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生态民族学视野下的水生态文明观

2018-09-10翟慧敏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6期

翟慧敏

摘要：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民族学强调从“三位一体”的视角去看待我国当前水资源严峻匮乏的态势，即将自然降水、生态系统中的水运行和人类社会中的水运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其中，由人类社会创造的民族文化，能够做到在尊重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上，效法和改造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确保在文化对生态适度偏离的基础上，两者还能够耦合运行、协同演进，实现对水资源的有效管护和利用。珠江上游各民族的案例就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在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那些优秀的文化与生态耦合运行的方式，以截断和堵塞水资源匮乏的漏洞。

关键词：“三位一体”;水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与生态;偏离与耦合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6-0071-06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八大的新增亮点，首次被写进党章，确立了我国目前“五位一体”的基本国策。鉴于我国目前水资源严重匮乏的态势，尤其是随着流域/区域水资源匮乏程度的日益严峻，水生态文明建设也就自然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重中之重，由此也成了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课题。笔者查阅相关研究成果后发现，相关对策和建议主要集中在水利技术和工程建设①，制度、法律的保障②，水伦理、观念的弘扬③

等方面。诚然，针对目前水环境生态的现状，上述对策都具有一定的通约性和普适性，但是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到相关民族社区内部后不难发现，各民族对水资源的获取、利用和维护都有各自的水文化，主要体现为一整套各自成熟和富有成效的应对水资源匮乏或盈余的方案和技术。除此之外，各民族社区的水文化还体现在维护水生态环境而建构的社会组织、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因此，上述对策和建议能否与民间的这些水文化相互协调配合，恐是检验其成败与否的关键;另一方面，水资源的获取、利用和维护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社会活动，工程、技术、法制、观念是否能够发挥其长久的持续作用也是关键所在，而相关民族文化则可以团结其内部成员形成合力和长效机制去管控水资源。所以，如果能从民族文化和水资源之间相互关系的维度来看待当前水资源的匮乏，提出应对策略，有望拓展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领域和新内涵，进而若能挖掘利用相关民族文化用水和文化治水的成熟技术和技能，再辅以上述对策和建议，则有望实现对水资源低成本、高效率地获取和利用。而这些方面，恰是生态民族学的强项和专业优势。

一、“三位一体”：生态民族学的视野

生学民族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50多年的发展，现已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1]该学科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如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学等）的研究成果，致力于探讨民族文化与其所处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适应关系。[2]水资源作为生命生存必备的基本要素和生態环境中无机环境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处在生态民族学学术关怀的视野之内。立足于生态民族学来探究水生态文明建设，毋容置疑是其学术职责所在。

在生态民族学的视野中，自然界的水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资源，也是各类生态系统稳定延续的必需资源。然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因此，水资源的匮乏不仅属于人类，同样会在自然界中相关的生态系统中反映出来。鉴于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产物，敬畏和学习自然界的智慧理应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因此，人类在水资源的获取、利用与维护方面，不能只看自然界水资源的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还必须参照和借鉴水资源在生态系统中的运行方式。如此，人类社会在水资源利用和维护方面存在的漏洞才能有望得到全面的揭示。但与此同时，立足于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进行效法和利用，即文化与生态之间的互动，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建构起来的人为生态系统与原生的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偏离。这样的偏离涉及到的内容很多，表现形式各异，但都会在水资源的运行和物态形式中表现出来。但人类社会如果能将这样的偏离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程度和范围之内，则完全可以实现文化与生态、人与水之间共生共荣。

因此，只有将自然状态下的水、生态系统中的水、人类社会中的水的运行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查明其间的关联性及其可能导致的牵连性后果，表面上千头万绪的水资源运行才会变得相对简单和容易把握，人类利用与维护水资源的漏洞和开发水资源的潜力才有望得到全面的揭示，缓解中国水资源匮乏的文化对策才有望落到实处。

其中，自然降水的分布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生态系统中水的运行方式是发育和进化的产物，此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所无法掌控的，尊重和效法才是人类社会的明智之举，也是文化适应的常态。人类社会系统中的水运行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以文化为桥梁和工具，在人为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当偏离与耦合演进，即文化对生态的再适应中得以实现。因此，前两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后者则是前两者的升华和价值呈现，同时三者又互为一体，集中统一于文化与生态这个耦合体之中。

