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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催生”娃

2018-09-06

华声 2018年8期
关键词:二孩产假生育

我国改革开放40年,各个领域取得全面发展,生育政策为适应社会发展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孩,表明生育政策的转型和开放趋势已经越采越明朗。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各地“催生”二孩的福利政策广受关注。在各地普遍延长产假的配套政策基础上,全国多个地方陆续出台鼓励生二孩的奖励政策。

公共部门能够直面低生育率的现实,并愿意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干预,这是好事。不过,鼓励生育远比限制生育复杂,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社会生育形势和生育意愿的变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为今之计,只有充分正视社会的生育焦虑,推动生育政策从生育管理到服务、鼓励生育加速转变,优化社会面向妇女和少年儿童的资源配置,才能真正跟上社会人口发展形势的需要。

多地出台“催生”二孩政策 王俊

辽宁省政府近日印发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的政策,让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各地“催生”二孩的福利政策广受关注。

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二孩出生增长显著。然而,二孩政策还未得到育龄人群的普遍响应,一些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不强烈,并非不愿意生,而是“不敢生”和“生不起”,在“想生”与“敢生”之间面临着诸多踌躇。

面对上述现实,自2017年以来,在各地普遍延长产假的配套政策基础上,全国多个地方还相继出台“催生”二孩的奖励政策,辽宁省提出的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只是近期的一个案例。

配套: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全国3 1个省份均延长产假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随后,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修改了地方条例,延长了产假。

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基础上,各地修订后的条例均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普遍达到138天至158天,并有男方陪护假或叫护理假,一般为15天至30天。

有些地方产假更长,比如广东有80天的奖励假,产假长达178天,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有些地方比较有弹性,比如北京规定,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再增加假期1至3个月。吉林规定,除158天假期外,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可延长产假至1年。重庆则规定,除128天假期外,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产假期满后可以连续休假至子女1周岁为止。

女职工休产假也有产假工资可领。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就是产假工资,是除了生育费用之外由生育保险支付的大头。按规定,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企业等单位。

奖励:多地纷纷出台鼓励生二孩的奖励政策

事实上,在各地普遍延长产假的配套政策基础上,自2017年以来,全国多个地方还陆续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奖励政策,譬如近期出台新政的辽宁省。

《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符合条件的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政策。”

辽宁之外的案例比如新疆石河子市。为鼓励生育二孩,石河子市今年6月升级了原来的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

石河子新闻网报道称,“6月26日,记者从师市人社局医疗生育保险科科长周波处了解到,为了鼓励生育二孩,在原来师市出台的二孩生育政策的基础上,今年又出台了5项二孩补贴的新政策。”

这5项新政策包括:“二孩产假期:今年二孩的产假是98天,比之前的假长了,并包含所有的节假日;生育津贴(即产假工资)计发基数为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产前检查:女职工妊娠期间在医疗保健机构约定的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包括妊娠十二周内的初查),应算作劳动时间;产前假:怀孕7个月以上,如工作许可,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可请产前假两个半月。工资待遇:产前假,工资按80%发;哺乳假:女职工生育后,若有困难且工作许可,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单位批准,可请哺乳假,工资待遇:请3个月、6个月哺乳假的工资,均按本人基本工资加职务岗位津贴、省直补贴的80%发,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如果请一年(含法定产假)哺乳假的,工资照发,职务岗位津贴、省直补贴停发。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資并计算工龄。”

上述报道中提到的“原来师市出台的二孩生育政策”,是指2017年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八师石河子市促进人口发展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自2017年7月7日起实行。

上述《办法》为生二孩的家庭提供了一大波免费及补助的“福利”。比如,《办法》明确提出了针对二孩的生育补助,即八师石河子市辖区内的生育二孩(不含领养)的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此外,在二孩0-3岁期间,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从怀孕前后,到孕产期、产后,甚至到孩子进入小学,都能享受到相应的免费服务与照料,也是此次办法的亮点之一。”石河子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接受新疆当地媒体采访时坦言,在《办法》出台前,师市各相关职能部门经过反复调研发现,对于是否要二孩,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外,很多家庭更主要的顾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第二个孩子,“所以这次的《办法》是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研究制定的,就是为了解决广大家长的后顾之忧”。

与石河子市类似,自2017年以来,天津市,湖北省宜昌市、仙桃市等地相继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

其中,天津市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宜昌市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仙桃市政府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对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可获1200元补助。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7月18日

为何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朱薇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全面放开二孩,为什么?

