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匆匆，每个人都在生命旅途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有人寻找到了，有人在继续寻找。这位置无论是用血汗乃至生命换取的，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偶然得到的，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溅起一朵浪花，给今天和明天留下一份思考。

82岁的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张生筠于2018年6月1日仙逝。作为他的忘年交，我對他那学者型的勤奋、严谨、无私和赤子般的乐观、磊落、不设防，印象颇深。而他在退休后的22年间，笔耕不辍，成就辉煌，更是给进入老有所为时间段的我们这些夕阳红们，树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生命坐标。

求学之路

1936年3月，张生筠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一个叫张鲜村的小屯子。父母靠种地为生，不识字，却口省肚攒强巴火地供三个儿子念书。张生筠念到小学三年级时，是三、四年级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个老师授课。老师给四年级讲课时，他也全神贯注地听。有时老师提问四年级的学生答不上来时，就叫张生筠代答以刺激四年级学生。张生筠总是一答就对。五年级，要到离家30里的鸡东镇去念，必须住宿，从家里背粮食，在学校起伙，只交一元菜金钱。1951年15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距家180里的密山县中学（当时鸡西市没有中学）。可是只念了半年就念不下去了，原因是家里实在拿不起每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一顿饭一角钱）。幸好，不久就得到一个消息，鸡西矿务局办了个师范训练班，每个月管饭不要钱，但前提是毕业后必须在矿务局当小学教师。这个机会岂能错过！张生筠兴奋不已，就后撵去这个训练班面试、笔试，做了插班生。到1953年五一节，师范训练班结业了，张生筠被分配到鸡西矿务局子弟校，教美术和体育。1954年新年，张生筠写了一首快板诗在《鸡西工人报》上发表，得了三元钱稿费。就是这首快板诗，打开了他一生的写作之门。那时候，他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写几首，有时能发表一首，发表两首的时候也有。

鲁迅说：“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在人们都无比羡慕张生筠17岁就端上了国营单位的“铁饭碗”、每月稳拿着37元的工资、还能隔三岔五挣点稿费的滋润生活时，他本人却不满足小学教师的工作。他想寻找生命旅途中更能施展才华的新位置。机遇来了，1955年春天，解放军空军到鸡西招考飞行员。能够翱翔于伟大祖国的蓝天，多美呀！于是，张生筠报名应试，好几关都过了，最后还是没考上。等啊等，机遇又来了。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要扩招（据说把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招进来也完不成招生任务），破天荒地允许小学教师报考。 如工龄满三年，在校期间每个月还给发助学金，唯一的前提是必须报考师范类高校。张生筠大喜过望，短期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余时间恶补应试课程，届时赶往设在牡丹江市的考场，沉着答卷。事后一想就是考不上也没啥损失，只当是逛了一趟从没到过的牡丹江呗（单位还给报销旅差费），很快也就忘了此事。哪承想一放暑假，张生筠突然接到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才知道，那年鸡西来牡丹江考场参考的27人，就考上了他一人，而且还是本科（其他人连个专科都没考上）。

到了哈师院，因为已经拥有三年零几个月的工龄，张生筠每月可以享受27元的助学金，为此他终生感恩鸡西矿务局（中学时不就是因为家里拿不起9元钱的伙食费才辍学的吗）。一个月的伙食费15元足够，剩下的还可以零花、买书。虽然换了环境，但他写诗的兴致丝毫未减。不久，一首《寄鸡西》发表在校刊《哈尔滨师院》第二期上，得了两元五的稿费。当时的哈师院刚刚由师范专科学校改为本科院校，张生筠他们是第一批本科生。教师队伍文齐武不齐，大多数是从中学挑选来的中学教师。课堂上老师讲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张生筠就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看闲书、泡图书馆阅览室和写作上。一次，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参加支农劳动，他把劳动感受写成一首诗──《启明星闪着稀疏的微光》，寄给《哈尔滨日报》，很快就发表了。同学们都对张生筠这位诗人学友刮目相看。

然而，诗情画意的时光很快就消失了。从1957年夏天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张生筠在写作上最谈得来的两位老师都成了“右派分子”），接下来就是“反白专道路”、“拔白旗”（没人敢用功看书了）、大跃进（早上起来就去郊外捡粪，定期拉着爬犁往农村送）、除四害（每个人每周都要上交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大炼钢铁（部分班级在校园里建起炼铁的小高炉）、勤工俭学、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几个月）……几乎就没有按部就班地好好上过课。张生筠诗意全无，痛苦自不必说。

