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管理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纠纷、员工工作及社区安全等问题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在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不可否认的是，企业一方面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生产牺牲了资源、破坏了环境等，这些事件和现象倒逼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从理论研究上看，是否有内在推动力使得企业自发地披露CSR报告？企业披露CSR报告与其经营效率是否有内在联系？在什么情况下，企业披露CSR报告会给经营效率带来提升作用？本文从公司经营效率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的CSR报告对企业实际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探究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在影响力，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给予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自20世纪企业社会责任被提出以来，国内有关财务绩效、企业价值、股权集中度、内部控制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关系的文献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而对企业经营效率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关系研究较少。从国外研究看，Moskowitz（1972）对67个样本进行赋值，实证分析得出社会责任水平越高的公司其平均股票回报越高，二者正相关；Sturdivant和Ginter（1977）在Moskowitz的基础上选择其子样本，并用同样的方法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三个等级（优秀、良好和最差），结合行业状况，发现社会责任为“良好”的公司财务绩效最佳，而社会责任为“优秀”的公司财务绩效一般。Ingram and Frazier（1983）以美国三个行业（金属、化学、石油）7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Ruf，Bernadette M.（2001）同样以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基于AHP的KLD指数计量方法，研究结论为CSR与企业绩效短期正相关，长期不相关。上述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是正确的。

从国内研究看，沈洪涛（2007）基于“资金提供假说”，用内容分析法对1999—2004年深沪上市公司实证检验发现：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公司社会责任信息。Preston and O’Bannon（1997）提出的“管理者机会主义假说”被李正（2006）所验证：企业业绩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本文采取朱敏等（2014）的观点，认为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资金提供假说”和“管理者机会主义假说”都可能存在，只是适用的时间和范围存在差异。简而言之，本文认为“资金提供假说”理论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收益大于投入的成本；“管理者机会主义假说”理论则相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成本大于其为企业带来的收益。

从上述两种研究理论，笔者认为在我国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公司中经营效率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也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基于“资金提供假说”和“管理者机会主义假说”理论，企业会因为财务业绩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正向影响而履行社会责任并进行信息披露。然而，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则会减少企业所投入的社会责任成本，运用在此之前高社会责任成本带来的潜在名誉而将CSR报告内容描述得有声有色，但却未能使公司经营效率不断提高。因此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过程中，本文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拐点（经营效率最高点），此后，经营效率将随CSR得分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的经营效率之间可能是曲线关系。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企业经营效率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三、模型设计及变量说明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6年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剔除部分公司社会责任报告、金融类企业、年报、其他财务数据等公告不全后，共得到研究样本公司699家。这些上市公司2016年发布了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ankins CSR Ratings，RKS）的社会责任报告。本文所需财务数据和社会责任评级分数分别来自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巨潮资讯网、锐思（RESSET）金融数据库和润灵环球（RKS）。

（二）CSR 的衡量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用来衡量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计量方法有社会责任会计方法、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指数法。由于社会责任会计方法无法统一衡量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标准，从而降低不同公司得到的数据的可比性（李正等，2007）；声誉评分法（Abbott&Monsen，1979）因问卷应答者应对样本公司所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详细信息熟悉知晓,而这又受到企业的规模、存在年限、是否接近大众传媒、问卷应答者的经历等的影响，从而很少被研究者采取；内容分析法在研究过程中不仅繁琐、工作量大，还对社会责任报告分类存在主观性影响；指数法在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中是较为准确的一种方法，被众多学者采用过。这种计量方法首先对社会责任报告分类，再对其内容描述进行赋值，汇总后得出社会责任得分。目前，指数法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中被普遍采用。

文章采用了润灵环球网站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分的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衡量指标，何贤杰（2012）、朱敏（2014）在研究中都运用了这种评级体系，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建立在上述四种方法的基础上，该方法试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多方面的评价。根据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基于润灵环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结果，研究结论相对更具说服力和证明力，从而使得分析结果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未来建设更具有价值，对企业了解环境、行业自身更具推动力。

