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散文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其外延比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要宽泛。中国古代是没有散文之谓的，唯有韵文和非韵文的区别，散文无疑属于非韵文之列。文学的“四分法”，即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皆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

如果把其他文体视作一条河川，那么散文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散文的宽泛性，决定了其取材与写法的千姿百态。世界有多丰富，散文就有多丰富;生活有多芜杂，散文就有多芜杂。

我们现在理解中的散文，比起古人概念里的“非韵文”。不是路越走越宽了，而是越走越窄了。古人把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书写活动，都泛散文化，比如演讲稿、墓志铭、书信、日记等，都赋予其文学的色彩，让人读起来颇为有滋有味。古今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古代士大夫阶层精神的优雅与闲适。那些自幼就受到传统文化滋养的文人雅士，生活于无比精致的诗意当中，处处精雕细刻般地寻踪着美，展示着美，甚至卖弄着美。比起古人，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显得要粗粝而粗鄙许多。这种粗粝粗鄙，是由文化的浸润不足与学养的根浅叶枯造就的，其后果不但使各种书写，越发地与精美远离，越发地枯燥乏味。而且使散文这一本该生龙活虎的文体，像是穿上盔甲的武士那般。既呆板笨重，又循规蹈矩。

散文的复杂性，导致对散文理解的复杂性，一千个人，或许就有一千种对散文的理解。我今天所讲，仅为我的一己思考，供大家参考。

一、散文的四个核心要素

散文的四个核心要素，归结为四个字，就是“真、善、美、新”。以我之见，渗透这四个要素的散文，就是优等的散文;背离这四个要素的散文，就是低劣的散文。

真：要实打实的，不要虚又虚的

散文的真，指的是取材之真，书写之真，情感之真。

取材之真，要求所写的对象，不是源于虚构和臆测。无论历史，无论现实;无论一人一事，无论一地一景;等等，皆是客观地存在着。取材之真，是散文的立身之本。想象的东西，和真实存在的东西，给予读者的冲击和感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书写之真，就是要同等尺寸地描绘事物，不能夸大，亦不能缩小——不能把老虎画成猫，也不能把猫画成老虎，更不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形成书写不真的原因，既有主观恶意的驱动，亦有文学能力的不足，其中，后者为主因。也就是说，很多作者由于磨砺之功欠缺造成笔力不逮，尽管有书写之真之初衷，却无书写之真之能力。于是，也许取材是真实的，也在努力地表达着真实，但笔下的文字，难免变形走样，依然给人以虚假的感觉。

情感之真，则要求作者的情感是真挚的。是饱满的，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的，爱是真爱，恨亦是真恨，不掺杂任何虚情假意的成分。

作者的情感是否真实真切，犹如饼子的味道究竟如何，读者咬其一口就能确切地知道，决然是骗不了人的。如果作者之所写，连自己都无法认同，无法感动，却妄想能感染读者，那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什么是散文中的真？我以为就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散文写作。

怎样才能做到散文之真？我的答案是五个“不”，即不违心，不伪善，不矫饰，不指鹿为马。不文是心非。

散文中的真，有客观之真和主观之真之差异。也有表象之真与内在之真之区分。

前两者之间出现了误差，以什么为标准呢？我的看法是，以主观真实为标准。其因在于，文学本来就是主观化的产物，是作者用一己之心一己之力，对客观生活的主观化发现和主观化解读，而不是对生活简单化地复制和浮光掠影地拍摄。作者发现了什么就是什么，解读出了什么就是什么。

后两者之间南辕北辙又如何？我的答案是，以内在的真实为要务。表象上的真实常常具有伪饰性，并不可靠，没有一双火眼金睛，决然难以明察秋毫。唯有内在的真实，才是事物的本相和本色。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一些形象工程。形象工程表象上色彩缤纷，莺歌燕舞，但掩映其后的，却很有可能是众多权利受到侵害者的愁容和眼泪。

