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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安全视角下极端环保主义成因探析

2018-09-17郭振铎

环境与发展 2018年6期
关键词:生态安全

摘要:极端环保主义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极端思想。在激进环保组织的传播和推动下,极端环保主义对欧美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极端环保主义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生态安全问题。随着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日趋凸显,以及境内外信息互通的愈加便捷,极端环保主义在我国已展露雏形。在生态安全研究领域中,我国对于国内极端环保主义的研究一直是不充分的,因此在国内安全视角下对极端环保主义的成因展开研究则十分必要。笔者首先介绍极端环保主义国外发展概况,同时介绍了极端环保主义的国内雏形。在此基础上,笔者阐述了极端环保主义对我国的危害,并详细分析了极端环保主义的成因。

关键词: 国内安全;生态安全;极端环保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X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72X(2018)06-0001-03

DOI:10.16647/j.cnki.cn15-1369/X.2018.06.001

Abstract: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is an extreme thought based on ecocentrism. Because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has caused huge economic losses to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is an ecological security issue in the field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With the more and more serious situation of domest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more conveni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has shown its embryonic form in our country.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domestic studies on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in China has been insuffici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security. The author first introduc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and domestic embryonic forms of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elaborated the harm of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to China and analyzed in detail the factors that breed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in domestic.

Keywords: domestic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extreme environmentalism; ecocentrism

在众多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生态安全关系着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步引起各领域专家学者的重视。有学者指出,生态安全不仅仅包括环境恶化、生态风险等问题,还应包括生态恐怖主义[1]。其中,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生态风险问题是生态安全的源生性问题,而生态恐怖主义则属于生态安全的衍生性问题。对于生态恐怖主义,国际上对此有不同的提法,包括生态原教旨主义、绿色恐怖主义、环保帝国主义[2]。名称不同的原因,是各国专家学者对于生态安全、恐怖主义等相关概念的认知以及其所代表利益的不同而造成的。本文中,笔者使用学界争议最小的极端环保主义(extreme environmentalism)这一提法,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20世纪后期,以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为思想基础的极端环保主义在欧美国家广为传播,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单纯的生态安全问题开始向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转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粗放式、掠夺式的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帶来不可逆的伤害,这为极端环保主义在我国生根发芽留下了土壤。近年来,极端环保主义在我国逐渐展露雏形,为避免此类极端思想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我们需以国内安全为视角,对极端环保主义进行充分研究,全面分析国内滋生此类极端思想的各种因素。

1 极端环保主义国外发展概况

1.1 极端环保主义的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得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长期的破坏活动下,生态恶化日趋凸显,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可以说,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产生极端环保主义的根本原因。

极端环保主义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也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该思想最早在美国传播发展,主张以自然的本性对待自然,甚至于主张通过革命重建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将自然的地位置于人类之上[3]。占据美国社会主流价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处于对立状态,其间相互的抨击指责更加剧了生态中心主义者行为的极端化。同时,美国主流环保组织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不满足于所在组织温和、软弱的行动方式,在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自发成立了一系列激进环保组织,如美国的地球优先组织(Earth First!)、加拿大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英国的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和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极端环保主义思想通过激进环保组织的跨国传播,在欧美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极端环保主义者实施的一系列破坏活动,给欧美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地球解放阵线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并对该组织进行了打击,但仍旧不能控制极端环保主义思想的传播。

1.2 极端环保主义的新形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激进环保组织开始顺势转型,逐步趋向于温和化,但极端个例依然偶有发生。在极端思想的传播上,激进环保组织广泛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美化组织形象,扩大舆论影响,占领道德高地,夸大生态危机,传播极端环保主义思想。2011年上映的纪录片《如果树倒下(If a Tree Falls)》在欧美获得了多个奖项,该片不仅宣传极端环保主义思想,而且广泛博取受众对激进环保组织的同情心。在活动方式上,一些激进环保组织开始加強组织内部建设,转变行动方式,采取游行、集会等方式,干涉政府、企业开展大型工程项目,以及对他国激进环保运动予以跨国资金支持[4]。而对于自发“去极端化”的激进环保组织,仍注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影响力,例如绿色和平组织,与多国政府合作,在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以常规方式宣传、推动环保事业发展[5]。

