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广伟

摘要：通过对冷战结束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亚经济一体化历史进程的考察，作者发现在强权林立的东亚地区，任何大国对一体化主导权的占有都会引发相关各方的疑惧，担心其利用获得的支配性权力损害本国利益或置自己于危险、不利的境地。为此，利益攸关方往往采取权力平衡策略，联合对主导力量进行牵制与制衡。东亚地区犹疑徘徊的经济融合进程深刻地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低级政治”被各国基于权力、安全考量的“高级政治”议题所主导，权力成为决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要素。这也意味着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力量均衡”既是其艰难行进的前提，也是各方唯一可以接受的进程结果。

关键词：东亚;经济一体化;东盟共同体;“10+3”;东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F11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8）05-0040-10

Research on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ro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ao Guangwe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dur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and found that any powerful country occupying the leading role of integration will trigger the fear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Worries arouse due to the strong coutnry may use the dominant power to harm others interests or put them in a dangerous and unfavorable situation.To this end， stakeholders often adopt a power balance strategy to jointly contain and balance the dominant forces. The stagnation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foundly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under anarchy： the uncertainty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will lead to the “low politic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eing dominated by“high politics” based on power and security. Power becomes a key element in determin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also mean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power balance” is both a prerequisite for its difficult march and the only acceptable outcome of the parties.

Key Words： 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ASEAN Community;“ASEAN + China， Japan and Korea”;East Asian Community

“东亚”作为一个地域概念特指亚洲东部地区，覆盖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等5个国家，包含东北亚和亚洲正东部分。但在具体运用于经济领域，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时，其指代区域不断向外围拓展，远远超越东亚5国的范围，向东南亚地区扩展，并有着向南亚、大洋洲特定国家扩展的趋势。因此，文中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也是一个逐渐泛化的概念，不仅是中日韩3国经济合作的深化，更是指以东北亚和东南亚为基础不断向外围拓展的区域经济融合，但其演进路径基本一致，即在维持区域力量总体平衡的基础上深化一体化合作以获取经济收益。通过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行历史性考察，可以发现其发展演进大体遵从了由内而外不断向外围拓展的空间逻辑，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以 “10+1”为轮辐，以“10+3”或 “10+6”为边缘的轴辐式结构。目前，处于原点位置的东盟各国经济实现了有效融合，进入深度一体化阶段;以东盟为中心的轮辐，即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顺利;而处于外围的“10+3”或“10+6”轮毂一体化建设则进展迟缓，研究论证、协商谈判持续20年之久，但仍未完成结束谈判、签署协议的任务，更遑论启动建设。

东亚经济一体化之所以能在冷战结束后启动、发力，其动力首先来自于各国对共同获利的预期。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差异巨大，造成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形成互补的产业优势。区域内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专注于不同生产区段的生产和加工，并不断积累各自在专业化程度上的优势，从而形成了日本、韩国掌控核心技术、生产关键零部件，东南亚国家承接日本、韩国零部件加工，澳大利亚和东南亚提供能源和矿产等大宗商品，中国、印度等国对零部件进行组装，最后输往美欧发达市场的紧密相连的生产网络，成为全球价值链循环中的关键链条。区域内贸易份额不断增长，已占到区域贸易总额的30%以上，其中中间产品贸易占区内贸易的50%～60%，市场容量越来越大。根据部分经济学者预测，区域经济自由化将大大促进各国经济增长，提高福利水平。在“10+3”框架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带来远高于“10+1”的福利收益，其中中国获利最多，日本、韩国次之，东盟国家也将实现累计10%以上的经济增长。而在“10+6”框架下建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旦实施，也将为区域内国家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可获利945.56亿美元;日本和韩国次之，也将达到700亿美元以上;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度的福利凈增长超过200亿美元;东盟各国GDP总量正向变化最为明显，越南变化12.8%，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变化2.93%和2.50%，其他国家GDP变化大体在1.0%～1.5%之间。可见，区域经济自由化、便利化将为各国带来较为明显的经济效应，福利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量等都将有所增加，这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需求”的前提。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显著的收益前景与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抑或当前的RCEP踯躅徘徊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充分说明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不仅仅关涉基于利益得失计算的经济逻辑，各国基于势力均衡的权力考量才是决定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权力逻辑的视角下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行历史性考察，揭示其演进规律和推进条件。

