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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原三座秦陵墓主考*

2018-09-22耿庆刚曹龙赵汗青

考古与文物 2018年4期
关键词:家庄陵园咸阳

耿庆刚 曹龙 赵汗青

(1.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原上三座秦陵指的是位于咸阳城遗址西北,目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司家庄秦陵、“周王陵”、严家沟秦陵(图一)。

自1980年阎文儒考证“周陵实为秦陵”[1]以来,关于咸阳原上秦陵墓主各家观点见表一。

从秦东陵的考古发现来看,王与后妃异穴并葬、每座陵园只葬一代秦君、亚字形大墓才是王墓[12],由此,咸阳原上应有三座秦陵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惠文王葬公陵、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括地志》记载,公陵在“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永陵在“咸阳县西十里”;孝文王葬寿陵,位置失载。学者多以《括地志》作为判断秦王陵归属的一条重要文献依据,问题是唐人对孝文王葬寿陵在何地已不清楚,而且唐咸阳县的具体位置尚有争议[13]。

从商周至秦汉陵墓制度演化轨迹来看,拥有独立陵园名是战国时期“独立陵园制”后才出现[14],惠文王葬公陵、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这三处陵正是因为埋葬秦王而有陵名。《汉书·元帝纪》记载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建始二年七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汉书·哀帝纪》记载哀帝建平二年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汉书》所谓“寿陵亭部”、“永陵亭部”,亭部应是因陵名而称,亭部的设置或是秦,也可能是汉。《汉书》元帝、成帝、哀帝葬地的记载对于考证咸阳原秦陵墓主比《括地志》等唐代文献更有说服力,三座西汉帝陵位置明确[15],与三座秦陵位置、距离明确。

图一 咸阳原秦陵与西汉后四陵

表一 咸阳原上秦陵墓主各家观点

《汉书》记载元帝、成帝、哀帝等葬地皆以寿陵、延陵、永陵缀以“亭部”。成帝时,“(张禹)自治冢茔,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他所”[16]。因此,对“亭部”概念的理解,对于确定秦汉帝陵葬地有重要意义。

图二 理想县的地域分划图

标准情况下,“县大率方百里”,这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正好可以划分成一百个里(居民点),里与亭部是对应的,一百个里对应着一百个亭部,每个亭部就是方圆十里,亦即长十里宽十里的地域,正所谓“十里一亭”。图中的每一个小方块相当于一个亭部,其中容纳着一个里,星点则代表亭[17](图二)。

根据规划,西汉帝陵陪葬墓一般在东部或东北[18],汉昭帝平陵陪葬墓在其东约4公里处的西石村及黄家窑村[19],距延陵仅1100多米,前述文献记载汉成帝太傅张禹在“平陵肥牛亭部”自治冢茔、起祠室。因此,自汉昭帝平陵陪葬墓(西石村及黄家窑村)至汉哀帝义陵一线排布有肥牛亭部、延陵亭部、寿陵亭部、永陵亭部。汉哀帝义陵至汉成帝延陵6768米[20],西汉一里约417.53米[21],由于此地近京畿,人口密度较大,亭部之间的距离远小于十里,如果亭部大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此范围亭部至多为哀帝义陵至成帝延陵距离的二分之一强。

根据google earth西汉帝陵封土顶部中心位置与秦王陵主陵封土顶部中心位置进行测量:汉哀帝义陵距司家庄秦陵1263、距“周陵”3701、距严家沟秦陵6055米;汉元帝渭陵距“周陵”2430、距严家沟秦陵3430、距司家庄秦陵3502米。汉哀帝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从亭部之间的距离来看,严家沟秦陵可确定被排除在“永陵亭部”外,也即葬永陵的只能是“周王陵”和司家庄秦陵两座陵主之一。

陵园内陪葬墓、外藏坑的年代一般与主陵年代同时或略晚,如在秦始皇帝陵内外城垣西门以北发现有陪葬墓61座,“在初探和复探过程中没有发现埋葬后的遗迹、遗物,应是一批筑成而未葬人的空墓坑”[22]。2014年1~7月,在闫家寨发掘祭祀马坑、围沟、建筑基址、墓葬和车马坑等,属于司家庄秦陵园内东北相关设施,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随葬品[23];在调查、勘探“周王陵”过程中采集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尤其是外藏坑XZK27附近采集的错银铜镦[24]。这两批资料对确定司家庄秦陵、“周王陵”孰早孰晚有重要意义。

闫家寨K4出土铜车軎一件,铸铭“公”字。“公”义不明,见于数件秦器:1.荆州博物馆藏“六年汉中守戈”,背面2行,“六年(汉)中守(运)造,左工师齐,丞巸,工牲。”正面铸一字“公”[25]。2.咸阳长陵车站1962年铜器窖藏坑出土1件铜车軎,铸铭“公”,刻铭“太后”[26]。与“公”相关联的“太后”器见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二十九年漆奁”,其刻铭为“廿九年大后 詹事丞向 右工师象 工大人台”;1999年湖南常德德山寨子岭出土“十七年太后漆盒”,其刻铭为“十七年大(太)后詹事丞□,工师高。工季”[27]。

