植入科技监控时，曾受到很大阻力。

“两个部门负责人都是老板亲戚，他们扯我的衣袖，挥拳警告‘你娃想监视我？别乱来！，‘要么你这破系统滚蛋，要么你直接滚蛋。”当晚，马军向老板力陈科技反腐有助于保护职工，次日老板发话对方才作罢。直到后来，上述部门数据填报有误，监控响起警报，挽回了数十万元损失，这两名负责人才对马军及这套系统刮目相看。

“如果老板再犹豫一点，为了照顾他们情绪说先缓缓，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公司的地位也会很尴尬。”马军说。

不过，“让民企做到廉洁经营，风清气正，不能只靠内部反腐，甚至不能单靠民企。”这也是受访的多名人士的共识。

“我们公司与政府部门开展了不少业务，老板拍胸脯说绝不行贿，但他能否做到不得而知。民企的很多问题，是由官场中人出事引爆的，根子还是在不受监督的权力上。”一名企业反腐人士直言。

另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内部监督举措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民企保持廉洁更是系统工程，“它与官场和社会上是否坚决祛除不良风气、与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真正形成‘亲清政商关系都有关联，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马军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