一、分析框架：权力逻辑作用下的制度变迁

随着区域经济合作日益紧密，学界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期盼越来越强烈，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经济学在量化分析、模型推演中发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每个参与的经济体都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可观的贸易和福利收益，认为各国应基于经济效益的逻辑大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实现国民福利的增加。但经济学家简单的经济利益计算忽略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对权力的考量，所以始终无法理解亚太经济一体化为何进展迟缓。现实主义从权力逻辑出发，认为亚太地区缺少一个可以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主导一体化进程的霸权国，不利于一体化的推进;同时，主要大国为防止潜在霸权国的崛起，着力推进权力的联合与制衡，难以形成推进一体化的合力。现实主义者的权力逻辑虽然揭示了各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持权力、增加权力的核心考量，但没有发现各国在运行权力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力逻辑的互动与相互建构，所以也就无法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给予合理的解释。功能主义试图把国家经济、社会和福利功能技术化，强调功能性领域的合作会自动扩展、外溢到高级政治领域，并促使个人和组织“忠诚转移”，但其过分强调技术性功能外溢的效能，忽视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无力解释亚太各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体现的政治意图。

区域一体化简约的理论模型限制了研究者的想象空间和理论视野，对现有理论模型与全球勃发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之间的偏差和距离视而不见。同时，区域一体化理论多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凝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国家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但面对东亚一体化踯躅不前的现象则水土不服、解释乏力。仅仅关注某一个机制或某一种逻辑的研究方法可能导致研究设计和理论预测的偏差，甚至得出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结论，许多学者呼吁要对多重过程和逻辑给予更多的关注。基于这一前提，笔者学习和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本文解读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分析框架，注重从多重逻辑的视阙下观察各行为体的互动及其对一体化的影响。

东亚地区存在着独特的力量格局和结构性矛盾，主要经济体分别属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体系，美国对东亚的崛起心怀警惕，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不时凸显，中韩两国与日本之间历史认知错位，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时有发生，再加上多层次的发展水平、多样化的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历史传统，导致东亚国家缺乏共同的身份认知和文化认同。主要行为体之间呈现为竞争对手而非朋友伙伴的关系，虽然承认对方的主权存在，但暴力依然是解决冲突的必备选项，区域结构虽处于洛克文化的无政府状态，但更接近于霍布斯文化，建立在朋友关系或消除战争威胁基础之上的功能主义和经济学说在此失去了应有的解释能力。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持续强化各方对安全和权力的关注，使得该地区的“经济收益”等“低级政治”的问题受到考量“权力增减”的“高级政治”的制约，“不安全的状态——至少双方对对方未来意图和行为所怀有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区域合作的开展”。

基于这一前提，本文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独立自主倾向增强，希望凭借依然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亚太特别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权，构建日本支配下的次区域经济秩序;但其战略又不时受到美国的掣肘和制衡，其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意图和逻辑无法一以贯之。中国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逐渐从一个地区强国转变为一个准世界大国，在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权力和利益诉求也随之增强。面对日本和美国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挤压，中国秉持互利共赢的精神，坚守东亚区域合作的底线，灵活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力争创建一个于己有利的一体化组织，防止领导权被日本占据，或在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对于生存在大国夹缝中的东盟而言，维护地区安全、保障自身独立自主成为首要考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盟秉持“东盟方式”的精神，坚持尊重差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利用各大国之间的力量角逐，推行“大国平衡战略”，联合一个或多个国家制衡潜在主导国，坚守区域一体化主导权，避免自身被撕裂或边缘化。美国虽然远在太平洋彼岸，但基于维护霸权、巩固霸权的逻辑，不断增加在东亚地区的力量存在，强化对东亚经济事务的参与和掌控，围堵、遏制潜在挑战国崛起，力图把东亚拉入亚太经济合作框架，打造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济秩序。

