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

摘 要 在东北地方戏诞生发展的漫长岁月里，类型化人物一直是作品中艺术形象的主要审美特征。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广大艺术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更新，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形态越来越与今天观众的欣赏心理相背离。这种审美变化中体现出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亟待广大戏剧工作者认真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东北地方戏 “类型化”人物 审美局限

东北地方戏诞生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一带，是东北老百姓最熟悉、最喜爱的地方剧种，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早期的东北地方戏主要是指传统二人转、单出头，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又衍生出拉场戏、坐唱、表演唱等多种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迎来文化建设和艺术生产的全面发展，人们视野更加开阔，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东北地方戏也与时俱进，呈现出一派繁荣热烈、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创作出很多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艺术作品。但是潜心静观，我们又不难发现，无论是以往的传统剧目，还是当前的东北地方戏创作，虽然在题材、内容和数量上花样翻新、不断丰富，但在创作质量上，却进步缓慢，也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究其原因，我认为其中深藏着艺术创作中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从大的方面来说，存在着东北地方剧种自身的特色、地域观念等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说，存在着创作人员业务素质与创作水平等问题。本文这里，希望通过东北地方戏创作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即“类型化”人物问题，从审美的视角，探讨其局限弊端，以便更快地提高东北地方戏的创作质量，使东北地方戏在新的历史时期散发出更具魅力的艺术光彩。

一、“类型化”人物的艺术特征在时代发展中的思考

“类型化”人物是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具有某些共同或类似特征的人物形象。美国戏剧理论家乔治·贝克在其著作《戏剧技巧》中也如此描述说：“这种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组密切相关的特征来概括。”[1]亘古及今，我们不难发现，类型化艺术创作，其人物特点因符合某些特定群体的文化心理，所以一直存在，延续至今。

在中国人早期的叙事传统中，更突出的就是对类型化人物的描写。从早期文学创作和戏剧作品的人物塑造来看，类型化人物可以说是相当长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创作形式。中国早期的史传文学、章回小说、民间说唱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大多都是类型化人物形象。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关羽、张飞、刘备、诸葛亮等都是类型化人物的典型代表。

今天，当我们来回望这些传统艺术形象时，不难看出，这些经典人物的诞生、行为表现与人物命运是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轨迹相辅相成的。传统类型人物的产生是与特定时代简单稳定的社会结构、缓慢发展的经济结构、一代代人口传相授的文化叙事结构密切相关的；是与当时的人们在艺术欣赏时对力量、对英雄、对伦理道德等观念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认知极为崇拜的审美心理密切相关的。所以传统艺术创作中，也常常把最能体现这些时代特征与文化意义的生活现象展现出来，并利用文学或艺术形象加以再现，塑造出许许多多特征鲜明、近乎完美的类型形象。这也是类型化人物能够至今仍有很多欣赏群体的重要原因。对此存在，乔治·贝克的表述更加清晰，他认为类型化人物之所以大量存在，“第一是因为人物性格特征有限并且鲜明，这样就易于观众领会和把握；第二是因为这样的人物容易创造，更容易编写；第三是因为闹剧和情节剧看重的是情节的戏剧性，这样的剧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个性化，观众仍然对同样的故事百看不厌”[2]。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艺术审美的视角来考量这些类型化艺术形象，不难看出，类型化人物的表现特征是很鲜明的，它带给人最直观的审美感受就是相同、相近或单一的形象特点，这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类型化艺术创作所暴露的问题。在类型化人物单纯、概括的外表下，实际上是对生活现象认识的简单化，是对社会本质揭示的概括化。随着历史的进步与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完善与多样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趋向复杂，社会矛盾越加深刻多变，类型化人物浅显易懂的形象特征，势必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思想的进步与文化欣赏的提高，也不能更好地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本质，艺术审美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在新时期全新的时代背景下，类型化人物更显得不适应今天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当今的广大观众，迫切希望我们的文化宣传能够实现他们更加深刻的内在需求和审美理想。具体来说，人们更加向往的是多元化、立体化的人物创造，更加希望看到我们的艺术形象是如何处理和还原复杂的现实生活，如何表现人们心中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角色状态。可以说，今天人们的审美目光不仅更加深入，而且更加开放，创作者必须关注对人物复杂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展现。因此，以往那种概括、单一的类型化人物，已经不能适应今天人们的欣赏心理，正逐渐向个性化人物过渡，正在被“圆整型”即“性格化”人物所取代。这种艺术现象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今天时代大潮滚滚向前的必然结果。

