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勇

[摘要]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奋勇反击日本侵略的十九路军，其实是一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甚深的军队。本文在梳理十九路军的前身与成军后同共产党武装的和战关系基础上，着重指出该军移驻上海后，受共产党引领的民众反日运动的影响，故有组建义勇军的举措，特别是在上海战云密布之际，十九路军高层在战斗动员时，更多地吸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战术战法、战斗意志等方面的精气神，因此方有与顽敌周旋的勇毅。

[关键词]十九路军；一·二八；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編号] 1009-928X（2018）01-0010-03

1932年1月28日深夜，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闸北地区的入侵，揭开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上海战役，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其战役之持久、战况之惨烈、战果之显著、民气之振扬，皆堪称九一八事变以来之前所未有。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后有第五军参战，但是率先奋起抗敌并坚持到最后的十九路军，英名一时满天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与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该军之所以敢违逆国民党当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和在京沪掀起的抗日民众运动高潮，对其的影响不可轻忽。追溯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缘，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二者的互动，实有助于对一段历史的理解。

一、十九路军是一支与中国共产党因缘甚深的军队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其前身可追溯到1920年由闽返粤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陈铭枢为团长，蒋光鼐、蔡廷锴等后来十九路军的主将皆在该团任职。1925年夏，孙中山回粤组织革命政府，陈铭枢为粤军第一旅旅长，蒋光鼐为该旅第二团团长，蔡廷锴时任营长。1925年夏，陈铭枢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即以前粤军第一旅蒋光鼐团为基干，扩充为3个团，蒋氏为副师长，蔡廷锴为二十八团团长，戴戟为三十团团长。翌年夏，北伐开启征程，第十师隶属第四军，经历汀泗桥、贺胜桥之战，协同张发奎之第十二师，发动猛攻，消灭吴佩孚精锐，进而血战武昌城下，战取威名。当时，与其并肩作战的叶挺独立团敢为先驱，不怕牺牲，战果卓著，共同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

然而，这支部队最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分道扬镳。武昌之役后，陈铭枢凭战功升任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为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不久，陈、蒋、戴离开武汉，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叶挺为二十四师师长，并兼第十一军副军长，正军长为张发奎，张同时为第四军军长。随后，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共产党就此开启工农红军创建之路。蔡廷锴率第十师原拟参加起义，但在南下途中脱离了起义队伍，直走福建。

陈铭枢回闽后，即以第十师为基础，重建第十一军。在北伐成功后，又缩编为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后为两师。后在中原大战中助蒋介石击败冯玉祥、阎锡山，赢得了两师成军的发展新机遇。一说十九路军的诞生是在1930年秋两师开赴江西“剿”共之后，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十九路军留赣，前后共计十月，经历三次反“围剿”战役，当年北伐战友成为对垒交锋的敌人。高兴墟（一作高兴圩）一战，蔡廷锴差点折损阵上。

二、中共中央引领上海民众反日运动高潮，激励十九路军义勇之心

江西战事胶着不下，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也群情激奋。当时就有人建言：“本军应向中央请缨，放弃‘剿匪，开赴东北抗日，收复失地，而以抗日的浪潮，瓦解‘共匪力量！”随着宁粤和解，十九路军驻防宁沪。上海在九一八事变后日益高涨的民众反日运动，为该军输入了更强大的正能量。

于是，蔡廷锴开始萌生并实施将十九路军部分改编为义勇军开赴东北抗日前线的计划。蔡廷锴追记：“那时政局仍属在不生不死状态中。我们厕身军界，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穿军服入租界，帝国主义者的在沪军人见着都投以鄙视的眼光。是以我们国中军政人员，非换便服不敢入租界，即到也不敢抬头，实是可怜可叹。在死气沉沉当中，我甚欲卸责结束军人生活，否则愿率健儿赴东北一拼。即召本军旅以上来沪商谈今后大计，拟将本军志愿官兵由我率领往东北援马，其余不出发的则缩编归还中央。”后将之编成两独立旅、一特务营，考虑到“如用十九路军名义，中央必不承认，且会惹起国际视听，似不适宜”，“欲避免为中央所派之意，则须先辞去军长职，然后以国民资格组义军”，遂定以“西南国民义勇军”为名，拟于1932年正月底北上。这不仅得到陈铭枢回忆的印证，陈的追述还补充了三人商议的心结所在：“蔡廷锴说：‘我军虽然在国内打败过一些精锐队伍，但还不曾和外国敌军作过一次战，现在想起来都是罪过，我们过去苦是白受了，精力是白费了。在言谈话语之间，我们都流露出对过去的极大不满。”此观点实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论调造成极大冲击。