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权力逻辑并非孤立存在或独立发挥功能，也不是在原子式的碰撞中建构一体化的进程，而是多个权力主体游弋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共同场域，相互之间不断发生碰撞、影响、交融、互构等多重作用。因此，本文首先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多个主体、多重权力逻辑及其相互关系为分析对象。权力逻辑分为内生性权力逻辑和外生性权力逻辑两类，主要由内、外条件或力量激发，在某一具体领域则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习惯、规则、规范和相应的行为机制。权力逻辑具有行为诱发和塑造作用，规约着一体化进程中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可以观察到区域内大国的权力逻辑、崛起国家的权力逻辑、系统重要性国家的权力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以外，一种权力逻辑的运行和影响是在与其他权力逻辑的碰撞、调适和互动过程中呈现的，所以会因其他权力逻辑的变化而变化。如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大国总是拥有主导进程的权力逻辑，但在面对体系性竞争或体系性整合时，可能在遏制打压、分化瓦解、联合主導等不同权力逻辑之间进行选择。因此，如果超越具体的外在环境， 或控制其他权力逻辑，有选择地抽离出某一权力逻辑加以分析研究，常常会导致对其影响的片面理解和认知。因此， 区域经济一体化涉及多重权力逻辑，必须从这些权力逻辑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博弈中认识它们各自的作用和联动的效果。

第二，多重权力逻辑共同构建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宏观制度安排， 而多重权力逻辑源自于一体化进程中参与者的多元性以及参与者依据国家利益做出的综合考量。因此，权力逻辑是各国行为的思想先导，必然呈现于区域经济合作与行为体互动等稳定的交往行为之上，它将导致特定的行为模式的产生和重复出现，而权力逻辑的微观行为意义就在于行为体在日常活动中的遵循和践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演进的过程正是这些自愿或不自愿地参与其中的行为体争取自身利益、互动博弈的过程， 微观层面则体现在不同经济体的政策行为和互动关系的变化上。因此， 我们可以从微观层面即经济体的日常行为及相互作用中考察分析一体化进程中多重权力逻辑的互动和影响。也就是说，多重权力逻辑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行为体复杂多样但又有章可循的微观行为，只有在对各行为体日常行为方式和互动过程深入解读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认知多主体、多过程的权力逻辑，进而对制度变迁给予合理、科学的解释。依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权力逻辑诱发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微观行为。对该领域权力逻辑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预测各行为体的行为和互动;同时，对不同行为体行为方式和相互作用的观察和认知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涉及到的权力逻辑，使得一体化研究建立在可供观察和检验的实证基础上。

第三，对权力逻辑的互动和权力逻辑的微观行为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只有理解多重权力逻辑的建构性作用，才能对一体化进程给予恰当的解读。不同行为体基于不同的考量参与经济一体化，在其中进行着不断的权力博弈和利益争夺，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秉持的权力逻辑。而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时间顺序塑造了各方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如朋友、敌人或竞争者的身份，协商一致、合作共赢或零和博弈的共同认知，鼓励或抑制行为体的特定行为，进而制约一体化随后的演变轨迹和路径。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虽然各方权力逻辑相对稳定、外在环境基本相似， 却在不同阶段设计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不同的一体化模式和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经济体的权力逻辑及其相对应的具体行为方式在互动碰撞中、在不同的时间段塑造了不同的主体间认知， 产生出一体化演进过程的内生性效应。权力逻辑一方面导致特定行为方式的重复出现，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组合中又建构着不同的主体间意义，进而导致既有迹可循又相去甚远的行为结果。一体化进程蕴含着权力逻辑的内生性效应， 即权力逻辑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行为体之间共享的主体间意义，共享观念塑造且不断再造着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决定行为体的行为偏好。因此，在多重权力逻辑的作用下，一体化进程的具体结果并非像瓜熟蒂落一样顺理成章，而是随着权力逻辑的相互作用以及时间上的排列组合而产生巨大差异，但引发特定结果产生的驱动机制和演进逻辑是可以在具体行为中分析认知的。唯有深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演变过程，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上述权力逻辑的互动、反馈和建构是如何促进一体化进程特定结果的出现的。

二、东盟共同体建设取得成效，为东盟在区域一体化中的“核心地位”提供有效的力量支撑

东盟本是一个政治安全联盟，旨在防范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主要议题局限在军事安全、经济合作、意识形态以及与西方的战略协作等领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缩减，东盟的政治安全功能逐渐淡化，从一个政治安全组织向兼顾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的综合组织转型，促进经贸和发展合作的经济功能凸显，深化区域一体化成为各国共同的需求。东盟国家认为，在强国环伺、力量交错的东南亚地区，仅仅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无法形成对大国力量的制衡和有效牵制，必须要团结一致，对内发展经济，对外一致发声，从而避免“碎片化”，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赢得大国的尊重和与大国平等的地位。