二、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创作的审美局限

东北地方戏自诞生至今已走过了漫长岁月，经历了从传统剧目向现代剧目、再向新时期剧目的过渡与发展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传统剧目都是从历史中的史传文学、说唱文学等艺术形式中借鉴、衍变而来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传统地方戏剧目有《丁香孝母》《王二姐思夫》《包公赔情》《马寡妇开店》等，比较熟悉的历史剧目有《千里寻夫》《苏武牧羊》《杨排风招亲》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的东北地方戏传统剧目中，类型化人物无疑也是最主要的创作特征。

以传统二人转《丁香孝母》这个戏为例，该戏写的是媳妇孝敬婆婆的故事。婆婆重病在床，想喝飞龙肉做的汤，三儿媳丁香觉得孝敬婆婆是应该的，别说婆婆想吃飞龙肉，就是要吃自己身上的肉又何妨？于是她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捉到两只飞龙，赶紧拿回家给婆婆做好，而自己却快要累倒了。于是她就让大儿媳、二儿媳送给婆婆吃。两个儿媳却想暗中陷害丁香，告诉婆婆丁香给她吃的是人肉。婆婆大怒，带着两个儿媳去找丁香說理。而丁香在睡梦中的一席话却说明了真相，感动了婆婆，也让两个儿媳无地自容。

该戏中的几个人物，通过自己的行为特点，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美学意义，给我们带来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作品通过三儿媳丁香的善良、孝顺与另外两个儿媳截然相反的角色对比，很容易让观赏者对这些人物进入好与坏、美与丑等不同类型的审美辨别之中，同时，这种类型相反的人物形象，自然又会引发我们对社会伦理和道德良知的思考。在这个戏中，作品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目的是很明确的，无疑是想通过人物行为来表达一种社会共识即歌颂善良、孝道之美和鞭挞无良、丑恶灵魂的审美愿望。所以我们会感到，丁香这个人物形象显然就是一种道德典范，在她美好善良人物特征支配下的角色行为，具有一种完美的符号意义，而作品也确实让这个人物具备了超凡的能力，以至于丁香在睡梦中也会让自己通过梦话戳穿另外两个儿媳的谎言，堂而皇之地取得婆婆的信任。同时，另外两个儿媳的不孝之举与罪恶心理简直就是反面教材，是被人们批判和唾弃的形象。在丁香身上，善良、孝敬这个重要特征湮没了她所有其他的个性色彩，观者很难体会到人物在各种不同状态之下复杂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变化。面对婆婆要吃飞龙肉这样艰难的任务，是一种精神品质的巨大力量在发挥着作用，毫不犹豫地支配着她的行动。就像我国戏剧理论家李泽厚在《典型初探》中阐述的那样：“在中国古代各种艺术里，艺术典型多半是类型形态。在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共性在现象形态中鲜明突出，个性似乎无处不体现共性，它好像融化在共性之中。原因是封建专制强调统一重于强调多样，强调共性重于个性，强调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伦常观念重于强调更多个人特点的生活或性格的偶然因素。”[3] 当然，我们需要理解，在早期社会，这种类型化人物创作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它符合那个时代简单朴素的社会文化结构和人们对角色精神意义的喜爱与追求的审美取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北地方戏传统剧目能够吸引我们并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方戏也出现了创作的高峰期，涌现出大量内容较新的艺术作品。新时期东北地方戏现代剧目如二人转《傻子相亲》《八戒怀胎》、拉场戏有《双送礼》《马红眼上当》等等，近年来创作的东北地方戏剧目如单出头《凤求凰》《自作自受》、二人转《登高望远》《夜半钟声》、拉场戏《路上捡个妈》《争祖宗》等。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新时期东北地方戏的创作质量进步不大，地方戏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还停留在类型化人物的传统状态，与当今人们更高要求的审美愿望相比，显得陈旧与落伍，人物形象更多表现的还是脸谱化、模式化的类型形态。例如，目前东北地方戏舞台上常出现的人物形态有勇敢型、善良型、淳朴型、泼辣型、自私型、足智多谋型、傻瓜弱智型等等。这些类型化的艺术形象，注重强调的依然还是人物某些方面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还是以创作者的主观愿望或创作目的而进行的有意识的角色设定，总体创作中距离人物自身的性格意志和情感愿望的开发与实现还有很大距离。