1.单独两孩实践遇冷生育率低到危险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了人口红利,在竞争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人口红利”简单通俗地理解为: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重要要素。

研究表明,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将是人均GDP下降。如果不信的话,看看邻国日本:长期低生育率被认为是日本经济长达20多年的停滞的根本原因。

2.“银发危机”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3.“刘易斯拐点”隐忧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4.“失独”:社会之殇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 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杭州“失独”老夫妻在女儿去世百日祭双双自杀的消息令大家心痛不已,同时也不禁深思: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步入老年,“失独”家庭成为一种社会创伤。“失独”家庭所经历的心理创伤、经济压力、医疗养老问题超过一股家庭丧子后承受的痛苦,而这份痛苦谁能解?

5.男女比例失衡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政府自2002年开始“治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明文严格禁止使用B超等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和农村生育观念的改变,对男孩的偏好也可能进一步淡化。与之对应,男女出生比例自2004年达到峰值的121.1之后,整体上开始下降,但到2014年依然处于115.9的超高位。

男女比例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摘編自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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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历程

我国的生育政策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为完成在20世纪末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1978年,中央下发《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即“开小口、堵大口”。

2002年9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國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明确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和总体思路。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摘编自新华网

生孩易,养孩难 李红梅

她们不想生二孩

“我照顾一个娃,已经够累了,全家每天都为了娃忙得团团转,还经常因教育理念不同发生争执,说什么也不会再生了。”北京市朝阳区全职妈妈陆女士是独生女,按政策几年前就可以生二孩,但是儿子已经9岁了,她仍然不想要二孩。

陆女士的丈夫收入较高,父母住一个小区,身体也不错,按理说再养育一个孩子的条件都具备。陆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生了孩子就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给予好的教育,“这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辞职回家,每天接送孩子,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上各种课外班,“我每天日程都是满的,带娃挺累的。”她说。

“累,不想生第二个”,并不是陆女士一人的想法。最近,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10省21个市上万名0—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

接受调查的父母普遍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二孩的影响作用更大。

城里人养娃成本不低

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女性,有60_7%是担心孩子无人照料。社会支持服务能不能跟上,也是打算要二孩的家庭着重考虑的。调查结果显示,城里人是最不想生二孩的人群。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分析,二孩政策落实可能会受到生育家庭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的妇幼保健资源和能力供给对家庭的配套支持服务,以及生育妇女的劳动和就业权利保障,如产假够不够长、会不会面临就业歧视等;还有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照护,成为二孩家庭一个棘手问题。“谁来照顾两个孩子?让日益年迈的老人带大一个继续带老二,还是找价格越来越高的保姆,或者是自己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生育家庭会面临很困难的选择。”杨成钢说。

专家认为,综合考量如上因素发现,城里养育孩子的成本确实不低。在北上广深地区,好的月嫂上万元,请个保姆每月在四五千元以上,有育儿证的育儿嫂价格更高,如果是两个孩子,那就要请两个保姆。很多家庭不放心保姆一人带孩子,还要让老人帮着,家里至少要住下6口人,房子够不够住也成问题。两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不菲,公立幼儿园少,最便宜的私立幼儿园每月起码也要两三千元。再加上孩子的课外班,如钢琴、舞蹈、英语、跆拳道、围棋、奥数班等,有些课程一年费用高达2万元。如果女性做全职妈妈,家里靠丈夫一份收入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需要掂量。

然而,能支持家庭的社会化服务并不是很多。堆积的生育势能释放,引发妇幼保健建档难题。社会支持服务能不能跟上,也成为打算要二孩家庭考虑的因素。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结果表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较突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家长对2—3岁幼儿托育的需求最强烈。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幼儿,而女职工能享受的产假一般为半年左右,家庭承担着长达2年半左右的婴幼儿照料任务。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

“生”与“升”的纠结

调查显示,有近1/3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因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那又是3年,会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有的调查发现该比例已达到35%。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在生育政策放宽之后,很可能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中的高质量劳动力。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建议,要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目标,仅仅调整生育政策远远不够,还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母婴服务、托幼服务、小学生接送等社会化服务,应该跟全面二孩政策配套,給二孩父母有力的支持。母婴硬件方面,民航、铁路等公共场所提供育婴室,单位、企业也可以提供一间房子,只需要简单的设备,如冰箱、沙发、桌子、一些玩具等,让职业女性进行母乳喂养,两头兼顾。小学阶段的儿童两三点就放学,父母要五六点才下班,如果社区提供接送、托管服务,能大大减轻父母的负担。