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伊始，东盟就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力争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提高合作水平和加强经济一体化建设，增强东盟的整体实力。1995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曼谷宣言》，强调东盟国家要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努力加快东南亚一体化进程。1997年，东盟接纳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加入，基本实现对东南亚地区的全面覆盖。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普遍认识到，只有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与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建立区域自觉应对外部冲击的多重机制，才能保证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设想应运而生。

进入21世纪后，面对愈演愈烈的区域一体化形势和周边大国跃跃欲试的主导权之争，东盟自感要想继续掌控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动权，就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培育共同身份认同，增强凝聚力，提升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东盟各国创建共同体的步伐明显加快。2003年，东盟首脑会议发表《第二协约宣言》，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2007年，又决定将共同体建成时间提前至2015年，以尽快形成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为此，东盟相继出台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以及《东盟共同体2009—2015年路线图宣言》，对东盟共同体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行动安排。在东盟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同体建设取得成效。2015年12月3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交部部长阿尼法发布声明，东盟共同体当天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东盟一体化进程全面进入东盟共同体阶段。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并非意味着共同体建设进程已经结束，而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

综合来看，作为三大支柱之一的东盟经济共同体推进最为顺利，成效也最为明显。截至2015年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完成率为92.7%，在所有506项行动安排中完成了469项。具体而言，“四个支柱中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建设完成了256项（总计277项），构建竞争力的经济区完成了154项（总计170项）。平均税率降至0.54%，东盟6个老成员国已取消99.2%的区域内部货物进口关税，4个新成员国这一比例也达到了90.86%”。同时，还积极开展非关税领域的合作，实施便利的原产地认证措施，制定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建立东盟贸易信息库，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开发东盟单一窗口系统以及签署互认协议等。同时，不断加快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逐步取消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在投资自由化方面，2012年正式实施《东盟全面投资协议》（ACIA），包含综合的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条款，明确的投资自由化时间表给外商独资企业以更大的优惠，保留东盟投资区特惠安排，旨在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化、便利化、透明和競争性的投资环境。在随后的协议修订中，进一步放宽或取消了投资限制，主要涉及制造业、农业、渔业、林业、采矿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灵活多样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不断强化和提升东盟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2014年，东盟外资流入占全球比重达到了11%，比2007年提升了6个百分点，区域内部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也达到了17.9%。

随着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东盟已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区域组织。它致力于加强内部团结，化解地区纷争，使东南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对抗走向合作，从贫穷走向繁荣，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在对外关系中，东盟国家注重沟通协调、统一立场，以整体形象示人，赢得远高于自身实力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东盟共同体建设有力地推动东盟各国的团结和联合，提升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一体化水平，促进东盟整体实力的提升。同时，面对列强环伺、大国力量交错的格局，巧妙地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游走穿梭、纵横捭阖、借力打力，实现了区域均势结构的再造。东盟综合实力的增强及其“大国平衡战略”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东盟对周边大国的忌惮，使其更愿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牢牢占据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中心位置，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领导者。

三、“10+3”框架下双边自由贸易区顺利推进，东盟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加剧，在西欧和北美地区形成对内高度一体化、对外兼具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面对西欧和北美两大经济板块内聚化带来的压力，东盟也逐渐从政治安全合作转向经贸发展合作，对内大力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深化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对外则不断拓宽与周边国家合作渠道，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路径。