幸好，一种朦胧的情感占据了他的思维，他开始寻找那个不知何时闯入他视线的俊俏身影。几次见她，那高傲的目光不是投向高高的树梢，就是低视人流中眼前的脚跟。后经朋友探查，得知她是中文专科生，叫崔曙光（后改名肖冰），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有努力就会有收获，张生筠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终于打动了她，也许是被他的才华所吸引，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到张生筠毕业时，还有好几门课程没讲完，甚至有的课还没开呢。学校说要算“政治账”，百分之百地“合格”毕业。学生们自然十分高兴，人人领到了一张毕业证书。

毕业后，张生筠被分配到牡丹江市工作——那可是他的福地啊！已在五常县中学工作了一年的肖冰同时调到牡丹江。二人分别到市京剧团和市评剧团任编剧。

编剧生涯

人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张生筠虽然大学毕业，虽然喜欢写作，但对京剧实在是一无所知。那是个“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年代，必须服从组织安排。那就从头学起吧！张生筠每天看剧团的广告知道演什么剧目之后，就到艺术室借来剧本看上一遍，晚上看戏就明白个大概了。剧团的领导来找他，因为缺人手，让他暂时参与搞“代食”的工作——俗话不是说“饱吹饿唱”吗？根本不符合实际，唱戏的也得首先吃饱肚子才行的。张生筠就白天搞代食，晚上看戏。

因为没有住房，他和“对象”就各自住在自己的剧场里。1961年，他们第一次在一起过了个难忘的春节，凭票买来一人二两的猪肉、白面，还有一棵白菜，用住在剧团的广播员小孙的厨具欢欢喜喜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结果两个人喝了一顿“片汤”（他们都是第一次煮饺子）。不久，他们回了一趟鸡西，回来后把结婚证送给领导过了过目，婚就算结了。为此张生筠愧疚了一辈子，而妻子却不以为然，她说：“没办婚礼给别人减少了许多麻烦，也给自己避免了许多尴尬。”

剧团先是给他们腾出一个杂物间住下，不久他们又借住到演员大楼中文化局干部的一间小屋内，这才算有了个家，迎来了长子的出生。

编剧的工作，剧团是没法管的，但张生筠他俩自己有压力，如果总也写不出剧本，或是写出剧本不能上演，不是很难堪吗！再就是那时剧团演出你的本子按国家规定会付给一定的报酬，有的编剧已經领到这笔钱了，这让他俩也很羡慕。不用扬鞭自奋蹄，张生筠很快就写出了一个小戏曲《误会》，发表在1962年1月份的《牡丹江日报》上，还与老艺术家一起整理改编了《石猴出世》《狸猫换太子》等传统戏，并上演。肖冰更厉害，她根据《望夫云》的电影剧本改编成同名评剧，评剧团演出后一连卖了七个满场，演了半个多月。他俩备受鼓舞，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主动申请到基层去深入生活。组织批准并就近把他们安排到条件较好的海林县海南公社沙虎大队，并派人送他们，一家三口暂时被安置在队长家的北炕住下。那一冬还好，门窗不透风，炕也热乎。而第二年的冬天就不行了。张生筠到另外一个公社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肖冰母子住在大队部对面屋的北格。外屋的锅灶与炕是用几条木板隔开的，上边糊了一层报纸，外屋的门窗关不严，一层破布门帘也挡不住风，孩子大人冻得瑟瑟发抖，好歹咬牙挺过来了。万没想到还没回到牡丹江，肖冰就被剧团裁减了。一部反映汉族和朝鲜族同胞消除矛盾、共建水库发展农业的剧本大纲，也随着工作的调动而废弃。张生筠搞完海林县的“社教”，又赶上他所在的京剧团全团下农村受教育，就又跟着到牡丹江市郊区东村公社继续“社教”，直到结束才随着剧团回到市里。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部门是运动的重点，从批判京剧《海瑞罢官》到电影《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高潮一个接一个。后来剧团来了工作组，成立了“文革小组”，揪出了几个所谓的坏人，不久工作组又匆匆忙忙撤走。很快剧团分成两派，开始打派仗。这期间两派都来找过张生筠，他拒绝入伙。

到1967年剧团成立样板戏学习班，挑出了一部分演员，多余的人都合并到地区机关“造反团”。张生筠他们一帮“闲杂人员”每天的事就是“学习文件”。后来听说要给这些人分配工作，已经有人开始往外办理工作关系了，张生筠也就随大流把关系办到了牡丹江机床厂。这时已是1970年年初了，他在京剧团整待了十个年头。

到机床厂后张生筠被分配到一车间，搞宣传，排小节目，组织“颂扬会”。第二年市里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搞“7051工程”，厂里派他去工地搞宣传。回厂后厂部调他到政工组搞“四五好运动”材料，以后又提拔到厂工会，抓了几年劳动竞赛，领了几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晃又是十年，无戏可写的十年（各类小节目和宣传材料倒是没少写）。