1.3 极端环保主义与生态恐怖主义

正如前文所述,在涉及极端环保主义的基本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多种意见,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极端环保主义是否属于恐怖主义。而激进环保组织则不认为自身带有任何恐怖主义色彩。北美地球解放阵线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常见问题回答(FAQ)以及破坏活动指导方针(ELF Guidelines for Sabotage)中明确指出,在破坏活动中应当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避免伤害生命,破坏的目的也在于教育公众。而且由于该组织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无正式成员、无核心领导层[6],与恐怖组织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有学者认为该组织仅是激进环保组织,不应上升至恐怖主义层面。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则将地球解放阵线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理由是该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认为其暴力过度,担心暴力升级进而攻击平民[7]。不少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极端环保运动是恐怖主义行径。抛开争议,我们应当认识到,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恐怖主义是极端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为避免极端化的环保行为演变为生态恐怖主义,对极端环保主义进行研究并对极端思想的苗头进行有效遏制是必要且急需的。

2 极端环保主义的国内雏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社会的发展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生态问题严重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国际关系学院每年开展的“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调查中,空气污染问题自2013年起连续四年位于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之列[8],可见生态安全问题在国内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尽管近年来环境问题有较大改观,但不可否认生态威胁依然逐步加剧。我国虽已具备产生极端环保主义的诱因,但仍未完全形成西方国家广泛传播的极端环保思想。这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也不排除极端环保主义思想正处于孕育和形成阶段,所以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人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不断提高,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例如2007年厦门对二甲苯(PX)项目事件曾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抗议缘由更多的在于维护自身健康权益,并无深层次的环保诉求。而在2004年以“绿家园”为代表的环保组织进行的“保卫怒江”活动则完全是以维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以激进兼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除了维护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外,国内还有很大一部分环保积极分子将视线聚焦在动物保护问题上。而矛盾点更是突出表现在犬类动物的保护上。2011年4月,京哈高速数家动物保护组织志愿者拦截运狗货车,并强行低价收购。无独有偶,2012年4月20日,云南昆明也发生“爱狗人士”强行拦车并低价收购犬类动物的事件。而2014年广西玉林狗肉节冲突事件更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了“爱狗人士”以及动物保护组织的严重破坏。2017年12月31日,湖南长沙民警依规捕杀金毛犬,反而身陷网络暴力。以上案例表明,非理性的环保诉求正在逐步向极端环保主义演变。在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煽动、组织下,这些极端环保主义者不惜以违法犯罪为代价,危害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以极端、扭曲的方式实现其环保诉求。

3 极端环保主义对我国的危害

3.1 意识形态层面

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是两种平行的意识形态[9]。社会主义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主张“五位一体”、统筹推进。而生态主义则凸显生态中心主义观点,主张将环境置于首位,并将其独立且优先于经济社会。暂不提生态中心主义在国内传播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仅是其极端化的环保主义思潮传播扩散,便会对现行主流环保观念和伦理道德造成破坏,不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观点看来,“生态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为维护其利益而意识形态化的产物[10]。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渲染和营造紧张的舆论氛围,来满足其自身需要,在国际社会上攫取利益。极端思想易察易防,但境内外非政府组织在潜移默化中向国内环保主义者灌输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是很大的隐患。排斥唯物辩证法并具备极端化倾向的生态中心主义极易在环境热点事件的推动下演化为极端环保主义,这种是非颠倒的极端思想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成强烈冲击。

3.2 经济发展层面

极端环保主义来源于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反作用于经济生活,最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变革,生态文明建设卓有成效。“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而生态中心主义则执念环境优先,不能辩证看待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的关系,否认经济建设的成果及其积极意义。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上的极端环保主义更会直接对经济建设成果造成破坏。在极端思想的指导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蛊惑下,极端环保主义者扰乱公共秩序,破坏公共设施、科研单位、大型工程,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3 社会稳定层面