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创建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倡议，希望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担当起领导东亚经济合作的重任，但由于美国反对、日本态度消极，最终不了了之。1994年，泰国副总理素帕猜又提议举行“东盟+中日韩”经济部长会议，日本顾虑可能遭受美国反对，进而提出邀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进来，导致提议无果而终。可见，美国虽然远在太平洋彼岸，却一直密切关注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动向，担心东亚各国构建一个类似欧盟、排除美国的一体化机制，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成为美国主要的目标旨趣;作为东亚经济“领头雁”的日本，以维护日美同盟为最优选项，对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声置若罔闻、消极对待，无意担当起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任。在日美两国的联合扼杀下，刚刚萌动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思想无法落地生根。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真正启动始于“东盟+中日韩”和3个“东盟+1”机制的建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影响东盟6个老成员国以及与东盟经济联系密切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一些国家因此陷入经济萧条、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东亚国家深刻认识到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压力加大，遭遇困难之时难以独善其身，唯有加强协调与合作，才能抗御金融风暴、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像催化剂一样，激起东亚国家区域合作的潜在需求，促使东盟与中日韩迅速组织起来，加强金融、货币政策协调，合力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1997年年初，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访问东南亚时提出“定期召开日本和东盟首脑会议”的建议，东盟出于平衡外交的考虑，重提前人的设想，希望中国和韩国也能加入进来。依据东盟的倡议，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迅速开启，并分别举行东盟与中日韩3国的专门会议，逐渐打造了“10+3”和3个“10+1”合作机制。为防止东盟在其中的主导权被中日两大国稀释，东盟坚持“10+3”系列会议在东盟国家间轮流举行，并淡化“10+3”的影响、突出“10+1”的作用。在东盟一系列纵横捭阖手法的操纵下，“10+3”会晤机制逐渐成为各国间交流、會谈和表达本国愿望的“空谈馆”，带有不具约束力的论坛性质，而“10+1”机制则演变为东盟与中日韩3国进行具体的商贸协商和谈判的场所，成为推动实质性经济合作的主要渠道，从而构建了以东盟为轮轴、以中日韩为轮辐的“轴辐式”东亚合作模式，在机制上确保了东盟的中心地位。

“10+3”“10+1”机制建立后，东亚各国希望在此基础上顺势开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打造货物、服务、技术和人员融合的区域自由贸易网络。但由于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差异巨大，领海主权存在争端，加上个别国家错误的历史认知，以及大国力量消长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各主要经济体对于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和范围莫衷一是。处于领航员位置的东盟担心整个区域的一体化会削弱东盟的主导地位，更偏向于在“10+1”框架下推进经济一体化。基于上述因素，东盟与中日韩3国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率先起步， 在相互竞争中迅速推进并不断向外围扩展。2000年，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4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双方多轮谈判和磋商，于2002年11月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其后，双方又达成了《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年底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大大增强了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周边国家纷纷向东盟抛来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橄榄枝。最为敏感的日本担心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被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抢占，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受到压制。基于权力逻辑的考量，日本对地区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迅速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并启动与东盟谈判自由贸易区事宜。2003年10月，双方签署《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框架协定》，正式启动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意在联合东盟制衡中国，抢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了显著的示范效应，促使周边大国竞相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速双边一体化进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旋即启动。在具体贸易投资协议谈判中，各国为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安排、避免落后于人，纷纷对东盟做出妥协和让步，如给予东盟新成员国更多的灵活性，达成合作开发湄公河流域，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支持、援助东盟中不发达国家等优惠条款。

东盟基于“权力平衡”的考量和大国力量制衡的格局，一方面调动了周边国家与东盟创建自由贸易区的热情，以免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落于人后、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创建和推进;另一方面，由于担心领导权旁落日本或中国，东盟对创建东亚经济一体化淡漠视之，中日两个大国相互牵制，无法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区域经贸合作，只得退而求其次，支持第三方——东盟发挥领导作用。东亚经济一体化最终形成了以东盟为轮轴，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轮辐的双边自由贸易网络，从而成就了东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四、中日方案针锋相对，东亚经济一体化陷入路径选择困境

东亚地区本已形成以市场分工为基础的生产网络，但周边国家与东盟双边自由贸易区相继建立，大大小小的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交错，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互为抵冲，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增加了生产网络运行的成本。很多进出口企业对东亚地区内错综复杂的自由贸易的优惠条款搞不清楚，或为避免在各类贸易条款之间换算的麻烦，干脆弃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优惠政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为破解区域内错综复杂的自由贸易安排带来的困扰，主要大国认识到应该建立整合现有双边自由贸易安排、融合整个区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路径;东盟也基本同意上述路径设计，只不过必须以维持东盟的核心地位为前提。早在1999年，根据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提议，第3次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决定成立“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对东亚合作进程与目标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规划。2002年，“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向第6次“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东亚展望小组报告》，建议“10+3”机制向东亚机制过渡，把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短期和长期目标。2004年，第8次“10+3”领导人会议明确宣布将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逐渐成为各方的共识，各方对其充满期待。但其后，东亚共同体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各方基于权力的考量，对东亚共同体的范围、路径和模式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致使其始终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无法实施。