打倒“四人帮”后，形势变化极大。窝在机床厂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当时叫“臭老九”）都纷纷调离归队。张生筠当时能去的地方有四个，剧团、文联、总工会、师范学院。他最终选择了到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教师。虽然当时师院还很穷，还在远离牡丹江城区的东京城镇，但那毕竟是越来越受重视的国办大学，当时国家正叫响一个口号——科教兴国。

师院岁月

1979年，43岁的张生筠走上了牡师院的讲台。当时有句口头禅——“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这正是张生筠的心声。大学毕业之后，十九年了，真是“万事成蹉跎”啊！而今赶上好时候了，可以开启一段全新的生命历程了，怎能不“好风凭借力”，大干它一场！想到这里，一副对联脱口而出，“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播三千桃李，一腔心血一程雨一程风育一代栋梁”。

系领导交给张生筠的任务是给学生开一门选修课，内容由他自己定。这是领导对他的极大信任，又是一个发挥自己才能的绝佳机会。他明确地也是明智地决定讲“中国戏曲研究”——他毕竟在京剧这个“国粹”里骨碌过十年！尽管他在这方面有着先天优势，但也不能仅凭那点老本儿就披挂上阵。他深知信念是人生的支点，而学识则是撬起人生向上的杠杆。

此时他必须沉下来，认真、全面地对中国戏曲的历史、特色、优长和缺失，来一个“地毯式轰炸”──博览群书。为此，他放弃数次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除了上课之外就是到处借书、翻资料、记笔记，通宵达旦是常态。一有时间就去拜访一些老京剧演员，大部分是他二十年前的朋友，与他们一起研究、探讨。功夫不负有心人，奇迹很快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张生筠的课越听越爱听，原因只有一个——他讲得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就像听评书一样，有声有色，引人入胜。

不少爱好戏曲的学生主动找张生筠讨论有关戏曲理论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他对戏曲艺术问题的深入思考，并写出几篇深思熟虑、很有新意的文章，发表在《牡丹江师院学报》上。绝未料到的是，他的第一篇关于研究中国戏曲艺术特点的文章一经发表，就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戏曲研究》全文转载。

相由心生，心情一愉快，自然精神焕发。当时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牡师院的科研工作在停顿了十多年之后，也是刚刚起步。张生筠“好吃不撂筷儿”，决定把中国戏曲作为长期的研究方向，主攻的重点则放在戏曲表演理论研究上。在这方面，一般高校教师大多缺乏舞台生活实践，极少研究戏曲表演的行家里手。而他，不仅看过很多传统戏演出，还看过很多传统戏的排练和修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戏曲界不少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不是得天独厚吗！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很快，张生筠的研究论文陆续在国家著名刊物《文艺研究》《戏曲研究》上发表。等到他参加高级职称评定时，规定要有一至两篇国家级论文，此时他已有五篇。他与另一位中文系老师成为“文革”后晋升的首批教授。

张生筠决计抱住戏曲研究不放了，但是他很清楚就自己的艺术积累和掌握的资料（他的原话是“咱手里这点儿抓挠儿”）是很有限很有限的，想搞出成绩来是很难很难的。由于北京戏曲研究所有许多专家，不仅专业上内行，占有大量资料，还把持着全国的顶级研究刊物，他要把研究成果发表出去，就必须做到两点才有可能。一、选题要“刁”——应该是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二、论证的材料要“新”、要“特”——应该是别人闻所未闻的“独一份儿”。因此，张生筠选取的研究论题一经发表，多有反响，常有轰动。像发表在《佳木斯师专学报》上的《中国戏曲观众的特殊性》一文，除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戏曲研究》全文转载外，还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海外版）摘发。发表在《绥化师专学报》上的《中国戏曲的折子戏》，除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戏曲研究》全文转载外，还被“北大中文论坛”“幽兰公主BLOG”先后转载。发表在黑龙江《剧作家》上的《戏曲改革与表现当代生活手段的创造》，除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戏曲研究》全文转载外，还被台湾师范大学的《师大学报》转载。

张生筠退休之前共在全国三十几种刊物上发表文章九十八万字。我曾经对他由衷地说过：“你是个奇迹。”他望着我，半晌才说：“我特别欣赏、特别信奉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类在生产着精神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精神产品的欣赏者。我张生筠不过是为咱们中国精神产品的欣赏者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一点儿事而已。”