二、自然降水的分布：文化尊重与适应的对象

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资源，而水资源的消耗又主要靠降水来补充。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自然界中无机水的循环和物态转化，通常表现为水资源在陆地表面分布得极不均衡。

以我国为例，受大陆季风区控制的东部地区降水相对丰富，而西北内陆所处的非季风区就异常干旱，虽然其面积占全国的一半，但降水总量仅占全国的9%，而水资源总量更是不足全国的5%。从地形分布上看，降水分布明显受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状地势影响，呈现从西往东逐渐递增的趋势。降水分布的南北差异也十分明显。以秦岭-淮河为界，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而北部温带季风气候区降水则明显偏少。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降水随时间的分布也极不均匀，一年中62%的降水都集中在夏季，汛期（6～9月）的降水占到了全年的75%以上。[3]

自然降水的分布主要由当地的纬度、海陆位置、地形地貌、大气环流等因素决定。[4]而这些因素早在200多万年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发生在新生代第四纪（约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初期）的第二幕喜马拉雅运动，就已经造成我国目前大陆由西到东从高到低的“三个阶梯”地貌。尤其是在该地质运动中青藏高原的隆起对大气环流和我国地形地貌产生了直接影响，造成我国现在的自然地理状况和复杂的气候类型，[5]从而基本决定了大气降水在我国境内的大致分布。以珠江上游为例，该区域包括南北盘江、红水河和柳江水系等，面积约24.45万km2，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55.3%，90%以上为中、高山和低山丘陵，山间谷地狭窄且面积有限。该地区位于北纬21°31′～26°49′，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地带，横跨滇、黔、桂三省区。珠江上游的地势由西部、西北部向东南倾斜，切割强烈，海拔差异巨大。该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兼受中高纬度西风带和低纬度东风带、热带气候系统影响。[6]受上述自然因素的影响，珠江上游地区的年均降雨量在1 200～1 500 mm之间，但降水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分，雨季主要集中于4～9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0%～80%。雨季时节，降雨量大于蒸发量，干旱季节，蒸发量远超降雨量，年均蒸发量与降雨量大致相等。

该地区的年均气温在15～20℃之间，一年中的无霜期通常超过300天，植物可以全年正常生长。

上述客观事实是由地质运动造成的，受地球活动规律的支配，对此，人类目前无法左右和改变，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和适应。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在适应当地自然地理背景的基础上，才发育和进化出陆地上多样的物种和类型各异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些生物和生态系统在其发育和进化过程中，又无一不发育和进化出对水资源的再生、储养、利用和维护的能力来。

三、生态系统中的水运行：文化效法和利用的对象

水资源的自然分布可以极度不均衡，然而，任何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液态水。对于水生生物而言，水资源的补给几乎不会出现危机。但对陆地生物来说则不然，水资源补给的波动必然会导致某些种类的陆地生物死亡，甚至灭绝。以至于陆地上最原始的生物都是生存于岩缝或液态水资源可以侵蚀到的地带，比如藻类和蕨类。[7]这些生物一旦登陆成功，为自身生存和繁衍的需要，都会在生物适应的过程中，不断地发育出截留水资源、拉平自然水资源供给不稳定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又会随着陆地生物的进化和物种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在逐步形成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后，对水资源的截留能力得到进一步地强化。陆地生物进化的过程对水资源来说，必然表现为对液态水资源截留的提升和拉平自然状态下水资源的补给，使不稳定的抗风险适应能力获得提高，包括发育出耐旱、耐涝的生物物种来。与此同时，陆地生态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地进化，凭借陆地生物物种、群落及其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稳步提升自身截留水资源的能力，发育出长期稳定延续的陆地生态系统。最终只需凭这些陆地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能力，就能判断它们对水资源截留的能力。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中面积最大、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是经过了上亿年的进化，在森林群落与其环境在功能流的作用下，发育成的一个结构功能复杂的自调控自然综合体。它能够根据其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对大气降水实现再分配和运动，即森林水文过程。该过程主要包括林冠截留、枯枝落叶层的截持和土壤蓄水三部分。[8]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枝叶繁茂的林冠层，林地土壤表面上富集的枯落物层和发育疏松、结构较好的土壤层，都能够对大气降水进行一定程度的截持、储蓄、重新分配和有效调节。林冠层截留降水是影响水文过程的首要环节。由于表面张力和重力的均衡作用，一部分滴落在树木枝、叶、干等树体表面的降水，会被吸附或积存在枝叶的表面及枝叶、枝干间的分叉处，被保留到林冠层中，这部分截留量占总降水量的10%～40%。[9]大部分大气降水从林冠间隙直接落下，或从林冠枝叶边缘滴落，到达对降雨再分配的第二层——林下灌草层或枯落物层，由于枯落物的吸持水量可达其干重的2～3倍，有的阔叶树种可达4倍以上[10]，因此该层截留的水量可达降雨总量的 8%～10%[11];同时，枯落物层的覆盖有效地阻止林地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得更多的水分得以储存在土壤中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土壤层是森林水文效应的第三层，与前两个层相比，该层水源的涵养能力最强，是森林生态系统中水分的主要蓄积库，可达总降水量的60%～70%，在黄土高原部分地区甚至高达90%，[12]有“土壤水库”之称。森林生态系统就是凭借自身对大气降水的截持和利用，在陆地上稳态生存和繁衍了3亿5000万年[13]，直到现在。