“家庭发展服务领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服务短板。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子女大多力不从心。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自身的生活负担更沉重,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迫切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绝不能缺位。”杨成钢说。

郑真真建议,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存在针对夫妇生育的津贴和带薪休假制度。尤其是不少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在超低水平后,纷纷指定不同部门或设立专门机构应对低生育陷阱的风险,出台各种形式的生育补贴政策,但由于应对过迟、缺乏针对性、政策落实不力或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差别,往往收效甚微。中国的人口发展轨迹与韩国、日本相似,只不过滞后10—20年,我们应当研究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杨成钢建议,我国人口工作应该向家庭发展转型,涉及人口工作的部门要齐心协力,转换思路,为家庭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服务,为二孩父母提供配套公共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生育成本。

摘编自《人民日报》

生不出二孩真烦恼 王君平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很多高龄妇女加入了生二孩的队伍。

不孕不育成难题

生了一个儿子,还想再生一个女儿,儿女双全一直是安徽合肥居民程荷凤最大的心愿。2016年,39岁的她终于等来国家的二孩政策,尽管取掉了节育环,但一年多了还是怀不上。医院检查报告显示,输卵管通而不畅,子宫前壁有两个直径3厘米和2厘米的囊肿。程荷凤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做了微创手术,最终幸运地怀了胎。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O.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原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年龄越大,生育能力越低,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以及环境污染、电磁波辐射、化学品的影响,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加,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是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增加,流产率升高。

相比卵子,精子更脆弱。近年来,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工作压力大,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男性中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从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

“曾经做过剖宫产的母亲再次生育,面临着疤痕子宫的风险。疤痕愈合不了,到了晚期随着胎儿的增大,有可能发生子宫破裂,甚至危及生命。”耿琳琳提醒,怀孕的妈妈,要特别注意早孕期排除子宫疤痕妊娠。建议40岁以上女性一定要先咨询医生,防止并发症。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介绍,怀孕的妇女流产率高达15%,复发性流产约占1/3。即使能怀上,保住了,生下来的孩子有5.6%的出生缺陷率,是发达国家的2倍。

耿琳琳分析,高龄不但能使生育能力降低,而且生育的畸形儿童明显增加。高龄生育的妇女卵子老化,造成基因突变的情况增多,更容易生出基因缺陷的患儿。如果孕妇的实际年龄大于34岁,胎儿畸形率会达到8%—15%。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如心血管畸形、唇腭裂等,发病率也会随着母亲生育年龄增加而上升。

冷冻胚胎留“种子”

2016年末,在长春市吉大二院,一名产妇剖腹产生下一个7斤4两的男婴,母子平安。让人惊奇的是,这名产妇已有64岁。产妇因“失独”在闭经10年后,再次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如此高龄还能成功怀孕,几率极小。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程序简化,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选择再拼一把,冻精冻卯、试管婴儿成为热门话题。王丽娜说,辅助生育技术解决了不孕症患者的问题,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福音。

最近,北京石景山区居民成丽霞顺利地生下二胎。这个新生儿是她女儿的同胞胎,只是晚出生了10年。成丽霞当年为生孩子发愁,最终选择了在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进行培养形成胚胎,取卵后3—5天把胚胎或囊胚移植到子宫。移植第四天验尿,如果怀孕了,30天进行B超检测,后续进行产科产检。当时还有剩余的胚胎,进行冷冻以备下次移植。放开二孩政策后,成丽霞到医院询问冷冻胚胎能否解冻,让她再生一个孩子。王丽娜说,冷冻胚胎成功率很高,同时打破了人们对生育的传统观念。

王丽娜介绍,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早产率、妊娠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比自然妊娠高,多胎比例明显升高。多胎会导致孩子出生体重的下降,做辅助生育还有一些并发症。

肿瘤患者经过放化疗后,生育能力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生育率非常低。王丽娜提醒,这类人群可以提前冷冻胚胎留下“种子”。研究发现,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活产率小于1%,因此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

代孕是否可放开

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但是,这些方法的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

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代孕过程中,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孩子由另一个女f生身体生产,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造成归属权的争夺。

王丽娜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王丽娜呼吁,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对于代孕,耿琳琳感触特别深。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她呼吁,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