我们以一个近年来创作的剧目——拉场戏 《争祖宗》为例来进行分析。这个戏写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完达山下金石岭这个小山村要开始修路，有一座孤坟却挡在路上，修路指挥部贴出迁坟告示，迁坟费五百元。村民二孔明和马半疯为了得到迁坟费，都说此坟是自己家的，阻止对方挖坟。两家人使出各种手段想达到目的，但最后发现是一对狗骨头时，二人无地自容，被大家嘲笑。这个戏中的两个人物二孔明和马半疯表现出的还是同一类型的人物特征，在他们身上都带有明显的自私、算计、蛮横无理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在很多东北农民身上都能寻找到踪影。这两个人物形象是明显带有东北农民共性色彩的类型化人物形象。而作为改革开放新农村、新环境下的东北百姓，我们很难在角色身上发现新时代给这个小山村和这里的人们带来的变化，人物自身独特性的缺乏发挥不出角色的个性光彩，审美特质依然显得比较陈旧、单一。虽然该戏的时代背景是发生在今天的新农村，但人物塑造较之以往相差无二，没有审美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仍然是比较枯燥的类型化人物，这与当下人们越来越高的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是有差距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特征，在审美意义上的主要问题是人物塑造还沉浸在模式化、公式化的创作行列，创作思維还停留在简单地、概括地将人物形象的某一种特质夸大或强化，并有意识地让某种观念、思想、行为、性格等特质通过人物做出形象化的图解，强调的依然是人物所代表的某一时代、某类群体的共性特征，却忽略了对人物多视角、多侧面以及更加深入的审美开掘。这种创作理念，虽然如贝克所强调的那样，可能会让创作者很容易捕捉某些生活内容进行艺术加工，但这种类型化人物的审美局限体现出的却恰恰是创作者最简单、最普通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观念，忽略的却是艺术形象自身的复杂性和不同环境对人物的各种影响。因而我们不难发现，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创作，在角色塑造上虽然表现为一种群体形象的突出特点，让观众感到十分亲切，会产生积极主动的接受热情，也可能会使这些角色更易于被观众领会和把握。正是很多创作者这种带有共性色彩和普遍意义的审美认知，在创作观念上使艺术形象不自觉地纳入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的审美选择之中，因此，离复杂、多变、充满时代气息的现代人们的真实心理需求渐行渐远。

三、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对情节结构的审美局限

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的审美局限在剧本的情节结构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实际上从前面贝克总结的类型化人物创作之“这样的故事更容易编写”的忠告中，已经从相反的方面告诉了我们这种创作的局限性，这也正是我们东北地方戏作品目前数量多但质量不高的病症根源。

首先，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的创作模式并不难形成各人物之间情节结构的组成因素。这也就是贝克所认为的“这样的人物容易创造、更容易编写”的原因。艺术作品当中，情节结构的发展变化是由人物行为决定的，而人物的行为表现因受到不同人物不同性格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由于类型化人物性格特征趋向单一的特点，必将导致剧本在情节设置和整体结构安排中呈现出简单的线性结构和总体布局上的稳定状态，这是因为作者对作品的结构愿望，早已经使人物与情节的发展走向基本掌握在观众的预料之中。这种可预知、可预见性的审美风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猎奇愿望和对作品欣赏神秘感的心理预期，使观赏者的审美想象受到局限，审美趣味削减。同时，这种对人物类型的严格把控，势必在艺术创造中使人物形象变化的自由度严重缺失，这种“意料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作品情节与结构的丰富、开阔、可期待的结构空间压缩，人物特征对情节结构的制衡成为必然存在的力量。正因如此，也让我们确信，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创作对剧本情节结构的审美局限，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观赏者的艺术想象力。

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以上面两个剧目的故事情节为例。在二人转《丁香孝母》中，丁香与另外两个儿媳虽然都是普通的良家妇女，但丁香善良美好的形象和两个儿媳丑陋阴暗的嘴脸对比鲜明。在这种美与丑、善与恶的简单对比之下，观众很快就会从人物的定位中预知故事发展的结果，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一定是代表美好的丁香这个人物的行为最终取得胜利。而这种故事情节结构的可感性、可预见性，正是创作者基于对类型化人物简单的性格特质、行为特质进行加工结构的结果。虽然故事情节容易编织，但人物不可避免地流于简单浅显。可以说这种情节结构的设置，虽然一方面符合当时民众的审美理想，但在今天来看，却是极大局限了作品的艺术想象。再如，在拉场戏《争祖宗》中，观众也同样会从这两个爱贪小便宜、自私自利的人物身上预见到故事的结局，观赏者会从这种人物特征上马上得到审美判断。因为这样的人物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是我们鄙视、不欢迎的类型。这样的人物，大家自然会预知他们的行为结果是错误的，是被人嘲笑的。在艺术创作中，如果我们呈现的故事与人物的最终走向与观众的心理期待保持一致，那么作品的审美价值必定会弱化。