无论是极端环保主义还是生态恐怖主义,都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破坏。尽管类似于地球解放战线的激进环保组织宣称不伤害平民生命,但是其实施的纵火以及其他破坏活动还是引起了较大范围的社会恐慌。极端环保主义具有鲜明的极端主义色彩,它与各类极端主义思想有着共同之处,但其破坏性远不止体现在极端分子的破坏活动中,更在于该思想的伪装性和迷惑性带来的潜在威胁。极端思想披上了环保的外衣,占据道德高地,混淆大众视听,博得社会同情和好感。一些区域性的环境熱点事件中,在激进环保组织的煽动下,极端思想极易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无论境内外敌对势力是否推动,此类激进思想仅凭借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自发传播,便足以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由此看来,极端环保主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是潜在的,同时也是巨大的。

4 国内滋生极端环保主义的因素

4.1 经济因素

4.1.1 早年间掠夺式的经济发展为极端环保主义的生长留下土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极端环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的经济基础决定。早年间掠夺式的经济发展使得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恶化则是产生极端环保主义的根本原因。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卓有成效,但部分地区还是存在一些企业逃避监管、违规排放污染物。环境问题新旧叠加,空气污染、水污染甚至直接威胁着少数地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若地方政府对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采取默许态度,对于饱受污染之痛的群众,以及环保主义者的诉求置之不理,那么极端环保主义的产生只是时间问题。生态问题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公众对其的关切程度在2007年厦门PX事件中可见一斑。尽管直到PX事件结束,项目设施并未建成,未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伤害。但仅是厦门公众对于自身健康权益的忧虑,便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直接演变为环境群体性事件。

在生态问题的催生下产生的激进、极端环保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时效性特征。它产生自所在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或环境热点事件,并随着公众环保诉求的消解而消亡。当前国内某些地区空气污染、水污染严重,这本属于基本的生态安全问题,但在多种因素的叠加下,生态安全问题会直接演变为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在掠夺式经济发展对于公众健康权益构成直接威胁、而温和的环保诉求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国内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是极易滋生激进乃至极端环保思想的。但是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切仅是因为其自身健康权受到侵害,在他们的环保认知中,并未将国内外其他区域的生态问题作为关注对象。

4.1.2 公民对环保活动的深度参与使得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拥有了受众基础

不同于生态问题催生出的激进、极端环保行为,经济发展本身便会转变人民群众对环保的认知。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满足了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后,越发注重生活质量,并着力于社会事务,注重彰显其社会价值。环保问题不仅与国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而且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在当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公民对于环保活动的深度参与应是必然。与前述不同的是,公民对于环保问题的深度参与具有自发性、长期性的特点,而且不受地域限制,不以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热点事件为前提条件。

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提出背景,以及极端环保主义的产生,正是建立在公民环保活动深度参与的基础上。事实上,公民对于环保活动的深度参与值得赞扬。民间环保力量可在生态问题上对政府、企业起到有效监督。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倘若地方政府落实不力,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仍采取粗放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或地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那么在环保主义者常规的环保诉求得不到满足,加之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周边生态环境恶化的刺激下,极易滋生极端环保主义思想。

4.2 文化因素

4.2.1 文化多元化为极端环保主义的传播创造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势力加紧向中国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大量西方文化资源向国内源源不断地涌入。虽然我国政府进行了一定的引导,但在国内文化市场相对包容并蓄的大环境下,仍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在监管盲区活跃着。生态中心主义是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抑或是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意识形态。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上的极端环保主义会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潜在威胁。

