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凯代斯·太力艾提

摘 要：“女权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其从传统的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实践中相脱节，这种脱节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的定义及妇女的日常生活不再因外界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这种影响也包括国际关系的影响。除此之外，女权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贡献，也可以通过对性别的解构来理解，既是身份的社会建构，也是强大的组织逻辑。这意味着承认男女在全球政治中应该做什么或者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女权主义研究者认真研究妇女及性别问题，在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一、女性在社会中遭受不公正待遇

最早提出女性主义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女性应当处于受保护地位。他还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地位差异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女性的研究理论“女性可见性”中，就揭示了女性经常遭受性别暴力。可见国际关系中妇女遭受暴力侵害已被默认接受。例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带领的“联合特派团”，在结束对妇女暴力的运动中估计，十名妇女中有七人将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遭受暴力，大约有6亿妇女遭受过暴力，但施暴者并未受到法律制裁。

杰奎·特鲁（2012）就，私人领域受到暴力侵害妇女（例如家庭暴力）与妇女在公共场合，日益全球化的工作场所以及战争时期遭受暴力行为之间联系进行了研究。在任何地方，妇女都无法享有与男子一样的经济，政治或社会权力和待遇，处处都有性别暴力，无论是家庭内的暴力行为，还是在外所遭受的任何形式的性暴。从这种角度看待国际环境，就有可能看到一连串的性别暴力对国际环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也是非常特殊且不被关注的不安全因素之一，并不能反映出和平，稳定等美好的国际和社会环境。女性主义在使女性价值可见的同时，也凸显了女性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及义务意识。即使妇女对全球政治做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如果他们居住的地方不被认为是高度政治地区，那么她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所做出的所有贡献都可能被认为是外围的，这就被认为是性别排斥行为。忽视性别的传统观点不仅忽视了妇女的贡献和他们对全球政治的影响以及政治对她们的影响，而且也永远地证明了这种性别排斥。因此，女性的权力被列入国际关系学重要议程之一。

二、规范性别建构

将女性主义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推动了女权主义的新发展：揭露和解构社会建构的性别规范。女权主义认识到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女权主义已经表现出性别身份的建构，从而延升到男女应该做什么的规范观念。在这方面，了解“性”作为社会建构的生物性和“性别”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性别考虑都依赖于对妇女的分析，也不应该把性别与男女的身体结构和身份联系起来。性别被理解为被分配给男性或女性身体的社会构造的假设，也就是被认为是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男子气概往往与理性，权力，独立和公共领域相关联。女性化常常与非理性，需要保护，家庭性和私人领域相联系。这些社会和政治上产生的性别认同塑造影响着全球互动，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理论，将全球政治作为实践目标，也会产生这样的性别认同，从而奠定關于谁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做的假设的永久性。这些性别认同也包括权力支配，尤其是父权制，这种权力使妇女和女性的性别身份属于男性，这意味着社会建构的性别认同也决定权力的分配，这对妇女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产生影响。

（1）性别暴力对性别建构的影响

在实践中，对男性和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固有地位，意味着妇女对战争和战争过程中所做出得贡献是外围的，超出了审议事务的范围。例如，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最近才进入国际议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妇女遭受大规模强奸并没有被起诉，因为事件被认为是战争的不幸副产品，或者直接被忽略。2002年“罗马规约”承认强奸为重大罪，从那以后就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高度认可并没有减少发生战争冲突地区的性暴力行为，且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战争冲突中仍然普遍存在，对其发生的有罪不罚现象也因此被忽略。

反过来，这些问题凸显了交叉性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女权主义中注入了新思路，也就是国际关系并不仅受到性别的影响，而且受到诸如阶级，种族或族裔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对战争发生地的性侵进行研究时，Lori Handrahan（2004年，437年）已经阐明了性别与民族具有相交性，敌人的女性被建构为“他们”，对他们的暴力行为就代表了“男性征服者扩大种族领土”。妇女被保护的性别结构意味着通过强奸或性暴力的方式征服他们，这也意味着实现了对敌人的统治。

综上所述，女权主义揭示了国际政治中的性别暴力和女性边缘化现象。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建构是性别不平等的进一步证据，也是促使首先将妇女排除在传统的国际关系视角之外的原因。如果女性被认为是受保护的而不是被施暴者，或者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性的，或者只存在于家庭或私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那么他们对全球政治的贡献就更容易被忽略。女权主义打破了固有的对性别的说法，也是对性别认同的构建提出挑战。

三、女权主义与维和

维和特派团是国际社会争取在冲突后建立一种可持续和平的方式，联合国的传统维和作用（被理解为公正的对话者或监测员）的作用逐步扩大。但这是男性化的军事化安全观念所塑造的。然而，正如国际关系中女权主义的研究者所表明的那样，战争后妇女受侵害的频率比战争期间受侵害频率要高，这包括强奸和性侵犯，家庭暴力和强迫卖淫，以及那些出卖性行为以减轻财政压力。维持和平的主要方式往往掩盖了这种暴力，认为它们不属于实际的军事安全问题。那么，国家所追求的这种安全就完全将妇女权益排除在外了。

2000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在整个会议专门讨论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并通过了第1325号决议。该决议呼吁在整个和平行动中将妇女纳入和平协定和冲突后决策之中，此外还要在冲突期间保护妇女和女童。第1325号决议呼吁社会发生冲突地应热切关心妇女儿童，支持当地妇女的和平倡议，并倡导在选举，司法和警察体系中保护妇女的人权。

最后，维和特派团等国际组织也在间接的推动着女性遭受性暴力行为的发生，关于维和人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对妇女，女童和男童实施性暴力的报道屡见不鲜。这个问题在2015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到2016年，联合国举报人不仅爆料了法国维和部队在中非共和国对儿童性虐待的报道，还爆料了联合国在这些报告面前的无所表示，无所作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维和人员虽然对这些零容忍行为做出了口头上的承诺，但他们仍享有着不受惩罚的优待，其中军事化的安全和机构的一致性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