张生筠做的事，对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退休以后

1996年9月，张生筠办理了退休手续。然而，他“休”不下来。2001年青岛海滨学院盛情邀请张生筠担任客座教授，他欣然前往，一去就是六年。2007年返回牡丹江后又被牡师院返聘，在督导室工作了三年。期间还曾受命开公共选修课《戏剧艺术欣赏》三十课时；给文学院“香雪海剧社”上辅导课十余次；给文学院、体育学院、教育学院的第二课堂辅导、指导编排文艺节目多次。“不因白发渝初志，肯向青苗献寸晖”，“督导员”张生筠真正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直到2011年，75岁的张生筠才算真正退休回家养老。

写了一辈子歌词的乔羽——乔老爷，晚年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书房——“以不老之笔，写赤子之歌”。张生筠教授生命的最后七年何尝不是如此。

退休前，他的《中国戏曲观众的特殊性》和《中国戏曲的折子戏》两篇论文先后发表，轰动一时。可当时谁都不曾料到，那只不过是一出大戏的序幕，高潮还在后面——

2011 年，发表《中国戏曲的唱堂会》；

2013年，发表《中国戏曲的舞台与艺术处理》和《中国戏曲的武戏艺术》，同年发表长篇传记《牡丹江剧作家王治普评传》；

2014年，发表《中国戏曲的戏迷与票友》，同年发表长篇传记《牡丹江剧作家付军凯评传》；

2015年，发表长篇传记《鸡西剧作家杨宝琛评传》；

2016年，发表《中国戏曲家班的演艺形式》；

2017年，发表《技艺表演是中国戏曲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国戏曲现代戏的戏曲化问题》《中国戏曲的丑角艺术》《中国戏曲的龙套艺术》《中国戏曲的科班与演出剧团》《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异同比较》《中国戏曲的神话戏》。

除了这些“重头戏”，张生筠教授还在这七年里发表了剧评、文评十六篇，散文十三篇。七年里发表文章总计十二万字。

不包括这期间张生筠教授与老伴儿肖冰共同研究探讨，根据京剧经典名剧《四郎探母》改编的《新四郎探母》。他俩太爱原戏的艺术性了，但是又对戏的先天性硬伤耿耿于怀，那就是对杨四郎的叛变行径以及满门英烈的亲人们对杨四郎毫无批判的态度很有想法。夫妻二人为此研究了很多年，也争论了很多年，很想把这出戏改好。改完后的剧本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必须承认它有价值。《剧作家》杂志予以发表，便是明证。

张生筠退休那年患上老年间歇性震颤，几十年纸上耕耘的双手无法再拿笔写字了，年已花甲的他没有退缩，在青岛滨海学院时学会了电脑打字。那一篇篇重磅论文全是靠着双手敲击键盘敲出来的。他字打得还很快，就连只会用两个手指头打字的老伴儿都很羡慕他。去年，张生筠也许对自己的身体有所预感，认真敲出两份留给家人的文章：《我的自述》和《我们的家史》。在一万九千字的《我的自述》中写道：“我已八十有一，我想总结一下我的一生留给后人，我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们；希望我走过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一个人不能总是糊里糊涂地活着，要善于总结，才能进步。”

结 语

張生筠教授的两个儿子告诉我：“就在老爸病重住院最后的日子里，还把笔记本电脑一直带在身边，忍着剧痛，不时地歪着身子半站半坐着，一字字修改完了三十二万字的《中国戏曲艺术论》。”可以说，这本书是他的戏曲理论研究集锦，是他三十九年的心血结晶，不，八十二年的心血结晶……

张生筠教授的两个儿媳告诉我：“以前每次回家，都看见公公趴在一张小饭桌前写呀写呀；后来他病了，我们回去的次数也多了，但每次还是看到他坐在电脑桌前，不停地敲打键盘。”他太勤奋了……

张生筠教授的两个孙子告诉我：“小时候不管谁问我们：‘你爷爷在家干啥呢？我们的回答就是：‘爷爷三件事：写书、种地（家里有个小菜园子）、打孙子，对我俩可严啦……”

张生筠教授的老伴儿告诉我：“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说明他有童心）。有位大作家说：‘只有守住了自己童心的人，才会发现每颗露珠里都藏着一轮太阳。所以我家老张总是那么快乐，满满的正能量。”

我敲下以上这些文字的时候，觉得张生筠教授就在不远处望着我，像以往那样笑容可掬地问：“新作啥时候问世呀？我可等着给你写剧评呢！”

真的，我相信他还活着，活在他为牡丹江、黑龙江乃至全国的优秀剧目和优秀剧作家写过的评论、传记里；活在他数不胜数的精彩文章里；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蓬蓬勃勃、威武雄壮的剧作里……

谨以此文纪念为黑龙江戏曲事业奉献终身的张生筠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