基于珠江上游地区自然地理的本底特征，当地发育和进化出来的生态系统的类型，主要是常绿和落叶混交林，在高海拔区段分布有带状的针阔叶混交林以及小片疏树草坡，低洼区段零星分布有小片湿地生态系统。这一类型的山地丛林层次多，郁蔽度极高，物种多样化水平也极高。丛林内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上空，相对湿度通常处于饱和状态，水蒸气冷凝为液态水的再生能力很强，對水资源补给可通过植物的枝叶富集露水和雾滴，有效地增加液态水资源的补养。加之丛林底部的腐殖质层深厚，底层耐阴耐湿的植物生物总量巨大，既有利于水资源的再生，又有利于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和储养，即当地的各生态系统的类型对水资源的储养、再生和净化可以发挥多重的正面功能。[14]

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目前已知的包括亚类型已经约有600个左右[15]，这些稳定延续的陆地生态系统，无一不是具有水资源补给能力的自组织系统。毋容置疑，能稳定延续的陆地生态系统在水资源的再生、储养、利用和维护上必然具有很强的潜力。人类若能效法生态系统的这一演进过程，把握它们对水资源开源节流的手段和办法，人类社会同样可以稳定和扩大自身对水资源储养的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双赢”的功效。如此，不仅对相关生态系统，而且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延续都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人类社会中的水运行：文化用水与文化治水

人类的生存乃至社会的建构，总是立足于对所处生态系统的高效利用，然而不同地理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的分布量是不同的，大气降水的地理分布亦是如此。那么，人类社会怎样做到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相关生态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做法”。但人类社会不可能机械模仿生态系统超级复杂的结构，因为人类社会为了确保内聚力的提高，在资源利用上，就不会任其多样化发展，而必须尽可能提高其内在的同一性，其结果必然使得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利用总是比生态系统自身要简单得多。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内部的运行成本也会低得多。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类为自己建构的人为生态系统较于原自然生态系统要简单得多，但利用的效率却高得多。换言之，在一定范围之内，人类社会与所处生态系统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16]偏离程度越高，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就会越不利，对水资源的再生、储养、利用和维护也就越不利，但对人类自身的整合来说却是有利的，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和辩证的关系。那么如何限制偏离的程度，不至于影响到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各自发展，这就需要实现相关民族文化和对应生态系统的耦合运行。

民族文化对其所处自然环境的适应是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这种建构并不表现为对上述偏离的否认，而是在承认偏离的基础上，保证相关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都能得以稳态延续。当然，生态系统截留的水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这正是民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系统加以适应的表现。在这一特征的影响下，人类依赖生态系统储养水资源，同时对所处生态系统加以精心维护，使这样的生态系统不仅有产出，还能储养更多的水资源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所蕴含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在水资源的再生、储养、利用和维护上，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它们都表现为自觉地确保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和扩大，以至于只需凭借对水资源储养的能力，就可以间接地评估相关民族文化适应水平的高低和延续能力的强弱。