很多作家，尤其是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紧跟形势节拍而翩翩起舞的作家，很多都是在以无比的真诚，书写着无比的虚假。他们也许没有造假的故意，甚至是满腔的赤诚，但书写的内容却是违逆文明常识的，违反人伦人性的。这样的作品，悬于空中，立于沙滩，注定是要倒塌，化为废墟的。

善：要心里花红果香，不要怀揣炸药包

散文中的善，指的是作者的写作初衷是善的，作品的价值指向是善的。

作者在投入写作时，不是受人雇佣和被人驱使的，不怀有媚世而获利的私心杂念，而是带有高尚的动机，怀揣着善念，携带着善意，遵循着公义公理。秉持着道德良心。唯有如此，他写出的文字，才是粮食，而不是罂粟花;是清泉，而不是地沟油;是照彻人心的灯盏，而不是蛊惑人心的迷魂汤。

作者的写作初衷，对作品的价值指向，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作品的美丑观，是非观，皆与作者的人格模态息息相关。

中国文学犹如中国的饮食。是自成体系的。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众说纷纭，各有各的号，各吹各的调，价值观看起来颇为混乱，但究其实质，各说各话的先贤们，精神的指向却是大同小异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在不遗余力地劝善——劝谏统治阶层选择仁治而鄙弃暴政，劝服老百姓要循礼守规。汉代以后，儒学成了中华文化的唯一正统，但文学的劝善功能始终薪火相传。劝善，犹如潺潺流淌的隐河那样，融汇于文学的血液，滋养着读者的心田。

劝善对不对？当然很对。因为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擔当教化与救赎人心之责，而人心，唯有从善如流，才能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四邻，有益于亲朋，更有益于自己。

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善？善有真善和伪善之别的，这需要对其保持足够的警惕，并具备相应的甄别能力。比如屈原独爱楚国而拒绝统一的爱国，比如梁山草寇英雄的打家劫舍，比如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御外来文化等，站在不同的角度，完全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现代作家，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汲取营养，但决然不能把自己的头，伸进古旧观念的项圈里，尾随古人亦步亦趋，而应站得更高，望得更远，以更大的视觉和更大的胸怀来极目天下，悲悯苍生，并以更为先进的文明坐标，来构建和定位自己的价值谱系。

什么样的散文才能称得上是善的散文呢？我以为，就是隐含着人类的共有价值，具有博爱意识并遵从人性的散文，就是善的散文。

善的散文，一定会把人当人一样地尊重，而不是把人当作某种工具和棋子：也一定是把山川万物当作与自己相依相偎的生命共同体，予以爱怜之，护佑之，而不是践踏之，征服之。

散文中的善，既体现于颂扬，又体现于批判。

批判的内容，决定着批判的属性。基于正义的批判，就是一种大善。

比起颂扬来，批判很容易遭人诟病和误解，原因在于从表象上看，批判显得似乎来者不善，但只要站位于人道的立场，坚守于人性的底线，这样的批判犹如医生的治病救人，无疑是一种超越平庸超越世故超越肤浅的更为深邃更为深远的善德善行。

屹立于文学史的庙堂受人恒久敬仰的伟大作家，又有几人不是以批判为天然的使命，为叙述的基调？

平庸的作家止步于表面，而伟大的作家却在掘地三尺。

善也有迷惑性，也就是有真善和伪善之别。有的文章，满嘴的仁义道德，貌似很善，但骨子里并不善，比如那些为血腥暴力引吭高歌的散文，那些为古代君王涂脂抹粉的小说，实际上都已偏离了善的轨道。

善的散文不在于写什么，重要的是看怎么写。取材并不能决定散文的善恶与大小，唯有作者的精神操守，精神格局，以及艺术素养，才是作品善恶大小的核心要素——写大人物的未必就是大作品，写小人物的也未必就是小作品。有人执着于写大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渺小;有人不懈地写小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高大。

