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里耶古城1号井第五、六、八层的年代分布<br/>——以《里耶秦简（壹）》所见朔日简为中心

试析里耶古城1号井第五、六、八层的年代分布
——以《里耶秦简（壹）》所见朔日简为中心

2018-09-22孔祥军

考古与文物 2018年4期

孔祥军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1号井出土简牍38000余枚，正确判定这批出土文献的年代区间是学术界最终科学利用其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2007年1月出版的《里耶发掘报告》[1]（下简称《报告》）较为详细披露了井内堆积物的考古学资料，为厘定里耶简牍年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然而，《报告》重点在于详述城址和周围墓葬的发掘信息，而非井内出土简牍，故其文字语焉不详，甚至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对此，刘瑞《里耶古城J1埋藏过程试探》一文（下简称刘文），从考古学角度，对《报告》1号井内分层年代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特别是《报告》中提到在井内第十七层出现了属于西汉时期的第三期遗物编号为J1■：1的A型筒瓦，刘文据此得出了“除因报告未提供判定第18层为“战国末期”的论证依据而使得我们难以对其进行分析外，J1内其他堆积层的形成时间均应为西汉”[2]的结论。若刘文推断不误，则里耶古井堆积层既然形成于西汉，则其出土简牍是否均为秦简，无年历信息的简文是否能够作为研究秦代历史的依据，“里耶秦简”的提法是否合适，似乎都是值得商榷的了。《报告》中提到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绝对年代标尺，但是“绝对年代标尺”到底是什么却未曾说明，所以刘文中提到希望将来出版的专题秦代木牍报告中能对此问题进行论证。2012年1月《里耶秦简（壹）》[3]（下简称《秦简（壹）》）正式出版，据《秦简（壹）·凡例》：“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根据简牍出土地层单位分五辑整理出版。第一辑包括第五、六、八层出土的简牍”，据此，整理者应该是剔除了其认为非秦简的部分，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不得而知，被剔除部分的具体情况也无从得知。不过，《报告》中的一段话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相关问题，“第⑤层的简多为竹质，文字具有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书写特征，均残断，仅一枚是在不规则的方形木条上书写。其他层位的均为木质简牍，都是秦简，明确记载为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4]，所以可以认为除了第五层有部分疑似楚简的简牍被剔除外，其他层位的简牍统统收在了《里耶秦简》诸辑当中。这样，因无遗漏，便可依据《里耶秦简（壹）》所收简牍对第六层、第八层的年代进行判定和研究。这其中的关键便是寻找到具有“绝对年代标尺”特点的简牍，而朔日简首当其冲，通过辑录排定朔日简的相关信息，对照秦历系谱便可了然其相应层位简牍的大致系年分布。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秦汉历法特别是秦历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李忠林在综览大量出土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排定出秦王政元年至汉高祖四年朔闰表[5]，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够全面充分的研究相关问题，笔者披览《秦简（壹）》所见全部简牍，将其中含有朔日信息的所有简牍辑录出来，并按照不同层位、不同年代顺序比照李谱秦历朔闰表（表一）如下：

表一

续表一

据上表，三层朔日简共172枚，有年代信息者145枚；其中第五层朔日简1枚，有年代信息；第六层朔日简共4枚，其中1枚有年代信息；第八层朔日简共167枚，其中143枚有年代信息。在这145枚系年朔日简中又有143枚简的年代朔日情况与李谱秦历朔日表（下简称李表）完全一致，而相异的二简中，简二七作“卅五年九月乙丑朔”，而简九三四、一五三九均作“卅五年九月丁亥”，与李表同，故简二七所谓“卅五年九月乙丑朔”必误。在仔细观察《秦简（壹）》所附图版后，笔者认为此“朔”字模糊不清，或为它字，若为“朔”字则当理解为抄写错误。又简一〇三九作“卅年月丙子朔”不知其月，另外简一八二〇作“年二月庚寅朔”不知其年，皆无法确定其年代与朔日之间的匹配关系，也自然无法作为否认李表正确性的直接证据。基于以上分析，《秦简（壹）》所提供的大量系年朔日简基本上证明了李谱秦历朔日表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既然李表是正确的，那么又可以反过来利用其对《秦简（壹）》中没有系年的朔日简进行年代推断，从而为研究分析里耶1号古井第五、六、八层的年代提供“绝对年代标尺”。