其次，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的审美局限在剧本情节结构中还表现出严肃性、严谨性缺乏而随意性强的特点，并对今天的东北地方戏创作危害极大，致使今天的地方戏舞台出现很多经不起推敲、胡编乱造的“作品”，表面上创作多产，实则质量不高。这种现象可以说目前仍然是东北地方戏的主要创作倾向。由于类型化人物简单、概括的特征，以及情节结构呈现出的线性、单一的特点，这些特征都已经与今天现实生活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相脱节，所以有些创作者为了追求作品高产并达到吸引观众眼球的目的，便急功近利，在情节设计上随意编织，根本不考虑人物心理与情感的丰富性与合理性，可以说完全脱离人物。有些作者片面甚至错误地理解贝克理论，对贝克所说的“一些闹剧和情节剧看重的是情节的戏剧性，这样的剧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個性化，观众仍然对同样的故事百看不厌”的实质意义进行混淆，将闹剧与“戏剧性”相提并论。这种在理论认识上的肤浅，必然造成创作实践中问题频繁出现。因而我们必须尽快走出创作误区，尽快认识到，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创作对剧本情节结构的审美局限。如果我们不以正确的审美观对待艺术创作，就一定会出现艺术创作表面繁荣的假象，也永远摆脱不了原地踏步的艺术怪圈。

例如，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东北地方戏创作也迎来了繁荣多产期，可谓名扬四海，火遍大江南北，受到越来越多人的瞩目。但我们也看到，今天地方戏舞台上的很多作品，越来越靠编造情节取悦观众，越来越脱离传统二人转的艺术标准，商业化气息浓重。可以说是观众喜欢什么编什么，根本不考虑创作原则。传统二人转以“唱”为本的艺术标准如今已经被异化，东北地方戏舞台上的人物形象逐渐被瞎子、傻子、活宝、母夜叉等各种类型角色所充斥。我们也看到，很多东北地方戏作品的剧情明显在随意编造，作者创作的出发点及审美心理极为简单，常常以逗人、取乐为创作目的。就拿前一段时间电视里反复播放的东北地方戏小品《吃面》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闹剧情节。整个故事通过让宋小宝一碗一碗地吃带辣根的面条为主要情节贯串结构，目的就是为了博取观众的开怀大笑。这样的作品除了能够获取收视率外，审美意义何在？难怪观众会说“东北地方戏是简单、粗俗、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艺术”。看起来，广大观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再次，在情节结构上，由于东北地方戏在塑造人物时更多地让人物承载着社会道德、习俗、观念、思想等价值取向，而忽略了人物复杂心理与丰富情感的展现，作者这种创作观念也决定了剧本整体结构会趋于平淡的艺术架构，人物命运始终要受到类型人物特征与思想等创作意识的羁绊或牵制，始终逃离不开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这些陈旧固守的审美模式与标准。于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传统剧目还是新时期东北地方戏作品，其中直面人们心灵撞击、拷问人们内心矛盾的作品很难寻觅。比如《丁香孝母》中，如果丁香不是在睡梦中，而是直接面对两个儿媳的谎言，那么故事情节就要进入几个人物真实的人性较量，该戏的情节结构就会波澜起伏。而在《争祖宗》里，如果两个人物并不都是私念唯大，而是充满现代人的观念特点，正义、宽容、善良与美德同时并存，那么二人之间的较量可能就融入更多情感色彩，就会更加真实感人、绚烂多彩，情节结构也会更加曲折复杂。

在长期的艺术研究中我们发现，成功的艺术作品，一定是那些对审美客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开掘的艺术创作，同时，这样的作品必然会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同步，作者的审美心理也必然会与民族、文化、地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交织并存。而只有这样的艺术创作，才会呈现起伏跌宕的人物命运，才能让作品厚重而又开阔的文化意蕴展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得到精神上的陶冶。当然，遵循这样创作原则的作者，其作品在进行情节结构的设计环节，一定不会信手拈来，而一定会认真分析、缜密思考，从而使作品进入到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与艺术审美当中。