生息在珠江上游一带的民族有侗族、布依族、壮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拓展了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认知和资源利用方式，将平地河网坝区的湿地生态系统立体地移植到了布满丛林的山体坡面，在该地段实现了对大气降水的截持、储蓄、重新分配和有效调节，沿着等高线构筑出了壮观的层层高山梯田，在获得了稻田的稳产和规模性种植的同时，维护了珠江上游的水生态环境，彰显了民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能动适应过程。[17]

水稻的祖先野生稻起源于沼泽地，在系统的发育过程中早已和水环境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对水层的依赖。[18]因此，水稻的生长和发育必需有充足和稳定的水资源作保障。相较于河谷坝区或平原地区，山体坡面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储养能力和效率都极为低下，大气降水通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下泄，而无法加以高效利用，更不用说在此地段大规模种植水稻了。面对这一技术难题，当地各民族的化解之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在尊重珠江上游地区自然地理本底特征的基础上开辟梯田;效法和汲取森林生态系统截持和利用水资源的方式和智慧;改造利用湿地生态系统，控制人为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以实现文化与生态、人与水的耦合运行。具体措施如下：

1.开田因坡制宜

珠江上游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地带，遍布亚热带丛林的丘陵山坡绵延其间。据此自然地理特征，生息在此的民族都遵循“缓坡开宽田，陡坡开窄田，坡顶保森林”的梯田营建原则。这样营建的梯田，每块面积平均在120m2左右，既减小了工作量又无需在田边营建过高的堤坝，减少了储水对梯田造成的压力，从而在实现水资源合理分配的同时，也减少了梯田的塌溃。此外，坡顶的水源林带能够储集大量的水资源，这些水资源一部分和缓渗入坡面梯田，一部分转化为日常的山泉水汇入了集水池。同时，保护大规模山顶水源林带的存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气候，有益于当地大气降水。

2.师化自然，再造人为湿地生态系统

俗语言“易涨易落山溪水”，山区的水资源补给变动幅度极大。因为山体坡面本身截留水资源十分困难，虽然该区域的年均降雨量较大，但大气降水季节性波动也较大，水源除了依赖山体截留而储备起来的高山泉水外，更需仰仗平时对天然降水的及时储集。水稻的生态背景离不开水面平稳的浅水沼泽，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山区的水域环境实施人为的生态改性，使易涨易落的山溪水、平时储集的天然降水变成水面相对平稳的高山沼泽。对此，相关民族在山区水域自然流水系统的基底上，参照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文过程，相机地在山坡上配建了成套的辅助设施，如各种蓄水池、拦水沟、分水渠、深水鱼塘、围堰等，以便不失时机、千方百计地尽可能截留和储集较多的大气降水到稻田中，提升稻田水位，确保稻田在旱期内用水，保障贫水田也能及时获得水资源的补给。此外，他们还在坡面配建了防洪沟、滞洪塘，配栽了防洪林，保留了沉沙地，以防洪和泥石流等灾害。如此，当地民族就建构了今天世人所见的塘、田、渠、河、沟错落有致的人为固定水域环境。这是一套“稳筑田坎，储水渡旱、防洪御灾”的保障机制。

3.坡面丛林环境与湿地生态系统结合培育稻种和配养水生动物

山體坡面丛林密布，山体走势纷繁复杂，光照时数普遍偏少，籼稻、粳稻或当地的杂交稻，难以经受低温、阴雾和光照不足的多重考验。而在这样的高山梯田中要获得稳产和高产，相关民族文化又启动了另一项策略：培育出了极度耐水淹、抗低温的高硬杆糯稻品种。[19]较于普通稻种，其对稻田表面的郁蔽度高，有效增加了其郁蔽下的大气湿度，减少了田水的无效蒸发，同时这类稻种也能较好利用温差凝结汇集水滴。加之这些稻田的水位较深，再配以鱼和鸭等水生动物，造就了远近闻名的“稻鱼鸭”共生种养体系。鱼鸭伴生不仅增加了稻田中水资源的含氧量，激活了微生物的生长，加速了有机物的降解，优化了水质，而且鱼、鸭撞击稻秆还会使稻叶表面凝结的露滴回落田中，提高了稻田水资源的再生能力。因此，“稻鱼鸭”共生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稻田的综合产出水平上，也体现为其在水资源的截留、维护和再生方面所发挥的功效。