简而言之，善的散文，一定是有温度、有道德、有人性光辉、有人文情怀的散文。在现代理念中，人性，永远是衡量文学价值的一条基准线，甚至可能是最低的标准。

美：要肤润衣洁，不要蓬头垢面

这里所说散文中的“美”，有两个层面：一是精神气象上的立意与主旨之美，即散文是有高贵格调的，是有优雅志趣的，而不是低级下流的，不是粗野粗俗的;二是艺术操作上的精益求精和别具匠心。

作家的叙述方式或许各有千秋，但无论怎么写，都不能粗俗，不能让人读之反胃。为何要强调这些？那是因为即使在文学的家族中，散文也具有较为曲高和寡的秉性，它是文化的，是洁身自好的。如果小说是一个杂货铺，那么散文就是一家颇有档次的专卖店。

散文的禀赋，决定了散文的排他性特征。也就是说，很多东西，比如黄段子，男女的床第之欢，以及人污秽不雅的某些生理反应，可以进入小说，却不能进入散文。

我在这里所讲的散文中的“美”，更侧重于散文在艺术层面的表现，对散文精神内质所呈现出的美，暂且予以淡化。

事实是，“真”也是美，“善”也是美，后面我将要讲到的“新”，也是一种美。

在散文创作中，之所以很在意美和强调美，在于散文，或者说文学，原本就是一门属于美学范畴的学科。文学以美为根基，又以美为形体，更以孕育美与创造美为天职。

一个人只要衣冠整洁，精神高尚，无论其相貌如何，都能获得他人的肯定与尊重。但作为文学的散文就有所不同，它对肤色、容貌、仪表、仪态格外在乎。有好的内容。却无与之相匹配的良好表达，依然难以称其为优秀的散文。

思想与艺术。是散文写作，或者是所有文学写作中，不可或缺的两条腿，唯有长短相谐，粗细相当，作品才能算得上气血饱满，气宇轩昂。

美在散文中，主要体现于结构是否别出心裁。文脉气韵是否贯通流畅，叙述基调是否起落有致，遣词造句是否精确精妙而又别有意趣。

语言是美的载体，自然也就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散文更是语言中的语言，艺术中的艺术——散文对语言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

孙犁先生曾说，要写好文章，“一是要把话说对，二是要把话说好”。

“说对”，是散文语言的基础性工程。没有“说对”，就想着“说好”，犹如还没有学会蹒跚走路，却妄想于任意奔跑那样。无疑是做不到的。

怎样才能算“说对”呢？那就是要合乎语言的基本规范，不能生造词语，更不能语病缠身。

“说好”，是语言的更高境界，即在“说对”的前提下，更上一层楼，把话说得更为巧妙，从而使语言更富于张力与弹性，更具有阅读的趣味和魅力。“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表述的正是这个意思。

那么话如何说才是精妙？

我的答案是，要在语言的新颖化上下足功夫，开笔前要多斟酌多琢磨，不能陈词滥调，一万个人都这么写，我也这么写——如此写下去，写得再多都无法站立起来。

语言和人一样，是有属于自己的性格的。有的语言轻狂，有的语言沉郁;有的语言像溪流一样清亮，有的语言像淤泥一样迟滞;有的语言像老妇一样絮絮叨叨，有的语言像演讲者一样激情澎湃……选择哪种语言，都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能不能把自己选择的语言方式，修炼到极致，磨砺到最佳。

很多人对美的理解，都陷入了误区，以为华丽是一种美，雕琢是一种美，浓妆艳抹是一种美，岂不知那都是初学者的雕虫小技而已。真正的美，常常是素朴的，是本真的，是守拙的，是自然浑然的，是天衣无缝的。

新：要獨此一家，不要面貌雷同

“新”指的是新意新颖，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不一样”。

和谁“不一样”？当然是和其他写作者“不一样”——和古代作家“不一样”，和当世作家“不一样”，和外国作家“不一样”，甚至和来往亲密的朋友也“不一样”。

唯有“不一样”，才能找回自己，突现自己，也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拥有创造的属性和传世的价值。

