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洪泉

[摘要]全国抗战时期，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力支援。这一支援工作，就内容而言是全面的，就时间而言是全程的，并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鉴于上海的优越条件和特殊地位，其支援工作对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具有其他城市和地区难以替代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上海；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支援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1-0013-04

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全力支援人民抗日武装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赋予上海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力支援，对其创立、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在学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阶段特征和特殊意义做一考察。

一、支援工作的起步与展开

1938年初至1939年底，是支援工作的起步与展开阶段，主要支援方向从江西到皖南，重点是全面支援初创时期新四军的各项建设。

新四军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困难重重。中共中央十分关心新四军的建设，在其成军之际即指示中共江苏省委，要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从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江苏省委迅速着手落实中央的这一指示。1938年初，江苏省委刚刚重建，力量比较薄弱，在支援新四军的工作中采取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工作原则。当省委和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得知，上海的煤业救护队在南昌找到新四军办事处，准备为新四军服务时，省委大力支持并立即与新四军取得联系，把救护队的组成情况、党组织关系一起转往新四军。这支拥有25辆汽车的得力队伍，对于当时分散各地急需集中的新四军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自1938年1月至4月，救护队的25辆汽车在军部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的指挥下，兵分数路往返于南方各地，将数千将士接运至皖南岩寺集中。接运任务完成后，煤业救护队中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被安排到军部教导总队学习，以后陆续分配至军部工作；另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青年职工，被分配至兵站工作，25辆汽车亦继续为新四军运输服务。

新四军完成集中和整编任务后，江苏省委就全面支援新四军的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经与八办协商，决定支援对象主要是皖南新四军军部。支援的形式，主要采取公开、半公开、秘密3种不同的方式，相互配合。支援的内容，主要有舆论声援、人力增援、物力支援几个方面。支援的主要工作，一是通过党开辟的舆论宣传阵地，大力宣传新四军；二是从难民收容所及各抗日团体、工厂企业中，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新四军；三是通过节约献金、节约救难、征募寒衣、义演义卖等活动，发动全市人民为新四军募集钱款和物资。

舆论声援的工作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展开，一是通过党领导的宣传阵地打破封锁，二是组织慰劳团赴皖南实地考察。1938年底，江苏省委决定以上海各界民众慰劳抗敌将士的形式，从各救亡协会中挑选一批代表，组成慰劳团赴皖南考察。12月中旬，第一批慰劳团从上海出发赶赴皖南，在新四军进行了为期6天的慰劳、考察，并分头前往部队驻地及所属医院、工场、学校参观。当慰劳团带着新四军赠送给上海人民的纪念品、战利品、照片等回到上海后，江苏省委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加强对新四军的宣传，在报刊上发表了《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经验与教训》（项英著）等文章，《译报周刊》出了《新四军特辑》，《良友画报》配发了一批反映新四军生活战斗情况的照片，慰劳团还将新四军赠送的实物组织了一个小型展览会供市民参观。

人力增援的工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一是组织难民参加新四军，这项工作最具规模，主要有3批1000余人，方向均为皖南新四军军部；二是为新四军输送技术人员和文化青年；三是组织郊县抗日游击武装成建制加入新四军，这方面的支援也颇具成效。如1939年6月至9月，新四军江抗部队东进至青浦、嘉定地区，沿途江苏省委领导的游击力量都给予全力配合，至10月间新四军主力西撤时，沿途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随主力军行动，江抗部队从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多人。

物力支援在几种形式的支援工作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广。在江苏省委领导下，上海人民在这一时期在财、物方面给予新四军大量支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建军初期经费物资严重紧缺的困难，对新四軍的发展和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1938年7、8月问，江苏省委和八办为帮助新四军准备越冬物资、度过第一个寒冬，通过工商界上层人士组织的“星二”聚餐会，以各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先后发起“节约献金”“劝募寒衣”“节约救难”三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启秀女中等校学生向路人或亲友募捐时，唱起“雁南飞，树叶黄，想起战士在前方，浴血抗战西风里，还只穿件单衣裳！”，许多同胞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解囊捐助，学委只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劝募10万件棉背心的任务。