（三）企业经营效率的衡量

本文采用DEA模型法衡量企业经营效率。自A.Charnes（1978）和 W.W.Cooper（1978）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上发展了以相对效率为基础的DEA模型，该方法就成为众多学术领域进行效益评价及相对有效性的一种分析手段。通过设定好的输入与输出指标，DEA模型能对相应企业进行效率评分。本文在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我国上市企业经营效率时，参照国内外以往相关研究，将研究样本的输入指标设定为三大期间费用、营业成本、固定资产总额；把净利润、营业总收入作为输出指标，选取纯技术效率作为企业经营效率得分（Ei）。

（四）模型设定

根据DEA模型测算得到的企业经营效率值位于0—1之间，属于截尾数据，考虑在分析其与CSR的关系时，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会引起计量模型的设定偏误，因此无法得到一致的估计量。针对这种情况，本文采用Tobit模型来替代普通最小二乘法，该模型为受限因变量模型，可用极大似然法得到其一致估计量，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Ei为第i个企业的经营效率得分，α为常数项，β1、β2、γi为待估参数，Xi为各控制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

表1 相关变量解释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Tobit模型中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下页表2。从表2可以看出，就我国深沪证券交易所2016年上市公司而言，企业社会责任质量披露水平相对较差，平均分为41.54。模型采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构造的指标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水平，其中，最高分是复星医药（得分86.64），最低分是华谊兄弟（得分15.65）。由MaxDEA软件计算出来的经营效率得分与苏蕊芯（2010）的计算结果相比，有显著提高，平均分为0.98，最高分为中国神华等140家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得分为1），得分最低的是东方航空（0.76）；国有股比率（2016年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国家股与国有法人持股的百分比之和）最高的是中国核电（72.75%），最低为东方航空等578家上市公司，国有股比率为0；股权集中度最高的是大连国际（94.30%），最低的是创业板温氏股份（4.15%）；样本公司上一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是ST美利，达到了424.76%，最低为煤气化（-725.40%）；为降低异方差性问题，本文对公司规模做了对数处理，之后同其他变量一起加入回归方程，公司规模的对数最大值是中国石油（28.50），最低为万向德农（20.32）；研究样本中2016年资产负债率最大的是柳化股份（100.66%），最小的是中小板的双鹭药业（3.70%）。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文章采用Stata 13数据分析软件对模型（1）进一步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首先，模型（1）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显示，CSR及其平方项系数分别为0.0014、-0.0000215，P值为0.018、0.001，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履行社会责任程度的加深，企业经营效率先升后降，假设得到了证明。上市公司规模的对数LNX4在1%的边际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0076，这与赵世勇（2007）、苏蕊芯（2010）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没有检验出公司规模越大其企业效率越高的假设，原因可能是因为行业状况、公司战略、样本数据差异引起。国有股占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国有参股比例大小没有体现为企业经营效率的差异，本文分析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稍有差异：国有股比率越大，将会造成企业效率的下降（Xu&Wang，1999）；股权集中度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即股权越集中，企业经营效率越高；前一年净资产收益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关系；资产负债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影响关系为负，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经营效率越差，企业应该适度降低负债以提高经营效率。

表3 Tobit模型回归结果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创新地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多方面产生的滞后性影响，探究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方式。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根据2016年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数据发现，我国上市公司CSR整体履行程度水平较低，行业社会责任履行差距较大。（2）Tobit模型回归结果证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履行社会责任程度的加深，企业经营效率先升后降。（3）在本文假设模型多个控制变量中，股权集中度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公司规模的对数和资产负债率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前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以及国有股比率与企业经营效率关系不显著。

文章的发现与结论与以往研究相同，不仅对企业界而且对理论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从企业自身层面考虑，有利于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时，有针对性地披露重点信息，提高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性，致力于自我吸收成本，从根本上给利益相关者、员工、社区、社会、环境以及企业本身带来更大收益。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要给企业以及社会带来积极效应，政府为其带来的推动力不容忽视，在未来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政府部门应更加坚定鼓励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和加强内部控制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