第五层只有1枚朔日简，即简一“元年七月庚子朔丁未”，据李表此元年为秦二世元年，而据《报告》井内第五层“厚0.9～1.2米，距井口3.53米”，5B层“有少量的竹木屑和几枚残断的战国楚竹简”[12]，“第⑤层的简多为竹质，文字具有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书写特征，均残断，仅一枚是在不规则的方形木条上书写”[13]。仅据《报告》容易使人得出第五层只有战国楚简的认识，而《秦简（壹）》则收录有35支秦简，《报告》的描述明显有误，这样第五层出土简牍应该是包括了战国楚简和秦简，而且秦简显示出其年代为秦二世元年，则第五层年代似至少包括了战国到秦二世时期，按照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常识，堆积层越在上面的其地层年代越是靠近，而纵观第六层、第八层出土简牍，并未发现楚简，其可知最末系年分别是秦二世元年端月（简三）与秦二世元年九月（简六五三），三个层面的最末时间点基本重合，至少说明其叠压地层相隔时间非常靠近。

第六层有4枚朔日简，其中只有简三“元年端月癸卯朔”有年代，其余三简分别为简八“年四月己未朔丙子”、简二三“年八月庚午朔”和简二八“年十月乙亥朔乙酉”，对照李表，此三支简的具体年代分别有两种可能性，一为秦王政七年前，一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后，笔者倾向于后者，通观上表所有朔日简最早时间为秦王政二十五年，若为“秦王政七年前”则疑其年代太早，似与本层所处年代不符，若此说不误，则其可知年代区间为秦始皇三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属于前者的可能性，如此，则其可知年代区间为秦王政四年至秦二世元年。《秦简（壹）》未收入第七层简牍，然而，据《报告》7A层“有少量竹木屑、陶片、瓦砾和简牍”，7B 层“多竹木屑，伴出简牍”[14]。《报告》又云：“（除第五层）其他层位的均为木质简牍，都是秦简”[15]，则第七层所出简牍应皆为秦简，所以除非其皆为无字简，否则无法理解为何《秦简（壹）》不收第七层简牍。

第八层出土简牍据《秦简（壹）》公布，有2552枚，朔日简共167枚，占总简数的6.5%。其中24枚朔日简无年代信息，通过比照李表可以明确年代者有15枚，剩下9枚，除简一八二〇作“年二月庚寅朔”情况特殊无法与李表对照外，其他8简的年代都可与李表对照，但年代与第六层简八、简二三、简二八情况相仿，均在秦王政与秦始皇两属之间，笔者同样倾向于后者，理由如上，具体情况可参看上表阙年试补一览。若此说不误，第八层可知年代区间为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若前述七简均属秦王政事，则其可知年代区间为秦王政元年至秦二世元年。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再将第八层可知年代的朔日简之时段分布列表（表二）如下：

表二

表二中数据显示出了十分明显的时段特征，再将其中相关数据转化为三维柱形图如下：

如图所示，第八层系年朔日简分布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秦王政二十五年为一简，秦二世元年为两简，而秦始皇三十五年达到一个峰值有47简之多，秦始皇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的简数占总简数的78.8%，由此可以大抵推知第八层出土简牍主要分布年代为秦始皇三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这不仅对推断其他无朔日秦简的基本年代提供了大致区间，而且说明了井内第八层的形成期与秦始皇三十五年应该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据朔日简所示里耶古城1号井井内第五层、第六层、第八层堆积层的可知年代下限是秦二世元年，并未出现具有西汉年历信息的简牍，从“绝对年代标尺”的角度来说，并无任何支持刘文观点的线索，称之为“里耶秦简”大抵不误。第五层、第六层出土简牍较少，第八层则较多，其可知年代区间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在判定和利用这批秦简时，尤应对秦始皇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这样的时间区间给予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