四、对东北地方戏走出“类型化”人物创作的几点思考

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在新时期舞台创作中仍呈主要趋势，我们目前所欣赏到的地方戏舞台上的人物，大多还是单一化、程式化的类型人物。我认为这也是目前东北地方戏精品剧目不多、艺术形象难以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作为剧目生产源头的剧本创作环节，类型化人物的审美局限要求创作者必须转变思想、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尽快从以往陈旧的创作模式中走出来，追求新型创作理念和审美思维。那么，作为我们今天从事东北地方戏创作的艺术工作者，应该如何尽快从类型化人物创作中走出呢？

第一，戏剧创作者要洞察时代变迁给当今社会和人们思想与现实生活带来的自内而外的影响，深刻理解社会环境与生活现象同人们各种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塑造的角色真实，才能使编织的故事感人。同时，这种充满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才会让广大观众真正得到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艺术享受。现在，在很多创作者的心里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东北地方戏由于受到剧种特色、体裁体量、演出时间等因素的制约，不适合表现复杂的人物类型，其实这种观念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危害极大。我们大家都看过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经典东北戏剧小品《拜年》，这是个只有二十几分钟的具有东北人物特色的小品作品。该剧体量也很小，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却达到高度统一，是一个非常生动、感染力很强的东北戏剧作品。该剧情节虽然简单，但却将人物塑造得丰满立体。作者将赵本山扮演的“老姑父”这个人物，置身于与乡长小舅子和自己谁能继续承包鱼塘这样的事件纠葛当中，让他处在迫不得已才来给范乡长“拜年”的紧要关头，并巧妙地利用“电话”元素，通过“老姑父”面对突发情况对范乡长身份、地位的误解，将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物在各种状态下的心理活动及转变过程，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让我们看到面对财富、权利、地位、身份变化时生动而又真实的人性，将社会现象与生活本质的矛盾、人物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完美地贯串其中，恰到好处地加以展现，使作品耐人寻味。这个东北地方戏小品剧目的确是一个充满时代特色、符合广大观众审美趣味、深受大家喜爱的艺术精品。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地方戏创作，只有从创作源头即思想认识上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审美飞跃，才能让作品展现出复杂、深刻的时代气息，才能让东北地方戏舞台尽快摆脱单一、程式化的类型人物模式，从而让东北地方戏艺术形象真正散发出时代的光彩。

第二，戏剧创作者一定要加强戏剧理论知识的学习，缺乏理论根基的艺术作品一定经不起舞台实践的检验，常常会漏洞百出、人物肤浅。从前我们惯用的类型化人物对形象外在特征的强化，常常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在精神力量或道德良俗上的宣传与显现，而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感人形象。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戏剧创作者必须尽快摆脱过往，必须加快脚步，迎头赶上新时代的步伐。戏剧工作者黄钧在一篇文章中说得好：“类型形象难以超越，从类型化走向个性化典型是各民族文学的必由之路。”[4]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今天的东北地方戏创作者，我们尤其需要从理论上掌握其中的深刻道理。这是因为我们所塑造的舞台艺术形象是一种行动的艺术，而人物行动要受到各种内外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包括民族社会环境、家庭邻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等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状态。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特殊时代，社会环境从未有过的复杂开放，它让我们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内在冲突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深刻，正因如此，也使得我们所面临的外在环境越来越矛盾、复杂。东北地方戏创作者只有從理论高度分析和认识社会发展现象，以及对人们产生的各种影响，才能在创作时有更多思考，不轻易编织情节，不盲目进行结构，更不简单塑造人物。只要端正创作态度，就一定能创作出个性鲜明、具有时代精神和审美意义的艺术精品。

五、结语

东北地方戏类型化人物的审美局限，是我们在艺术创作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面对困难，我们有信心和勇气解决和战胜。我们深知，东北地方戏创作需要在舞台艺术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而且只有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认真分析、及时解决，才能尽快纠正创作弊端，才能带领创作队伍继续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我们坚信：在广大东北地方戏创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剧目涌现在舞台之上，东北地方戏作品的创作质量也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跃上更加辉煌的新台阶。

注释：

[1]乔治·贝克：《戏剧技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2] 乔治·贝克：《戏剧技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3]李泽厚：《美学旧作集》，天津：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4] 黄钧：《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文学遗产》，1991年1期

（本文为2017年黑龙江省艺术科研课题，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