基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本底特征，结合糯稻的生物属性，人们建构了水位较深的层层梯田，它们沿着山体等高线，分布于珠江上游的各大山头。这样的稻田，保障了糯稻正常生长所需的水资源，免遭了枯水季节的水荒袭击。关键之处在于，它们客观上使得原本截留和储养大气降水能力极低的高山陡坡转换为可储集大量大气降水的无坝“高坡水库”，直接拉平了自然界水资源再生的波动幅度，起到了调配中下游水资源大幅度波动的作用，有效充当了珠江下游水资源安全屏障的角色。

田野调查发现，贵州黎平、从江等县侗族社区的稻田水位普遍在50 cm左右。按此计算，暴雨时节一亩稻田的截储水量可达400t左右，并能维持一星期左右的高水位储水。暴雨时节即使当地一昼夜的降雨量为10 mm，稻田截储满降水后，直接汇入江河干流的水量已仅占总降水量的20%左右，有效地缓解了对珠江下游的洪涝威胁，历史上生息在珠江中上游的诸民族都执行这一经济类型，因此这些梯田的储水总量不容小觑。干旱时节，田水又可通过地面水道或以地下水的方式缓释进江河干流，提高了下游地区的抗旱能力。早年珠江下游无旱涝之忧患，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中上游各民族所做的贡献。可见珠江上游各民族营建的高山梯田，直接为珠江水系的稳定发挥了调节功能。

面对坡面水资源的相对匮乏，珠江上游各民族效法自然，但是相较于陆地生态系统的被动适应，各民族有其千姿百态的文化，所以更具能动性，能够在尊重当地自然地理背景、气象特征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內效法和改造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然而，改造就意味着对原生生态系统的偏离，而人类的智慧就恰恰在于使这样的偏离能够限制在生态系统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上述珠江上游各民族对偏离的控制可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保持了山涧水域流水系统复杂多变的天然固有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不胜枚举的分水器、水枧和各类过水系统对水资源进行宏观调控。

从而使人类和生态系统两者都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即实现民族文化和当地生态系统的耦合共生、人水共生。

在中华文明内，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西北民族的“砂田保水技术”和“聚雨灌溉园圃农业”、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坎儿井引水技术”、西南喀斯特山区苗族和布依族的“裸石岩缝种植藤本植物技术”、金沙江流域各民族的“农—林—牧复合经济”、内蒙古草原民族的“风化壳保护技术”、东北地区相关民族的“黑土地保护技术”、华北平原汉族的“换茬轮作”、太湖流域汉族的“圩田营建和维护技术”、珠江三角洲汉族的“桑基鱼塘”、海南黎族的“丛林种植业”等。可以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保护和利用水资源的方式。同时，在一个民族内部，针对不同的对象都有不同的水资源保护和利用方式。以侗族和彝族为例，侗族除了梯田保水，还有“林粮兼作”保水等技术，彝族除了有“农牧混成”保水，还有山坡“字坝”保水等技术。这些现存的、甚至已经消匿的资源利用方式，无一不是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典范，若能对此进行充分挖掘并传承利用，对时下的水生态文明建设定会大有裨益。

五、结语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社会性工程，对相关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利用理应是这项系统工程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查实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和气象特征，尤其是自然降水的分布特点，不同区域内对应的生态系统中水资源运行的方式，不同的民族文化怎样在尊重和仿效前两者的基础上，做到了与自然环境的最大限度兼容。进而探明，不同民族的资源利用方式到底适应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文化适应的结果对水资源的储养到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只有在弄清这一系列事实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去规划、扩大有利的资源利用方式，缩小不利的利用方式，才能确保中国水资源储养能力得以稳定和扩大，并以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宏观调控的文化对策依据。

对于水资源匮乏的应对之策，生态民族学呼吁重视文化对策。倡导用最合适的民族文化去利用好最适应的环境，在最恰当的区位发挥最大的水资源储养能力，而绝不是靠牺牲任何人任何区域的利益去换取水资源的缓解，也不是靠压缩消费去求得水资源供给的宽松，更不是靠不切实际的手段或只顾眼前利益不顾未来灾变的短视政策，而是追求一种可持续的水资源开源节流模式，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目前水资源短缺的严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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