二、支援工作的转折与调整

1940年初至1941年初是支援工作的转折与调整阶段，支援方向从江南到苏北，重点是人力和物力支援，并在皖南事变后帮助新四军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做出了特殊贡献。

这一时期，新四军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向华中敌后挺进。1940年以后，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江苏省委对新四军支援工作的方针也进行了较大调整。这一转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支援的形式上，从原来公开、半公开方式转变为秘密方式。自1939年下半年起，孤岛政治形势日趋恶化，租界当局明令限制一切抗日活动，原来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支援形式已完全不相适宜。转入秘密状态后，支援的工作方法更加灵活，而且群众基础更加深厚。二是在支援的方向上，从皖南地区转向苏南东路；1940年11月后，又根据新四军的要求将重点转向苏北。三是在支援的内容上，以人力和物力为主。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做了大量善后工作，帮助新四军渡过了困难时期。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东路新四军的状况，江苏省委首先从人力上加强了支援工作。省委通过所属各委，从工人、职员、学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进步青年及技术工人，到东路地区参加党政军各项工作。1940年5月至10月是东路武装力量的大发展时期，半年间从500人发展到3000人，其中不少是上海党组织输送的。据统计，仅苏州交通站就接待了350多位从上海到东路地区工作的青年。当时江抗有第1、2、3、5共4个支队，几乎都有上海籍的战士。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下辖第51、52、53、54团，其中第52、54团中80%的战士都是这一时期从上海入伍的。第52团前身是新江抗第2支队，以上海工人为主，因作战勇敢被称为“老虎支队”；第54团以上海学生、店员为主，因文化水平较高被称为“文化支队”。1940年下半年开始，苏南东路根据地从苏常太地区扩大至澄锡虞地区，为适应根据地发展、部队人员及武装壮大的需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提上日程，江苏省委积极配合，尤其是在宣传文化、印刷技术、医疗卫生、军用物资及军工生产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

1940年10月之后，根据新四军的发展形势和要求，上海支援工作的方向再次做出调整，由苏南东路转向苏北地区。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根据中央的部署要求，江苏省委迅速将支援新四军工作的重点转到应付皖南事变上来。省委充分利用上海的有利资源和条件，通过多种途径配合中央揭露事变真相，抨击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同时想方设法掩护事变突围人员进入苏北根据地。自1月下旬至3月，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不少新四军干部陆续到达上海，他们抵沪后的安置、转移工作，都由江苏省委组织部统一安排。这批干部包括饶漱石、曾山、余立金、李一氓、谭启龙、符确坚、沈其震、薛暮桥、钱俊瑞、陈茂辉、胡立教、夏征农等。由于上海党组织准备充分、安排严密，整个掩护工作没有发生意外，所有突围到上海的新四军干部都安全撤退到华中抗日根据地。

三、支援工作的深化与拓展

1941年初至1945年8月是支援工作的深化与拓展阶段，支援方向从江淮到浙东，重点是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着眼抗战大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在华中局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江南、苏中、淮南、淮北、苏北、鄂豫皖、浙东、皖江、苏浙等区党委，华中敌后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1941年初新四军重建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并且有了新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是支援的方式更加隐蔽，特别是上海全面沦陷后，斗争形势极为恶劣，支援工作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进行。二是支援的内容更加聚焦，除输送人员至根据地外，重点是支援新四军和各根据地建设事业急需的物资与技术。三是支援的区域更加广泛，华中局领导下分布在江淮流域的各个根据地都成为支援方向，1945年苏浙军区成立后，浙东亦成为重点支援的方向。