《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取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28]置汉中郡后一年,惠文王卒。武王即位,四年卒。故戈铭“六年”只能是昭襄王六年或秦王政六年。此戈为三穿,为庄襄王以前定制,始皇时定制为四穿,故此戈为“昭襄王六年”[29]。“二十九年漆奁”裘锡圭最先指出奁为秦器[30],裘锡圭和李学勤[31]都认为铭文中“太后”为昭襄王母宣太后;“十七年太后漆盒”与“二十九年漆奁”文例相似,与“十七年太后漆盒”同出有“噩邑大夫”铜印,学者亦指出“太后”为昭襄王母宣太后,而非孝文王华阳后,华阳后在庄襄王即位为华阳太后,卒于始皇十七年,但始皇时华阳太后已失势,虽为楚人,不可能赠器于噩邑大夫[32]。长陵车站铸铭“公”、刻铭“太后”车軎,王辉亦考为宣太后器[33]。因此,闫家寨K4出土铸铭“公”字铜车軎的年代亦应为昭襄王时期。

闫家寨M8出土残铜镜1面(图三),与之纹饰相类似的有1954年长沙桂花园M115[34]出土的“羽状地纹”镜(图四),高至喜认为“羽状纹地纹镜何时出现,尚难推定。羽状纹地四山镜是楚镜的主要镜种,其发生时间也较早,大概在战国初”[35]。其所谓“羽状地纹”实为“变形蟠螭纹”,此种纹饰铜镜发现较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中期变形蟠螭纹扁壶一件[36](图五),饰变形蟠螭纹、上有层叠的羽翅突起与M8铜镜纹饰相同,铜镜年代亦应在战国中期前后。

闫家寨M48出土陶壶1件,侈口,束颈,圆鼓腹。此类型陶壶在咸阳黄家沟、塔尔坡、西安北郊、西安南郊、西安半坡等秦墓中皆有发现,应是仿关中地区ⅢB型铜壶[37],其发展序列与铜壶相似,唯其假圈足与铜壶略有区别(图六)。与Ⅰ式陶壶共出铜剑1件,实心圆茎,上有两道箍,“凹”字形剑格,剑身较宽,与江陵九店M411∶1相似,年代为战国中期[38],光华胶鞋厂M84[39]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圹,口小底大,具有偏早阶段的特征;Ⅲ式陶壶共存的有鼎、盒、釜、盆等,光华胶鞋厂M10[40]、黄家沟ⅡM31[41]为偏洞室墓,00明珠花园10#M14[42]为竖穴墓,Ⅲ式陶壶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偏早阶段;Ⅳ式陶壶腹部微弧,邮电学院南区M33[43]陶鼎体圆、腹深,年代应为战国晚期偏晚阶段(图七)。Ⅱ式陶壶形态介于Ⅰ式与Ⅲ式之间,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阶段。

图三 M8出土羽状地纹镜

图四 长沙桂花园M115出土铜镜

图五 变形蟠螭纹铜扁壶

因此,司家庄秦陵陪葬墓及其附属车马坑出土随葬器物年代集中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而在“周陵”外藏坑XZK27附近采集的错银铜镦,与秦始皇陵一、二号铜车马上的铜镦几乎完全一致,外藏坑XZK27位于主陵西侧,与主陵的年代更为接近。因此,从出土器物分析,司家庄秦陵的年代要早于“周陵”,再结合“永陵亭部”的记载及距离测定,司家庄秦陵应属于秦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

图六 咸阳周围秦墓陶壶分期

图七 与陶壶共存器物

司家庄秦陵陵园由三道围沟环绕而成。主陵一座,居内陵园中部,底部东西长80、南北宽63、高约15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室东西长90.7、南北宽85.6、中部深约23米。与“周王陵”和严家沟秦陵陵园内两座“亞”字形墓葬不同,在主陵北侧有一“甲”字形大墓,“无封土,坐西向东,通长94米,墓道位于墓室东部,长65、宽约3.6~13.4米,墓室长约30.5、宽约22、中部深约18米”[44]。一般认为只有秦王和王后才能使用“亞”字形墓葬,文献记载秦悼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在秦昭王当政后“逐武王后出之魏”,所以在司家庄秦陵园内只有一座“亞”字形墓葬,进一步证实司家庄秦陵陵主为悼武王葬永陵。

年代晚于司家庄秦陵的“周王陵”只能属于孝文王和华阳后合葬的寿陵。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华阳太后死。《史记·吕不韦列传》:“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45]

严家沟秦陵虽无明确纪年的器物出土,亦可推定为惠文王和惠文后合葬的公陵。《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46]《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47]唐《元和郡县志》记载“咸阳县……西北距延陵十三里。”[48]秦公陵、汉延陵与唐咸阳县城的距离几乎相等,仅差一里而已,严家沟秦陵与汉延陵的相对位置关系吻合。

综上所论,司家庄秦陵陵主应当为悼武王葬永陵,“周王陵”应当为孝文王和华阳后合葬的寿陵,严家沟秦陵为惠文王和惠文后合葬的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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