（一）日本着力构建东亚共同体，企图抢占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

东亚共同体构想首先得到日本的热烈响应。进入21世纪后，面对中国推动东亚合作的积极姿态，日本各界危机感油然而生，不甘心主导权旁落，于是以东亚共同体为载体，开展了一场对东亚合作主导权的争夺。2002年年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南亚5国时正式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强调“东亚共同体”要以日本—东盟合作为基础，同时发挥“10+3”机制的作用;保证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建立非排他性的地区组织，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域外国家加入。2003年年底，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确认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此后，东亚共同体成为日本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在历次“10+3”“10+1”和东亚峰会上大力推进，使得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一体化的长远目标逐渐被各国接受，日本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凸显。2005年，应日本代表的强烈要求， 首届东亚峰会明确了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包容且具有普遍价值的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同时强调东亚峰会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日本坚持的在东亚峰会（或“10+6”）框架下创建东亚共同体的建议未获提及。同年，具有日本政府背景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推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政策建议报告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政府积极创建东亚共同体的真实意图。报告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应秉持“开放地区主义”原则，以政治、经济和文化3个方面合作为支柱，在“自由、 民主、 人权” 等普遍价值的基础上， 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繁荣、进步”，意欲以西方价值观主导东亚合作和抢占战略制高点。经济共同体建设方面，提倡共享繁荣的共同体远景目标，主张日本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领域的优势以及自由贸易协定（FTA）、 经济合作协定（EPA）等相关综合战略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抢占中心地位， 在此基础上认可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部分主导作用。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方面，显露了日本对中国的猜忌和防范，认为维护日美同盟是实现日本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基础和枢轴，主张日美同盟和以美国为首的中心—轮辐体系同盟是东亚安全合作以及安保共同体构想的重点。

可以看出，日本设计的东亚共同体路径充分反映了其平衡中国影响、消解美国忧虑、争夺主导权的权力考量。首先，日本力推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坚持开放性原则，主张抛开现有的“10+3”框架，摆脱东亚区域范围的界限，力求把“东亚共同体”扩展到南太平洋和南亚地区，把美国积极支持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入进来，以更多地体现美国的利益和影响，同时把南亚大国印度吸納进来，以形成有利于日本的大国力量均衡，防止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被中国占据。其次，日本坚持东亚共同体应建立在日本—美国同盟基础之上，以实际行动向美国表明日本无意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排美的经济集团，消除美国对日本主导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疑虑，减缓来自美国的抵制和反对，日本也从日美同盟中获得了对外权力的加持和地区性优势地位，为日本争夺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提供了外部力量支撑。

（二）中国力推东亚自由贸易区倡议，希望在“10+3”框架下创建一体化机制

日本赤裸裸的平衡、牵制中国影响力的一体化战略受到中国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中国认为，将区域外国家纳入东亚合作进程将大大稀释中国在区域内的实力对比和地位影响，其实质就是日本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制衡中国的阴谋。因此，中国主张东亚一体化应该局限于东亚区域范围之内，建议由“10+3”直接过渡到东亚峰会，在现有的“10+3”框架下推进东亚经济合作，以构建对中国友好的区域合作组织。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此举意在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框架，屏蔽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于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建议，中国一直淡然应对。2002—2007年间，中国领导人在“10+3”会议和东亚峰会上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从未主动提及“东亚共同体”概念，表明对日本主导的”东亚共同体“无声的抗议。为应对日本在“10+6”框架下创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中国认为东亚一体化应限定在东亚范围之内，也即“10+3”框架或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范畴。针对东亚共同体被确立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中国认为当前各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在“10+3”框架下尽快完成区域经济组织的组建。2004年，在中国和韩国等国的推动下，“10+3”经济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专家组对“10+3”自由贸易区进行可行性研究。由中国牵头完成的第一期研究报告建议尽早把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列入“10+3”合作进程，由3个分散的“10+1”自由贸易区向统一的东亚自由贸易区过渡。报告提交后，东盟国家反应消极，日本则提出以“10+6”为基础创建自由贸易区的制衡策略，并也为此成立了专家组进行可行性研究。在东亚峰会创建后，中日围绕创建东亚共同体的渠道和路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日本认为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与东亚峰会的开放性不谋而合，在成员范围上有很大的重叠，因此在创建东亚共同体进程中应发挥东亚峰会的主要作用;中国则坚持“10+3”才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渠道。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举行之际，作为对中国的妥协，与会各方同意继续保留“10+3”框架，而东亚峰会则被定位为“10+3”成员国与域外国家进行对话的地区性论坛。当年发表的《“10+3”领导人吉隆坡宣言中》明确指出“10+3”进程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渠道、主阵地;而同期发表的《东亚峰会吉隆坡宣言》因中国反对，日本阐述“东亚共同体”的主张未获过多关注。2007年发表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II》呈现了中日之间的激烈博弈，宣言重申“10+3”进程将继续作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长期目标的主渠道，东盟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赞同并支持“10+3”进程与诸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这些地区论坛对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所起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作用。这反映了在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长期目标中，中国的“10+3”作为主渠道的主张占据优势，至于东亚共同体应该包含的成员国范围则见仁见智、无法统一。

