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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17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68号）中将会计从业资格列为建议取消的职业资格事项。2017年1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会计法的决定。原“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规定，修改为“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至此，会计从业资格证正式取消，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会计从业资格证的取消，是减轻人才和制度负担的重要一步，也是政府“简政放权”情况下的重要成果。但是，会计从业资格证取消后，各个行业对财会人员的监管方式该如何转变？财会人员的日常监管该如何加强？这些都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通信业作为国有资本高度集中、业务规模非常复杂、财税涉及领域广泛的行业，在新形势下更应该注重加强财会人员的监管。

二、通信业的财务管理环境分析

（一）通信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保值增值压力大

通信业是以通讯服务销售为主营业务的资金密集型产业，通过终端合约、包月套餐、最低消费、客户预存款、政企产品、家庭宽带等方式捆绑大量客户，包括个人客户和政企客户。因此每年有巨大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三大运营商2016年相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三大运营商2016年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通信业作为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拥有的庞大资本体量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承受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巨大压力。根据《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规定，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有未按照规定使用、调度资金等造成资产损失的，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放管结合”，该放的依法放开，切实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该管的要管好，严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虽然有严格的制度环境，但是近年来电信行业陆续出现资金管理漏洞。某大型运营商所属单位2008—2011年以物业费、会议费等名义套取资金307.36万元形成“小金库”，累计支出304.96万元，主要用于招待费、培训费和发放奖金等。某大型运营商所属公司2015年至2016年，出纳骗取印鉴先后多次通过提取现金、银行转账等方式将公司大量银行存款存入或转入其个人账户。以上案例，一方面暴露了近年来通信业在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漏洞与不足，另一方面凸显出在会计证取消后，通信业财会人员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助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重要性。

（二）通信业新业务种类繁多，会计核算环境复杂

为开拓和抢占新的利润增长点，通信业业务越发复杂，各类新业务遍地开花。截至2017年6月30号，中国移动旗下咪咕和视频收入增幅69.9%，咪咕和阅读收入增长6.6%，和包交易额超过9 500亿元，物联网连接超1.5亿元。中国电信的天翼高清规模快速突破，用户净增1 079万户，达到7 212万户。翼支付业务月均活跃用户超过2 800万户，同比增长超过2倍。物联网业务迅速发展，物联网连接数较2016年年底接近翻番，达到2 798万户。中国联通发挥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形成的竞争优势，推动IDC与云计算（实现收入58亿元，增幅22%）、ICT（业务收入达到18.7亿元，增幅15.6%）、视频（IPTV收入8.1亿元，增幅36.1%）、物联网（物联网连接数突破5 000万元）等创新业务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固网语音收入下降及宽带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日益复杂和多变的业务，造成了会计核算环境的复杂多变；复杂的业务情况又涉及到会计准则的制订和修订，核算难度骤然提升。如2017年4月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新收入会计准则，更讲究合同项的拆分和合同周期的分摊，既拆且摊。“拆”，即按照产品的独立销售价格分拆，由此将会导致收入结构调整；“摊”，即在合同期内平均分摊收入和成本，由此将会导致收入、成本确认年限调整。新收入准则下对通信业影响尤为重大，实施难度颇高。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税改步伐和“营改增”全面扩围，通信业面临的税务环境也日益复杂。从2012年“营改增”试点、2014年通信业全国“营改增”、2016年全国全面 “营改增”，无一不深刻影响通信业的公司经营和税务管理。首先，通信业涉税业务繁多，如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等，几乎涵盖所有税种；其次，通信业税率繁多，以增值税为例，销项和进项都涵盖免税业务、3%、6%、11%、17%等诸多税率；最后，通信业涉税金额巨大，三大运营商2016年仅企业所得税一项税款，就已经超出400亿元。

在通信业复杂的理财环境下，涉及业务广泛、准则众多，税法复杂，对于通信业的会计从业人员来说，不仅需要有更高的道德修养，而且需要有更加过硬的专业素养，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大环境。在会计证取消背景下，通信业如何确立新增财会人员的准入门槛，又如何对存量的财会人员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三）实行双轨风险管控模式，风控要求高

通信业运营商执行央企制度同时遵循美国“萨班斯法案”。作为中央企业，严格执行国资委《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和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在公司内建立完善、统一、规范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巩固与加强公司内控执行力度，贯彻内部控制牵制的内控原则。另一方面，作为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公司，采用了美国《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遵循美国《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即《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披露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情况，并聘请专业机构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合理性、完善性发表评价意见。

