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涛

《孙子兵法一谋攻篇》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即使在兵圣孙武眼中，谋略与邦交也是优先选择。时至今日，职业外交官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更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注重培养外交人才。王毅就读过的中国外交学院，便是我国职业外交官的摇篮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官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不同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外交任务。

将军大使，深受周恩来影响

1950年3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一群人透过屏风上用铅笔戳出的小洞注视着一场仪式。这些人是新中国即将派出的第一批大使，躲在这里是为了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如何向毛泽东递交国书。仪式刚结束，他们就交流起观后感：致辞要准备充分，得先有个腹稿；将来递交国书之前，要多演练几次走姿、呈递的姿势……安排他们来此的周恩来带他们见到毛泽东后，有人提出顾虑：“我连外国话都不懂，怕搞不好外交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里懂外语的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这幕情形，便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接手工作时的真实写照。

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外交部成立后被选中担任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被称为将军大使，包括耿飚、黄镇、姬鹏飞等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为将军大使举办了“培训班”，从外交政策到衣食住行一一讲解。最开始，有人吃西餐时不会用刀叉，有人差点喝了餐后送上的洗手水，还有入睡不惯席梦思嚷嚷着要打地铺……培训结束后，他们陆续被派往国外，成了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

“文装解放軍”成为第一代外交官主力，那是时代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政治可靠、能力出众的人，建设自己的外交队伍，军队里一批素质较高的骨干自然被抽调过来。在东西方冷战对抗的背景下，中国受到西方阵营的敌视、封锁，第一代外交官从战火中走来，最典型的性格特点就是不畏困难、敢于斗争，非常适合那个年代。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1950年11月，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伍修权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讨论控诉案。会上，美国代表奥斯汀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美国辩护。伍修权反驳说，如果其他国家把舰队开到夏威夷与美国大陆之间，却宣称是为了保证太平洋的安全，你们能容忍吗？奥斯汀哑口无言。

在外交学院教授高飞看来，第一代外交官的成长得益于周恩来：“他在外交活动中的儒雅、灵活又不失立场，深深影响了第一代外交官。”曾任中国驻乌克兰、波兰等国大使的周晓沛回忆，当时外交部的老大使、老司长们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想见是因为他们把周恩来视为“良师益友”，怕见是因为每次见面周恩来都要了解情况、“进行考试”，一旦“考”得不好就会挨批评。

翻译大使，不失原则更为灵活

上世纪70年代，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契机，中国外交任务发生了变化。以前中国多讲主权和独立，外交的斗争色彩突出。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中国更注重寻求合作，外交官的主要任务变成为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此时，将军大使年事已高，逐渐退出外交一线。走上前台的年轻一代外交官普遍接受过良好的外语教育，语言能力突出，很多人曾经在国家领导人和老一代外交官身边担任过翻译、随员，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因此，有人将这一代外交官概称为翻译大使。

比起前辈，这一代外交官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更具灵活性。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对华孤立、制裁，中国外交受到极大冲击。不过，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私下曾说：“我了解中国人，压力与制裁于事无补。”那段时间，他几次给中国传递口信，解释制裁是在美国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实行的，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中国外交官灵活地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11月，为了能交换意见，又不突破所谓的“制裁限制”，中国外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埃及开罗机场“偶遇”。两人在机场贵宾室足足谈了一个半小时。一年后，贝克访问北京，中国的外交困境大为缓解。

这一代外交官面对矛盾、冲突时，使用的语言更柔和，个性化色彩更明显。曾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有一次会见十几位美国教授，有人说到美国情报部门曾在中国订购的一架飞机上安装窃听器，问及李肇星的看法。李肇星轻松地说：“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该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一位美国教授在会见后说：“这样精彩的回答，应该写入两国的外交教材里。”

新一代外交官，与中国一同走到聚光灯下

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很快，成了真正的“大块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关注世界秩序的建设。当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越来越大时，中国外交官也就成了聚光灯的焦点。

在高飞看来，如今这一代外交官的综合素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外事教育，外语优秀，又不乏国际知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交官的专业化水平也越来越高。”现任外长王毅就是中国外交官专业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也是如此。

与专业化相伴而来的，还有这一代外交官身上浓厚的个性色彩。傅莹曾被外国记者问到中国军费这道“必问题”时，笑着答道：“每年你们都要问军费。文章早早地写好了，中国军费如何如何，就等着今天这个数一出来，文章就出去了。”虽然被“揭短”，但由于傅莹气质温柔，语带调侃，现场记者还是一片笑声。发布会结束后，一名日本记者谈起了他对傅莹的印象：“既有女性的柔和，也有外交家的气度。”

1999年5月13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驻美大使李肇星（中）要求2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下道歉的话。

但在事关原则时，新一代外交官的字典里没有“让步”一词。2005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驻日大使王毅紧急约见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他用了3个“是否”质问对方：“我们不禁要问，日方是否真正愿意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是否真正有诚意履行迄今做出的承诺，是否真心希望与邻国和睦相处。”在两人的合影中，王毅眉头紧锁、目光冷峻。日本民众看到媒体披露的合影说：“看来，中国人真的生气了。”

外交官和新中国共同成长，每一代外交官的形象，便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形象。中国在变，中国外交官的任务、气质和工作方式在变，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1年为外事队伍建设定下的16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摘自环球人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