东盟作为一个小国集团，在中日两个大国的竞争下确实获取了很多远超其实力地位的“渔翁之利”并发挥着关键少数的作用。无论是日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还是中国创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都明确支持东盟在其中发挥主导或核心作用，表明在中日竞争、互不妥协的情况下，由东盟牵头组建东亚经济组织是各方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但东盟弱小的经济实力和各国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在合作议题、议程的设置，以及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无法真正发挥主导者和“发动机”的作用。面对中日两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路径分歧，东盟既无力构建为各方接受的妥协方案，也不具备挥舞经济大棒施压一方或双方放弃原有主张的实力和影响，唯有任由其发展、蔓延，东亚经济一体化则在这种博弈和较量中一再被推迟和延误。可见，中日两国虽然都怀有尽快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良好愿望，但二者在“10+3”和“10+6”的路径选择上互不相让，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二者路径上的分歧以及潜藏其后的主导权争夺严重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东盟虽被奉为东亚一体化的主导者，但受自身实力弱小、团队凝聚力不足、态度消极等因素的影响，无力完成化解分歧、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构建的重任。东亚共同体或东亚自由贸易区一直停留在概念和思想层面，无法实质性推进。

五、中日和解东亚共同体曙光乍现，美国从中作梗重归沉寂

小泉纯一郎卸任日本首相后，其继任者一改其定期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重回“村山谈话”精神，推动中日关系逐渐回暖，并建立起寻求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等目标的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回暖让人们看到东亚共同体建设难得一见的曙光。福田康夫当选日本首相后，主张重视亚洲外交，改变对华政策，赞成与中国发展长期良性关系，不赞成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推动中日关系逐步向好，为中日合作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创造了空间。随后的继任者鸠山由纪夫延续了福田康夫的亚洲政策，认为“日本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国家，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克服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走一条制度化的经济合作和和平之路”， 建立“东亚共同体”。2009年9月24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鸠山由纪夫进一步阐述其“东亚共同体”构想，表示“新日本期盼能够跨越历史，成为亚洲的‘桥梁。期待各国伙伴能在自由贸易协定、金融、货币、能源、环境及灾害救援等做得到的各个领域，一步步地累积合作经验，并在这条延长线上，共同实现‘东亚共同体”，但并未对该体制是否“排美”多加解释。鸠山由纪夫认为，只有推进区域一体化才能消除亚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一直以来过于依赖日美同盟关系，作为亚洲的一员，应该制定更多重视亚洲的政策，促进日本的外交政策重心更贴近亚洲。鸠山由纪夫还抨击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战略：“亚洲一些中小国家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来维护地区稳定，但同时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美国在本地区扩张其政治和经济力量。” 2009年10月，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期间，鸠山由纪夫“再次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解释说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中日韩3国首先从强化经济合作开始。” 在实现东亚共同体的长期目标方面，鸠山由纪夫一改坚持日本主导的传统认识，强调中日韩3国应发挥领导作用。日本对亚洲国家特别是对华政策的转换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并首次正式表态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指出“鸠山首相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显示了日本政府重视东亚区域合作的积极姿态。这一构想符合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大趋势，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本地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在中日两国的共同推进下，东亚一体化进程取得积极进展， 2009 年 10 月，在第2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东亚共同体”被写入《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作为3国共同致力实现的长期目标。3国领导人确认将“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致力于区域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日益加强”。日本对美国的疏远、中日关系的缓和以及中日合作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愿望，自然引起美国政府的恐慌，美国担心“东亚共同体”建设会把美国撇在一边，构建一个封闭性的区域合作组织，形成由日本和中国合作掌控东亚经济秩序的局面，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封闭性的东亚经济集团将带来本区域经贸联系的内聚化，不利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入该区域，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自布什政府时代开始，就将“东亚共同体”视为“将美国势力从东亚排除的体制”，反对该构想的立场相当鲜明。美方高层于鸠山由纪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后不久，便向日方高层表达反对“东亚共同体”的立场，以及对鸠山由纪夫只字未提日美关系的疑虑。2009年10月14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称，“目前亚洲地区的主导机制并不明确，但任何涉及到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置在外”，表示美国也要参加“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为扰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美国一方面极力反对日中韩共同推进的“东亚共同体”计划，夸大“中国威胁”，巩固美日同盟关系，把日本捆绑在自己的亚太“战车”之上，借助日本贯彻美国对东亚的意图;另一方面則以化解东亚合作机制出现的“意大利面条碗”困境为名，支持创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倡议，2006—2010年间，在美国的支持下，APEC峰会多次就FTAAP的未来选项、经济影响、实现的可能途径等远景目标进行研究， 意图以FTAAP倡议抵消中日韩3国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努力，阻碍东亚经济合作进程。部分东盟国家担心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权会从东盟转到中日两国手中，反对“东亚共同体”把美国排除在外，希望美国发挥有效的平衡作用，制约日本和中国。在东盟反对、美国搅局的情况下，东亚共同体最终也随着鸠山由纪夫的下台逐渐趋于沉寂。