千人一面，万人一腔，无疑是散文，乃至文学的大忌。

文学是不能集约化生产的，不能像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一律化。文学，永远只能是单打独奏的个体劳动，其倡导和鼓励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更青睐于异想天开，而不是循规蹈矩。

“不一样”，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散文的个性。散文的个性，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外化与彰显。散文有无个性，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尺。

个性不是谁想拥有就能拥有的，貌似简单的字词排列，却将作者的学养、认知、人格以及文字的磨砺之功，悉数容纳。不具备相当认知高度和“铁棒磨成针”般扎实文字笔力的人，纵然有拥有个性之抱负，却未必有拥有个性之能力。

个性，就是文章的特征，也就是这篇作品，这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品其他作家的外观相貌与内在气质。

很多写作者，写了大半辈子，都热衷于在集体的列队里凑热闹，甚或随着口令声走着正步，不敢越雷池半寸，从来就没有思忖过自己作品的个性在哪里？没有自问过在集体的合唱中，哪一个腔调是由自己发出来的？在人头攒动中被淹没，被遮掩，而自己又缺乏寻求一己个性的自觉，即使写得再多。不客气地说，皆为无效劳动。

大众化的写作，追逐社会风向的写作，一哄而上的写作，人云亦云的写作，媚俗媚世的写作，注定是平庸的，也是短命的。

散文之“新”，具体而言：1.精神理念之新——宣扬不符合文明价值的散文，哪怕写得再楚楚动人，最终都会被证明一钱不值。2.发现之新——别人发现不了的题材我能发现，别人很忽略的细节我很在意。3.写作角度之新——破除老套的模式化的套路，看到大家都那樣写的时候，我偏不那么写，我就要另辟蹊径。4.语言之新——语言是新鲜的，有意味的，修辞也是出人意料的，大家用了千遍万遍的词句，我就不再使用。

山西是有深厚的散文传统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等令人敬仰的伟大作家，都诞生于黄河东岸这片古老厚实的土地。当代的山西，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别的不说，以下午要给大家讲课的黄风先生的散文为例，就能知道创新在散文创作中的意义。我给黄风先生的散文集写过序，因此，曾经把他的系列散文很详细地读过一遍。黄风的散文不雷同于国内的任何一个作家，他像敢于冒险的探险家那般，执意地破除散文固有的套路。他把写小说的某些技法，用之于散文书写，从而使自己的散文既厚实又灵动，既朴茂又生动。生活的本色本质，人性的悠长短缺，在他形诸笔端的散文里，皆清晰可见，一览无余。

追求散文之“新”，也不要陷入误区，把“新”理解成怪异，理解成故弄玄虚，似乎使用一些生僻的词语，或者把语言进行一番颠三倒四地重新组装和搭配，就是所谓的“新”了。真正的“新”，是自然而然的新，是素面朝天的新，是让人看不出新的痕迹却又能让人感觉到新鲜的新。

说了好半天。如果要进行总结，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散文才能称得上是好散文呢？我个人以为，有思想容量，并有现实穿透力的散文就是好散文;有人性的光辉，有生命的情怀，能够提升人性，启悟人智，滋养人心的散文就是好散文;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有精神的高度却无精神的虚浮，有叙述的技巧却无技巧的卖弄，有语言的魅力却无语言的矫揉造作的散文就是好散文。

散文的优劣，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答案一定是有的——答案就在每一位阅读者的心里。

饭做得好不好，尝一口便能知道。

人心，才是衡量作品高下大小的那杆最能靠得住的秤。

就作品的独特性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有无真正的高度，就是看一般人能否模仿得了他。任何人都能轻易模仿的作家，而且被模仿得惟妙惟肖，以至于达到真假混淆的程度，那他肯定不是杰出的作家——在时间的滚滚洪流中，模仿者会被淹没，被模仿者也会被淹没——而如卡夫卡那样站立于世界高寒之巅的孤独者和独行侠，尽管也不乏追随者与模仿者，但从本质上讲，却很难被模仿。模仿者很有可能照猫画虎地模仿一些他的皮毛。却很难模仿出他的骨髓魂魄。