然而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极端环保主义具有很强的伪装性,一方面,它将自身一切极端思想和野蛮行径归于环保目的,美化境外激进环保组织的破坏活动,将其作为楷模来标榜,从而占领道德高地,颠倒黑白,迷惑不明真相的受众群体。另一方面,极端环保主义还具有潜伏期,通常在环境热点事件中现身发声,并煽动、组织环保激进分子采取进一步行动。由于极端环保主义拥有较强的伪装性,表面上又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极端主义思想,常常游走在法律边缘,躲避在政府监管视线之下,因此对青年、群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隐藏在多元文化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以及在环境热点事件中蠢蠢欲动的极端环保主义思想,给极端思想的大范围传播提供了基础。

4.2.2 传统环保教育在青少年价值观念中打下生态中心主义烙印

我国环保教育历来主张“唯环保论”[11],全盘否定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不能以辩证思维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问题。“唯环保论”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唯环保论”仅是否定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仍将人类发展放在一个关键位置上;而生态中心主义则是完全站在自然环境的角度,以及否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但生态中心主义恰恰是“唯环保论”思想的极端化。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自基础教育阶段就向青少年灌输“唯环保论”观点,那么对于青少年日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十分不利。倘若我国青少年的环保观念均是建立在“唯环保论”思想基础之上,那么在热点事件的刺激以及激进环保分子的煽动下,公民在参与环保活动时极有可能产生极端化倾向。

4.3 社会因素

4.3.1 大量非政府组织成为生态中心主义的推动者

目前,我国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从事环保工作,一些组织是本土生长的,还有一些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分支机构。常见的有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CSAPA)等。但是仅从此类环保组织的新闻报道、纲领性文件及其宣传口号,很难看出该组织文化、价值取向是否具有极端环保主义色彩,反而此类组织通常情况下会给公众一种负责、理性、成熟、擔当的印象。但是在近些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及占据舆论热点的激进环保运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各类环保组织的身影,不少参与者还以某环保组织志愿者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丝毫不顾及自身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业秩序,甚至不认为其行为已然触犯法律,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此类环保组织一般以招募志愿者的名义,吸引大批环保人士参与其中;通过精心编织组织文化,潜移默化中向志愿者灌输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然而该思想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主流价值观是相冲突矛盾的。这种单一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很容易在复杂的环保活动中不断激化,辅之以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进而形成极端环保主义。同时我们在案例中也能发现,在环境热点事件发生后,各环保组织志愿者能迅速前往事发地点展开行动。事态扩散之快,参与人数之多,直接反映了某些环保组织管理层对激进环保方式的默许乃至支持的态度。因此,缺乏监管的环保组织直接推动着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乃至极端环保主义思想的传播。

4.3.2 缺乏引导的自媒体成为极端环保主义的催化剂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已经较为成熟,在社会舆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媒体时代,信息技术为极端环保主义的产生和扩散提供便利。中国网民数量庞大,涵盖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通过自媒体手段传播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比起传统宣传手段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国外一些媒体、环保组织在报告中引用环境数据时,故意混淆概念、夸大程度,不注明数据来源及可靠性,以博取受众群体的注意[12]。同样,国内也有自媒体恶意造谣,夸大环境问题,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13]。由于当前自媒体数量庞大,平台众多,难以对自媒体内容进行有效监管,因而缺乏引导的自媒体,很容易沦为激进分子的工具。

5 结语

极端环保主义自产生以来,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并造成了一定范围的社会恐慌。它还颠覆了常规的环保方式,使很多环保主义者思想混乱,正常的环保活动难以开展。我国激进环保活动较多,但极端环保主义思想尚未成型,各环保组织也未出现极端化特征。但近年来发生的环境热点事件,我们已然可以发现极端环保主义的苗头。

极端环保主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环保问题,但我们也不必夸大其风险,借鉴国外经验将其归为生态恐怖主义。我们只需要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将问题上升至国内安全的高度,密切关注滋生极端环保主义的各类因素,不断加强舆情检测和舆论引导,顺应形势调整执法策略,将任何极端环保主义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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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杜文.理性看待环保焦虑的极端表达[N].中国企业报,2011-09-20(001).

收稿日期:2018-05-29

作者简介:郭振铎(1995-),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2017级侦查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国内安全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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