虽然中美日3国围绕“东亚共同体”的争论暂告一个段落，但此次争论与以往有着巨大差别，小泉纯一郎时代中美日之间的互动往往呈现为日本联合美国共同施压、抵制中国，而此次画面却出现了反转，日本联合中国疏远甚或防范美国，引发美国的不满和反对。日本对独立自主外交的追求促使鸠山由纪夫着手检讨日本过去的对外交往，认为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的外交策略造成日本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疏远了亚洲邻国;日美联合防范、制约中国的策略实际上是把日本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丧失自身外交的独立与自主，有损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区域领导作用的发挥，并可能错失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无法从经济长期停滞、衰退的泥沼中复苏。因此，鸠山由纪夫主政后开始检讨日本对美、对华政策，正视日本的亚洲身份和定位，重视发展与亚洲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塑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日本对外政策的调整引发周边国家和美国的连锁反应，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正视历史、反省侵略和殖民统治、“脱欧入亚”的决心予以肯定，一改淡化、漠视“东亚共同体”的态度，积极回应鸠山由纪夫创建“东亚共同体”的倡议，形成3国合力推进的态势。中日关系的转暖以及“东亚共同体”的快速推进引起美国的恐慌，美国担心中日合作主导建立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挑战美国主导建立的亚太秩序，因此强烈反对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试图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框架消解东亚国家建立一体化组织的努力，形成美国与中日对垒的格局。由此可见，在多重权力逻辑作用下，制度变迁的具体结果并非一成不变或顺理成章，而是随着多国间权力逻辑的相互作用以及时间上的排列组合产生巨大差异，中日两国基于一贯的权力逻辑而展开的相互作用和互动过程既可能产生相互敌视、防范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知，也可能产生合作共赢的共享价值和社会规范，进而抑制或鼓励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制约随后的演变轨迹和路径。日美之间存在着同样的权力逻辑内生性的过程，在不同的时空中又建构着不同的主体间意义，进而导致既有迹可循又相去甚远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制度变迁蕴含着制度逻辑的内生性过程” 的假设。

六、结语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及其次区域——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经历多次路径转轨和模式转型，但始终处于动力不足、机制交错、相互牵制、徘徊不前的境地，与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潜在的巨大收益相悖，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悖论俨然超出了以经济利益得失解读经济体行为的理论范畴，需要在其他相关学科领域寻求恰当的解释变量予以替代。笔者利用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审慎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规律，发现权力逻辑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一体化进程中，霸权国关注支配权的护持，崛起国关注权力的增加进而对支配权的争取，中小国家重视自身安全的维护。在这一权力政治元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从多重权力逻辑的视角认识和解读一体化的机制开启、路径选择、进程演变和模式转换等过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演进的实质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