历史。更青睐于那些大众根本就够不着他的创造者。

为什么要写作？这是写作者需要思考并给出答案的问题。因为写作的动机，决定着写作的方向，也决定着作品的高低长短。自娱式的写作——包括自慰式的写作，自我高潮式的写作——与以疗救为目的的写作;媚俗媚世的写作，与为文学的真谛负责为人性的仁善负责为社会的良知负责以及为自己的人格和人类的尊严负责的写作，在格调与姿态上，迥然有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于右任先生曾经有言：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希望先贤于先生的话，能够带给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以有益的启示和鞭策。

二、散文的实践路径

我相信在座的许多朋友，都耕耘在散文的领域，且成绩斐然。我也相信，就实践经验来说，也许你们要比我丰富得多。我今天之所讲，仅为我创作实践的点滴思考，权且当作与大家的交流共勉吧！

对于散文的实践，我有如下的建议：

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领域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禀赋、心理状态、成长背景、文化教养以及从事职业等的不同，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千差万别。有差别，也许在寻求相互理解上，会出现某些障碍，但之于写作，却不无裨益。完全可以说，每一个人以及他置身的环境，都是散文素材的金矿，就看他愿不愿挖掘，会不会冶炼。懂挖掘。善冶炼，他就能以此为基础书写出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

差异，才能激活人的好奇心。引诱人产生偷窥的欲望——阅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他人生活与心理的偷窥——如果你我毫厘不差，从生理到心理，从职业到生活，都一模一样，你即使把自己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但我因早已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哪还能滋生出阅读的兴致？

别的暂且不说，单说职业，就足以引起这个职业局外人一探究竟的兴趣。

就社会分工而论，人担负的角色林林总总，各不相同。其中，有飞行员，有火车司机，有搬运工，有税务人员，有城管，有警察，有医生，有门卫，有法官，有狱警，有老板，有厨师，有渔民，有快递员……如果每个写作者，都能把自己所在职业的情状，以及职业范围内的所见所闻，所爱所恨，以活灵活现的笔法和盘托出。无疑就会占据这方面题材上的优势。世间的每一个职业，对这个职业的局外人而言，皆是陌生的，甚至是神秘的——正是这种陌生与神秘，构成了题材的独有性和新鲜感。

收税员就写收税与避税、逃税之间的猫鼠游戏，城管就写自己每天都要面临的争吵缠斗，狱警就写自己在监狱面对各等人犯的五味杂陈，渔民就写自己漂泊于大海所遇到的大风大浪以及捕捞带来的悲欢苦乐……很多作品，并不是文笔多么出色，内蕴多么丰厚，只因在选材上有其独有性，便发烧了好一阵子，比如《盗墓笔记》等。

法国作家让·热内的《小偷日记》，轰动整个世界。其因就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个靠偷窃才能勉强度日的小偷。在他充满屈辱而辛酸的偷窃生涯中，充满了种种不堪入目的堕落画面：吸毒，同性恋，群体间相互疗伤而又相互背叛……一个外人似乎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领域，活脱脱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引起读者的围观自在情理当中。

当然，依赖题材获得名声的作家，远远不止一个两个，而是还有很多。

每一个职业。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袖珍世界，都蕴含着有关社会的有关生命的有关人性的丰沛信息——只要把自己至为熟悉的小世界读懂写透，就能写出一个大千世界，也就能成就一部宏大作品。