蔡廷锴等十九路军领导层之所以敢违抗南京政府的政令，与身处上海的民众反日运动不无关系，而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确有功劳。尽管在六届四中全会后陷入莫大的组织危机，中共临时中央还是迅速地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共产党发动的反日罢工、抵制日货运动、罢学请愿运动，特别是学生在沪的抗暴运动，以及三次赴京请愿示威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影响。此外，共产党还发动左翼文化人士进行抗日鼓动宣传，12月6日成立组建了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不过，蔡廷锴受制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用十九路军的番号，而扛起“义勇军”的旗号，更多地是受当时方兴未艾的义勇军运动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义勇军运动系因九一八事变而起，极易让人误以为其起源于东北，其实上海才是当时席卷全国的义勇军运动的风暴眼。在东北各类抵抗组织开始更多地以“义勇军”为名前，上海各行各界已组织了各种“义勇军”，预备支援东北，保家卫国。十九路军就接纳过复旦大学随军学生义勇军进营实习，确实没有置身此运动之外。

关于义勇军运动，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多少有些滞后。不过，这一轻忽很快得到纠编。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及之后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1931年12月2日），已然认识到问题：“对于救国义勇军，我们也没有能够领导。”1932年1月7日，共产党领导的“民反”组织发表宣言，倡导民众自动武装组织真正义勇军对日宣战。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夕，“民反”总部设立义勇军委员会，在闸北、沪西、沪东、浦东4区设立分部；中共臨时中央继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1932年1月27日），号召“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必须每一个人迅速的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更是为义勇军运动推波助澜。

三、汲取共产党工农武装的战斗精神，十九路军奋勇反击日寇侵略

就在蔡廷锴将率义勇军北上之际，日寇在上海意欲图谋不轨的动向已相当明显。特别是日僧事件发生后，十九路军高层严正关注，从1月15日起就开始有所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关键时刻，南京政府沦为掣肘干预的阻力方，而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发挥了神奇的鼓舞斗志作用。

1932年1月23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历数日寇的侵略罪恶，标榜十九军战史的铁血荣誉，提振革命军人之勇气。当天十九路军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在研讨议决兵力配备，如何应对日机坦克等事项后，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十九路军的最高指挥官不约而同地举例工农红军来鼓劲打气。

蔡廷锴提请注意三点，其一是：“上海地面辽阔，大家只能各自为战，即以营连为作战单位，作战时营连长应活泼应战，总以避开铁甲车、飞机、大炮为原则，铁甲车能通过的地方，事先应设法堵塞。为避免飞机大炮时，一律可移出兵库，只在附近找草棚小屋屯驻，学我们在江西时，赤匪攻击我们的技术。”“赤匪”即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江西“剿匪”经历，红军在没有飞机坦克的情况下，化整为零，与敌纠缠的战术，成为蔡廷锴倡导的学习榜样。蒋光鼐最后讲话，他抱病而来，强调了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号召“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在承认“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后，蒋紧接以“但书”：“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既而，他打了两个比方来阐述精神的重要性、战斗力，其一是李广射石没羽的故事，其二便是提到了工农红军的事例，这已是在他讲话的结束部分：“我们看赤匪环境那样的坏，交通给养那样困难，但赤匪能避重就轻，来和我们顽抗。我们现在环境多么好，交通多么便，而且还有人民的协助。”一语道破红军的致胜之道，那就是红军顽强不屈的抗击精神、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此，蒋也倡导“沉着坚守…死命前进，拼完为算”。

蔡廷锴、蒋光鼐的讲话，点明了在江西与红军作战给十九路军留下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这支部队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的战斗精神就这样注入了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

四、共产党领导的“民反”义勇军、反日大罢工直接支持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打响后，“民反”义勇军在闸北战区的中兴路宝兴坊设立前方办事处。1月31日，在中共沪西区委的指示下，沪西各厂工人纠察队改组和扩大成立沪西工人反日会义勇军。中共临时中央2月来信再次强调工人义勇军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意义和作用。十九路军军部档案记云：“自一二八夜开战，当地战区的工人、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纷纷加入巷战，以血和肉与日本的陆战队及便衣队相拼，协助军队作游击战争，当收空前的胜利。”这其中就有近3000众的“民反”义勇军的奉献。除了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民反”义勇军还到十九路军兵营慰问，宣传抗日救国形势。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深入前线、战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也促成了军民联合抗战的大好局面。

同时，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的反目大罢工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全市各业工人被发动起来，拒不为日军工作，为十九路军义务服务。沪西日商纱厂3万余工人反日大罢工，坚持4个月之久，致使日商经济损失惨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十九路军官兵深感上海工人反日斗争意义重大，专门从民众捐助的慰劳金名提取部分款项资助沪西工人支持罢工。

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时同仇敌忾。全国各地爱国士兵纷纷前来投效，新兵训练处每天能招收数百人。据十九路军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的后来回忆，招收的新兵中就有红军派来的。共产党的军事干部与十九路军将士一起战斗在上海，初步体现了“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民族统战精神。

五、结论

虽然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有携手御侮的迫切性，但是形势发展还远没到二者可以坦诚相见、平等合作的时候。尽管如此，十九路军不畏强敌，奋起捍卫中国军人的荣誉与国家民族的尊严，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为还是大有关联。就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地而言，中共中央在上海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引领与支撑，为十九路军积极抗战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更为重要的是，这支在历史上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密切相关的军队，面临日寇强敌，更多地汲取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做法及其工农武装的精气神。这是特别需要加以着重指出的。

责任编辑：刘捷