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周天勇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人口形势越来越严峻,呈现三个下降、一个上升、一个收缩的趋势。其中三个下降趋势,第一是出生率下降,2017年全国人口出尘率为12143‰,2016年这一数据为12.95‰;第二是出生規模下降,2017年新生婴儿数比2016年少了63万,相当于新生婴儿少了4%;第三是生育率下降,2016年我围的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生育率可能在1.2左有。

一个上升指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2017年,全国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09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60周岁以上人口和65周岁以上人口都比上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一个收缩指的是,经济主力人口继续萎缩。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降低,去年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再为64.9%。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65.6%。

因为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目前我国人口形成了少子化加快、老龄化加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格局,前景不容乐观。

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二胎和多胎育龄妇女资源急剧萎缩。那些愿意生育二胎的育龄妇女在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集中生育,而2017年下半年,二胎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了。究其原因,就业难,教育、医疗、住房等费用贵,以及托儿所和幼儿园供给少,都是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二胎的重要原因。

未来5年,我国青年人口将减少3000万左有,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较大。我国有可能呈现出更快的老龄化速度,甚至要比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更快,比例更高。老龄化加快,将使经济增长放缓压力进一步加大,养老金负担会越来越严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和风险也不断加大。

而对严峻的形势,应当尽快研究制定促进人口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应当紧急彻底全而放开生育,取消一胎生育准生制。计生人员由财政安置,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过去的也不再追缴。此举无需支付成本,但却是改善国民经济、顺民心的一项改革措施。对生育了二眙的家庭,应适当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从而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同时,过往的生育管制是当前人口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国家应当对此进行矫正,由国家兴办义务托儿所和幼儿园,以降低和消除生育要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

农村土地财产使用权、增量土地产权改革,增加淡水改造土地林地等扩大发展空间的技术工程和改革应当加快,在农村人口老龄化还不太严峻时,完成改革,发挥活力,创造和积累财富。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改革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而效果将会大为降低。

养老保险应尽快集中统一到中央征收管理,划转国有资产和收益补充养老金,并且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可能要拿出来划转为养老金。对于农村青出老回的老人,完善农村医疗体制;尽快推进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制度改革,国家成立专门的与农村土地资产有关的银行,一些农村老人可以将土地反向抵押养老。

总之,必须未雨绸缪,尽快研究设计国家、家庭、个人、资产等组合的养老金来源模式,防止出现因养老金巨额缺口,影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摘编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的《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8年第6期,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外国是如何“催生”的 佚名

世界上其他国家鼓励生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经济辅助

在日本,每生一个孩子政府会一次性奖励42万日元“生育金”。

2010年7月,伊朗政府宣布,将为每名新生儿设立银行户头。按照这一计划,政府在国有银行为每名新生儿设立一个950美元户头,以后每年拨入95美元,直至孩子长到18岁。孩子的父母也为这一账户投入同样数目资金。孩子从20岁开始可以领取这笔钱,用来支付教育、结婚、健康和住房费用。

俄罗斯于2007年开始实施“母亲基金”项目,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请。从2013年起,俄罗斯在人口出生率较低的66个联邦主体地区实施了新的补贴,即生育第三胎或更多子女的家庭,在新生儿满三周岁前,每月还可获得5000至11000卢布不等的补贴。此外,为了让女性在生育后没有后顾之忧,2013年12月国家杜马通过法案,确保生育三个孩子的女性可以获得4年半的产假在家照顾子女,并且会获得一定的补助。产假时间算人工龄,女性可以随时要求返回工作岗位。

德國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每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2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即最高为2.52万欧元的生育福利津贴。

名誉奖励

法国政府不但在物质方面奖励多生,也在名誉方面奖励多生,生育八胎及八胎以上的妇女可获得金质共和国家庭勋章。2008/$5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一项政令,向多生育的妇女授予“父母荣誉勋章”,以表彰她们为俄罗斯作出的贡献。

减免税收

韩国政府在2010年审议了《地方税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养育3名及3名以上未满18岁子女的家庭及养育者,在购买汽车时将享受减免使用税及登记税的优惠政策。根据修正案,截至2012年,多子女家庭在购买及使用15座以下汽车以及1吨以下货车时,可免除一辆车的使用税和登记税。此外,除7座到10座汽车外,其他轿车最多可减免40万韩元的使用税及100万韩元的登记税。

生育保障

韩国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

瑞典政府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社会保障部门设立了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可领取135000克朗的最高奖金。

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私企员工视公司情况而定,上限是每月3129欧元。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如果一对夫妇为各自的雇主工作超过一年,那么他们都有权请假在家带小孩,直到小孩3岁。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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