养成发散式的思維习惯

很多人感叹没啥可写。昨晚有朋友在微信上就向我问及这个问题，说她感到生活平平淡淡，甚至平淡到乏味的地步，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千回百折。我说乏味也是一种人所共有的生活样态和心理体验，也可以将其作为写作的内容呀！如果能把乏味写得透彻，写得很到位，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除了那些污秽之物，世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人文的，广告牌可以写，门窗可以写，被褥可以写，碗筷可以写，草木可以写，道路可以写，墙壁可以写，就连灰尘和垃圾也可以写……写什么，从来就不是问题，怎么写，写出什么，才是着重要考虑的问题。怎么写，关乎作者技法的老到还是稚嫩：写出什么，关乎作者洞见的深远还是短浅。

高手用剑，从无套路，却很有套路。套路在就在旁观者无法看见的日常磨砺之中。

素材俯拾皆是，为什么很多从事写作的人，却感到无东西可写呢？原因在于他们被自己观念的墙壁囚禁着，被一种线型的思维羁绊着，看不到墙外的风景，想不起事物与事物之间纵横交错的关联性。看见鸡蛋，却看不见鸡蛋身后那道长长的链条——看不见母鸡，看不见养鸡人，看不见母鸡与公鸡的调情，看不见母鸡下完蛋后那副自鸣得意的炫耀表情。

发散式的思维，是对线型思维的解禁。如果说线型思维是手电筒里射出的那束亮光，直戳戳的，只能照亮眼前的局部，那么发散式思维就是普照大地的阳光，能触摸世间的万事万物。

发散式思维作用于写作，就是要学会联想，将一个简单化的物事，进行有效地追溯和延伸，让其呈现出枝繁叶茂的复杂性。一个人，既有来处，也有归途，更有现实的处境。一张桌子，既有前世，也有今生：既有造型，也有生死……一朵花，也隐含有生命的隐喻;一块土坷垃，也能给人以精神的昭示。

发散式的思维，就是要把思维的鸟儿从笼子里放出来，让其自由飞翔。

靠读书提升散文写作？

读书，与人的认知具有因果关联性。读书越多，认知水平越高。

不读书的人，即使“行万里路”，走遍世界的角角落落，依然看不清世界的真实面目——他看到的，只能是表象，而不是实质，因此也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很多毫无学问根底的人，一旦因为某种因素在文坛混出了名声，便会以沾沾自喜的语调误导后来者，信口雌黄地说当作家与读书的多寡无关，甚至还会举出某个草根作家的成功作为例子。

这样的声音很响亮，给了许多读书甚少的写作者，注入了精神的激素药。

草根作家有草根作家的优势，比如与人间烟火更为亲近等。但草根作家天生的缺陷也不容否认，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大都阅读有限。如果他们意识不到读书的价值，并加紧补课，无论写多写少，都很难成为令人仰望的巍巍如大山般的大作家。草根作家可以因身份的相对特殊而成为媒体励志的明星，但要写出真正集博大的思想与精湛的艺术于一体的宏伟巨著，无疑有着“蜀道”之难。

我的看法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一定是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

读书之于写作的重要性，几乎是一个常识，常识到无需赘述的程度。我们常常谈论起民国时期的作家与当下作家的高下有别，极易提到学养二字。而学养，又从何而来？答案是从读书中得来。

读书是个大命题，单讲读书，两三个小时未必能讲得透彻。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仅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供诸位朋友参考：其一，要读经过沉淀的经典而拒读那些时尚的，造势的作品。人寿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时间是有限的。当有限的生命久久地在低矮土包之间踟蹰徘徊时，就很难再有精力走近和触摸真正的高山。况且，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品，未经历史的检验，是真金还是烂铜，是美食还是毒药，还真难以定论。读它们，不一定能从中受益，也许还会深受其害呢！其二，读书要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以及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美学、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军事学甚至气象学等，都要悉数阅览。唯有读多了，你才能知道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在看问题的方式和解析问题的能力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其三，要警惕微信时代的碎片化阅读，不要让微信成为遮眼的浮云。

以上就是我这次讲述的全部内容，由于我才疏学浅，又挂一漏万，言不尽意，因此若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商榷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