1941年初至1942年底，江苏省委支援新四军工作的主要特征，是与新四军密切协作，通过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简称新办）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人和物。新办的组织关系由中共苏中区委代管，但实际工作机构、地下交通及业务工作，都由江苏省委配合和安排。江苏省委与新办主任杨斌的联系，主要由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教委书记刘峰负责。江苏省委全力配合新办工作，先后从各委抽调了40余名党员参加新办。新办最主要的任务是送人，即通过上海输送各类人员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两年的时间里，江苏省委先后动员了近1700人到新四军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学生和职员，也包括部分文化界人士，如共天佐、许幸之、林淡秋、金人、艾寒松、黄源、戴平万、韦悫、林德良、阿英、张宗麟、林和海、天然、葛鑫、池宁等。这些人员到根据地后，多数到华中局、抗大五分校、苏中区委工作。1942年底以后，根据地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决定暂停大规模吸收参军人员，同时上海全面沦陷后，江苏省委所处的环境极端恶劣，也不适宜从各系统大规模抽调人员去新四军。至此，上海党对苏北根据地集中的人力支援基本结束。

江苏省委在配合新办开展支援工作的同时，特别是1942年底新办撤销之后，重点在物资上给予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有力支援。这一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决定在各根据地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广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各根据地自己办印刷厂出报纸，办大学培养干部，办印钞厂发行货币，办兵工厂生产弹药，办医院救治伤员，等等。这些建设事业急需的大量专业人才、机器设备及生产原料等，往往通过后勤部门到邻近城市采购物资、招募人员。新四军和各根据地在上海的采购和招募工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事先与江苏省委取得联系，上海的党组织配合完成；一种是直接从上海的参军人员中挑选一些适合承担动员和采购任务的人员，利用他们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派其回上海完成任务。这一时期上海的物资支援，主要包括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军工生产、医疗卫生等方面。

1944年下半年开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向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并向东南发展力量。苏浙军区成立后，为保证部队的后勤供应，提高部队战斗力，粟裕决定主抓交通运输工作，尽快开辟上海至无锡至浙江长兴的交通线，使军区能够及时从上海等大城市补给物资。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这一计划，并把支援苏浙军区和浙东抗日根据地作为这一时期支援新四军工作的一个重点。1945年初，粟裕派吴明义、郭熙伟等到上海，争取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援。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职委所属的敌占企业工委，指示铁路党支部所属车掌区党组织负责人、时任沪宁线客车列车长陈杏生，具体负责沪宁交通线的工作。苏浙军区成立后急需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其开辟的交通线，还承担了动员、护送人员进入浙东根据地的任务。1945年5月，吴明义曾奉命将上海地下党组织输送的工程师、同济大学毕业生程俊兄妹送往苏浙军区。7月，为准备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伪汽车，加强新四军的运输能力，苏浙军区派郭熙伟回上海，通过个别串连的办法招收了50名自愿到根据地工作的汽车司机。这些人由吴明义带领，以去常锡地区找工作为名，先乘火车到丹阳，再由各联络站派人接送，沿太湖边步行至苏浙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四、支援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综合前述，全国抗战期间，上海人民充分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给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以巨大的支援。这一支援既是全面的，又是全程的。其全面性体现在，举凡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文化、宣传等方面，莫不竭力供应、大力援助。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的8年间上海共支援新四军各类人才约2.1万人，捐款超过130万元，各类物资如军火、药品以及通信、医疗、机床、印刷等设备器材更是难以计数。其全程性体现在，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各个时期，都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有力支援，并且根据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支援的组织形式、重点方向和具体内容，从而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领导上海人民大力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下上海抗战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上海党组织，顺应历史潮流，适应上海特点，因应形势演变，高举抗日救亡大旗，积极利用有利因素，及时调整策略方针，灵活开展支援工作，彰显了进步性、群众性、地域性、国际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特征，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和有效开展。上海的支援對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支援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就人而言，包含了大量新四军紧缺的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就物而言，包含了农村根据地所缺乏的和难以生产的急需物资。上海充分发挥国际大都市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就，争取广泛舆论支持和各种国际援助，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要支援。换言之，其他城市和地区所能给予的支援，上海也都能做到并且做得很好；其他城市和地区所不能给予的支援，上海亦能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的支援工作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