近年来，电信行业的市场竞争逐渐加剧，效益与安全的有机平衡，一直是通信业管理的难题。财会人员作为公司风险控制的重要防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计证取消后，如何加强财会人员风险控制能力，确保财会人员为通信业发展保驾护航，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加强通信业财会人员监管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财会人员职业道德监管体系

结合通信业国有资本高度集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笔者建议通信业应建立财会人员职业道德积分制，初始分为100分，后续根据财会人员后续重大职业道德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数扣减。结合通信业近年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管理短板，可从个人社会信用、工程项目不正当利益、重大采购舞弊、会计数据造假、营收资金截留、支出资金舞弊套现、授意或指使他人违规操作、篡改财务系统或会计档案、对抗审计监察等九个维度，根据不同电信运营商的具体情况，设置相应权重和扣分规则。将失信惩处、责任追溯时限等问责措施合理列项，对严重失信财会人员在先进表彰及人才选拔中采取“一票否决制”。

后续可探讨政府和电信企业之间关于财会人员积分制的更多应用。比如通信业定级评分高的会计从业人员在会计职级评定、人才选拔中优先或免试部分科目。对于恶意舞弊或情节极其严重的失信人员，政府可吊销其已经取得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探讨建立财会人员严重失信行为披露制度，政府主管部门可依法向社会公开披露财会人员的严重失信信息。电信企业可根据严重失信财会人员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离、降职撤职或解聘等处理。

（二）建立财会人员专业能力监管机制

结合通信业会计核算环境复杂的特点，在会计证取消背景下，成立政府相关单位指导、电信行业自我管理的财务人员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由其建立通信业财会人员专业能力提升机制，对新增人员和后续发展进行管理。

对于新增的通信业财会人员，由协会制定财会专业能力通用标准，设定准入门槛，包括学历学位、所学专业、专业课成绩、实习经历等方面，并根据每年就业环境变化设立配套的分配权重。对评估通过的人员，授予通信业财会人员上岗证。此部分主要为基本技能的初始评定，后续发展中辅以贴合实际操作的专业培训与专业考核，同时将会计职称与通信业财务人员职位晋升相结合，实施任职资格认证工作。具体为，将与通信业关联度较为紧密的会计职称进行ABC分类，对于不同级别的财会人员，要求不同的会计职称级别。认证等级以对应岗位职级的任职资格等级为准，原则上不得跨级认证，后续认证应逐级向上申请。任职资格等级与职级序列的对应关系为：等级五（经理级）、等级四（主管级）、等级三（管理级）、等级二（专员级）、等级一（助理级）。

（三）建立财会人员风控能力监管机制

结合通信业执行国内外两套风控体系、风控要求高的现状，在会计证取消后，应加强财会人员风控能力的监管，对其建立单位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的三维监管机制。

从单位监督来讲，可结合国内外两套风控体系，建立面向财会人员的内控矩阵。内控矩阵一方面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另一方面作为有效工具可用于对财会人员进行风控能力考核。结合近年通信业风险高发领域，内控矩阵可将采购管理、资金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生产运维、营销管理、资产管理、收入计费、预算考核、重点成本管控等方面作为一级流程，然后配套对应的二级子流程、控制目标、控制点描述、控制发生的频率、控制类型、控制方式等。

从社会监督来讲，可借助社会第三方审计，定期对电信运营业内控执行质量和财会人员进行风控能力评估，特别是财会关键岗位的风控能力评估。重要评估报告，可纳入通信业财会人员档案资料。从政府监督来讲，应鼓励电信运营商实施共享财务，将全国专业财会人员，以特定维度（如行政省份或板块区域）集中设立财务共享中心，将电信运营商的各种财务流程集中在特定地点和平台系统完成。一方面有助于电信运营商对财会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实施风险集中管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对通信业财会人员更好地进行集中管理，简化监管流程，降低沟通成本。

综上所述，通信业财务管理具有国有资本集中保值增值压力大、业务繁多会计核算环境复杂、两套风控体系风控要求高等特点。在会计证取消后，可探讨从职业道德监管、专业能力监管、风控能力监管三个方面建立配套机制，助力新旧政策的顺利过渡和行业的规范有序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